刘培善政委怒批秘书：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请示就让人回去？

5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十分紧张。

1956年7月1日，中央将南京军区所辖福建、江西两省的武装力量划出来，成立新的福州军区，下辖几十万重兵，全力应对东南沿海局势。

同样地，人民解放军也选派了众多名将镇守这一重要军区。

50年代末，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是开国上将韩先楚，人送外号“旋风司令”，专门负责军区的日常工作；担任政委的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叶飞，他还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专管地方，同样是开国上将；担任福州军区第二政委的都是开国中将刘培善，负责主持军区党委的日常工作。

军区司令和政委都是开国上将，第二政委是开国中将。两上将一中将镇守福州军区，对岸的国民党当局除了冲喇叭里喊喊，播放些展现台湾“幸福生活”的“靡靡之音”，根本不敢造次。

福州军区名将云集，且不说韩先楚、叶飞、刘培善这些骁勇悍将，就连担任军区党委秘书的都是几十年后的上将宋清渭。

那时的宋清渭刚满30岁，而立之年的他便能就任东南沿海军区的党委秘书，足见上级领导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但同样地，在这些军区领导身边做事情，宋清渭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宋清渭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当时，宋清渭的二伯在日本鬼子发动“清乡”运动时不幸被机枪打死，他小小年纪跟着家人去收尸，只见二伯的尸体怒瞪双眼，紧攥双拳，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这在年少的宋清渭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那之后，宋清渭便以15岁的年龄踏上了革命道路。

但那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宋清渭没多少机会上战场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从1945年参军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宋清渭参加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从山东北部的德州一直打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

昌潍战役时，他在营长和连长都牺牲的情况下率部突围，遭到了敌人的猛烈还击，左臀部被打穿。进行了简单处理后，他坚持让人用担架把自己抬回战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的胜利；

济南战役时，他以华野10纵13团9连指导员的身份身先士卒，拼死血战，一发子弹将帽檐穿了个窟窿，离脑袋也就2厘米多，但他毫不畏惧；

渡江战役时，他不顾自己是“旱鸭子”，在船还没靠岸时就跳船冲锋，差点被淹死；

上海战役时，他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果断带着战士们冲进敌军指挥所，成功劝说400多名敌人放下武器归降；

宋清渭堪称老革命，在战场上勇猛非凡，先后荣立一次一等功，六次三等功。就他的功劳和资历来讲，被关键的福州军区委以重任自然是理所应当，但这也免不了他在工作中会因为犯错而挨批。

1959年，宋清渭就犯了一个大错，不仅挨了直属上级第二政委刘培善的严厉批评，还让自己在很长时间里无地自容。

1959年的某一天，中央要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各个军区军以上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福州军区接到消息后，刘培善政委先坐飞机去北京了，临走前交给党委秘书宋清渭一个任务，要他负责陪同福州军区各军的领导坐火车一起去北京，并负责路上的保障工作。

50年代时，从福州到北京没有直达的火车，宋清渭要安排各位领导先坐火车到上海，再转火车前往北京。

而就在他们一路风尘仆仆抵达上海时，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这么多高级将领到达上海火车站，上海所在的南京军区自然是要迎送一番的。于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专门到车站给他们接风，同时又带来了一条刚刚从北京总政治部发来的消息：各军区的炮兵司令员，炮兵政委，工兵主任，工兵政委不用参加此次军委扩大会议。

宋清渭得知后不知该怎么处理，那时的信息还不发达，而且在上海转车的时间又很短，根本来不及请示上级，于是便和身边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让福州军区这四位领导不用去北京了，马上原路返回。

殊不知，宋清渭这里便犯了一个大错。他作为一个秘书，未经请示就擅自让军阶比他高好几级的四位首长打道回府，这无论如何是不合时宜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大事，就算没有时间请示，最好的方式也是“将错就错”，让那四位首长按原计划上车赴京，就算他们白跑一趟，到时候面对上级也可以解释清楚，毕竟总政治部这个通知来得很突然。

但宋清渭没有请示上级便让他们回去了，万一中途又有了变数该怎么办？到时候四位首长没有到北京参会，那宋清渭就闯大祸了；就算没有变数，宋清渭也绝对会因为擅自做主挨刘培善政委一顿骂，两种结果都讨不了好。

令宋清渭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果然又有了变化。

正当宋清渭陪同福州军区其余领导同志们踏上去北京的路途时，政委刘培善已经到了北京，同样也得知了那条通知。由于宋清渭没有向他汇报，所以刘培善误以为那四名领导同志已经在来北京的路上了。

于是刘培善向军委领导请示：“福州军区的炮兵司令员及政委，工兵主任及政委都已经在路上了，可否让他们四人参加会议？”军委领导同意了，特批福州军区这四位领导可以参加会议，不用返回福州军区。

可当宋清渭和福州军区的领导们到达北京时，刘培善却发现那四位领导居然没来，弄清事情的原委后，便严厉质问宋清渭：

“你一个军区党委秘书有什么权力，不向我请示报告就让人家回去了？！”

宋清渭被政委刘培善痛批了一通。

刘培善的意思很明确，不管军委或是总政治部在会议安排上有什么变数，可当时他们已经在上海转车了，这种情况下就算来不及请示，作为党委秘书的宋清渭也不应该擅自做主让四位领导原路返回，这属于越权行为，万一发生变故就会误了大事。

而宋清渭也没有请示刘培善，那么刘培善之前请示军委称“四位领导已经在路上，让他们来开会”的说法就相当于是在欺骗上级了。

这问题就更严重了。

这就相当于军委批准那四位领导来开会，结果军区党委秘书竟又让他们回去了，这事儿听起来就荒唐。

如果放在生活中，这兴许不算大事，只要解释清楚就行了。但如果发生在要求纪律严明的军队里，而且还是在军委扩大会议这种大事上，这就对军队的严格作风影响很大了，因为军队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干部隐瞒不报，擅自做主。

