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重建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

东方网记者包永婷12月30日报道：作家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刚刚获得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12月2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千里江山图》的文学意义和时代价值展开交流讨论。

“《千里江山图》是一部在新时代书写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它既有对红色经典书写传统的坚持和继承，也做出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创造和转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深入研讨《千里江山图》，不仅有助于认识一部优秀作品，而且对于在新时代文学中如何去书写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看来，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融合度极高的成熟之作，也是一部严肃主题和通俗故事融合之作。他认为，对于先锋小说家孙甘露而言，依然保持着非常强劲、严密的先锋小说的特质。

中国作协副主席、小说家格非表示，孙甘露笔下的上海有着非常新颖的特质。作者精确地考证了上海地图、历史事件，但又不是完全复现、照搬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我想起康德所说的双重视野，怎么描写‘物’和‘物中之物’，既精确又带有自由度，该虚的地方是虚掉的，但是实又经得起推敲的。”

“这部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牺牲，他们用生命践行了生命本身的价值，作者对牺牲、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格非说。评论家王纪人则认为，“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地下工作者，但却用一种昂然的诗意，为这些这些籍籍无名者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小说中悬疑因素的设置，体现了孙甘露的嗅觉和想象力。”评论家胡平认为，作者并不只是“烧脑”，也保持现实生活的质感，基调非常冷静，让读者读起来像日常叙事。同时作者并不满足于写人物的机智和勇敢，更追究谍战根源，写出了信仰之争，尤其是陈千里和叶启年冲突。

“ 《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同时还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评论家潘凯雄说。评论家白烨认为，在讨论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很大的意义在于对这类作品的写作有很多借鉴意义。“我们不缺主题性写作，怎么样把故事写好，写得有文学性，《千里江山图》做了一个示范和突破。”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表示，小说中对于人物的把握，尤其是小人物的把握，令他最为赞赏。“小说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有着相似之处，有时候人物要去找很细，一旦你看准了某个小人物，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小人物非常栩栩如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千里江山图》重建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把都市里看不见的部分翻转。“日常的都市和红色的、隐秘的行动故事在作品中流动，让读者重新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尤其在文学版图里奠定了上海的红色坐标。”与此同时，作者准确地把握了革命者和革命的关系，讲述了年轻革命者成长的故事。“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去讨论这部作品？就是因为它书写了革命者的日常情感甚至某一个时刻的脆弱，同时也写出了他们的崇高，让我们真切认识到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有这样的革命故事。”

在研讨会最后，《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孙甘露表示，“虽然到了这个年纪，我还是愿意学习的。学习的念头、能力还在，可能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他坦言，《千里江山图》是有着谍战小说形态的主题创作，将其放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中国革命百年历史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背景中，“小说中叶启年、易君年和陈千里等两派人物观念、精神、生命的交锋，才是这部小说写作我真正关心的部分。”

截至目前，《千里江山图》已经加印了8次，发行量近10万册。依托小说的母本，上海正全力推进《千里江山图》影视转化改编工作，希望通过全版权开发，推动这部作品走向戏剧舞台、有声读物等艺术表现领域，让陈千里、叶桃等英雄人物形象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