如果战场上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可是要白白出人命的。

这也难怪刘培善政委会生那么大的气了。

身经百战的宋清渭当然明白这一点，这次过失虽说自己是无心的，同事们也在帮自己求情，但他还是觉得无地自容，尤其是挨了刘培善一顿批评之后。

党委秘书作为首长身边的重要角色，在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时，即使情况有变，也不能未经请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做出越权的事来。而是应该灵活变通，想出符合军队规定的解决方法。

这就是宋清渭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这件事也让他知道了该怎么当好首长身边的秘书。

不幸中的万幸是，那四位领导在上海下了车以后，并没有立刻返回福州军区，而是认为就这样回去总是不妥，于是便一通电话打到北京，向刘培善政委请示。

刘培善接到电话之后，马上叫他们赶到北京开会。因为中央军委的特批不可更改，这四位领导非得去北京开会不可。

总算是亡羊补牢。

这件事过去之后，宋清渭一连好几天心情都不好，甚至还时不时地躲着刘培善。这一切刘培善都看在眼里，知道他还没迈过心中那道坎，于是便在一天晚上专门找宋清渭谈话。

刘培善拿出政委做思想工作的态度循循善诱，给宋清渭摆事实讲道理，语重心长之中娓娓道来，毕竟这样的事在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是很严重的，希望宋清渭理解他严格要求下属的良苦用心。

刘培善还说，宋清渭是立过战功的人，希望他能正确认识到错误，正确地对待批评，但不可从此就一蹶不振，一定要经受住挫折。

这番话让宋清渭铭记终生，也对他将来的军旅生涯非常有益。

后来，宋清渭一直在福州军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团政委、干部部部长、29军副政委等职。

平日里的宋清渭性格随和，爱兵如子，士兵们对他非常爱戴，他对士兵们严格要求而又关怀备至，对军里存在的一些困难也会尽力解决。

1983年，54岁的宋清渭担任了31军政委。那时的宋清渭在经历了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早已成为了一个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的铮铮铁汉，人送外号“宋大炮”。

当年11月，宋清渭参加全党整党工作座谈会时，军委领导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31军会违反军委规定，参与经商活动？”

要知道，人民解放军是不允许干部战士从事经商活动的。

宋清渭知道自己部队的情况特殊，但他对上级一向都是如实汇报真实情况，从不推诿掩饰。

于是他实事求是地说：

“部队每天都有数百辆军车往返泉州大桥，经过初步计算，31军每年至少要支付50万元以上的过桥费。而我们军军级以下的单位没有任何机动经费，上级也不给报销，没有别的办法。”

此外，宋清渭还提到了干部生活补助等问题。

所以，31军才从事了一些生产经营的活动。

宋清渭还说，自己来北京之前刚刚接到了有关不准让部队经商的指示，为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还可以将军里过去生产经营获得的两三百万元收入如数上交军委。

军委领导听到事情原委后表示理解，军委办公厅还将这个特殊情况如实上报给了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称这个钱是他们自己挣的，只要没有违法，军委也不用收，让31军自己支配这笔钱就行。

当时的军委委员、开国中将余秋里如此评价宋清渭：

“你这个军政委敢讲真话，比较实事求是，讲得比较实在，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要提倡这种作风！”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缓和，福州军区被重新并入到了南京军区。

从那时起，原31军政委宋清渭调到了济南军区当副政委，正式成为军区级别的领导人。因为他是山东德州人，这次被调到离家比较近的地方，他刚一上任就立下了规矩：绝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亲戚办事，坚决“六亲不认”。

遥想1948年宋清渭母亲去世时，他的部队正在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夏口镇集结，准备投入济南战役，所以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50年代宋清渭父亲去世时，他又在千里之外的福建准备迎接国民党的反攻，等接到家里告诉他父亲去世的信件时，他父亲已经下葬半个月了。

虽说自古以来忠孝不两全，但这也成了宋清渭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后来，宋清渭将这份遗憾弥补给了家乡人。

那时的宋清渭已经身居高位，不再是那个当年犯错误的秘书了，但他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担任何等职务，都始终关注着家乡德州的发展。每当听到家乡有了新变化，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都是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宋清渭对自己的亲戚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从不利用职务帮他们走后门，但一听说家乡的群众生活有了困难，他就会想尽办法为百姓解决。

就连德州发生了旱情，他都会连夜协调有关单位，出动了十几门高炮进行人工降雨。

不止如此，宋清渭还四处奔波，协调地方各个部门多方筹集资金，为家乡解决了不少财政支付、修路架桥、校舍修缮和群众吃水等民生问题。

宋清渭不仅是上级嘴里的“宋大胆”，还是一位心系家乡的布衣将军。

1987年，宋清渭升任济南军区政委。一年后中央军委宣布恢复军衔制，宋清渭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5月晋升上将军衔。

宋清渭没有辜负当初刘培善政委对他的期望，虽然刘培善早已作古，但他的精神和教诲仍然影响着宋清渭的一生。

几十年前，刘培善借那件开会时宋清渭犯的错误告诉他，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严谨，对错误一定要正确认识。既不能因为事出突然，就擅自越级做主；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态度就一蹶不振。

这些话语这么多年一直都激励着宋清渭，让宋清渭始终保持着优良的军人作风，从党委秘书做到军中上将，从一个小八路成为军队的中流砥柱。

纵观宋清渭将军的一生，可谓是一位一心为国的柔情铁汉。

现如今，宋清渭上将已经93岁了，身体十分硬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