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设下“高明”圈套，连周恩来都中计了，毛泽东却一眼看穿

1935年秋天，中华民国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从莫斯科回到了南京，他或许还不知道，蒋介石即将委派给他一项在当时看来简直石破天惊的任务。

这项任务就是：让邓文仪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设法打通和中共的关系，以实现国共两党一起合作抗日的局面。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对红军各种围追堵截之时，蒋介石居然主动提出了国共合作！

一向视中共为眼中钉的蒋介石提出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且还是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绝对大有文章，甚至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又说不清是什么。

这一切，还要从1935年初骇人听闻的华北事变说起。

蒋介石主动和中共接洽

“918”事变之后，东三省很快沦陷，到了1935年，日本先后制造了察哈尔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无视中国主权的“渐进蚕食”，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便昭然若揭，已经露出了“七七事变”之前最尖锐的獠牙。日寇不仅大肆侵犯中国主权，还从事大规模的非法走私，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受到了灭顶之灾。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光在华北就让国民政府损失了2000万元，蒋介石气得大骂：“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福，实为世界之害群之马也！”

要想很好地牵制日本，蒋介石必须依靠北方的苏联，因为日俄战争使得日本成了中国和苏联共同的敌人。

国民政府从1932年12月12日起就恢复了和苏联的外交关系，但到了“华北事变”后他们才开始频繁接触，因为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导致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冷淡。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国民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活跃了起来。

之后，蒋介石还把“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派去当驻苏武官。邓文仪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妥妥的“党国”栋梁，22岁就做了国军20师少将政治部主任，堪称老蒋跟前的大红人。

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改善，让之前还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也缓和了下来。

1935年7月，也就是张北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会上多次发言，反复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称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抗击日寇。

中共代表们还起草了《八一宣言》，里面指出：

“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里还当着共产国际所有人的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目前局势的期望：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过去和现在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新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惊世宣言中，共产党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称呼。过去叫他“蒋匪”、“将帮”、“蒋贼”，现在称呼他“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蒋总司令“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显然，这篇宣言一出，如若蒋介石继续对红军展开“围剿”，那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心高气傲的蒋介石根本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和共产党谈，想让苏联做自己的中间人，这样自己可以不用出面，联系中共也较为方便。

1936年初，蒋介石特意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请他做国共中间人居中联络。

蒋介石对鲍格莫洛夫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红军的问题。如果中苏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国民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

这个看似合理的要求却被鲍格莫洛夫拒绝。

“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鲍格莫洛夫缓缓地说，“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

蒋介石不死心，又说道：“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以此表示对南京政府的真诚态度，还能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

鲍格莫洛夫不为所动，仍旧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绝不扮演你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毫无疑问，国共合作，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共产党的武装，他很害怕共产党会因为抗击日寇而发展壮大，所以要让苏联逼迫中共承认自己的南京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后就以“其他政党不可拥有军队”的理由收编中共的武装。

然而外交高手鲍格莫洛夫根本不上他的套，他拒绝做中间人，一来是因为这确实是中国内政，苏联不方便干预，会予人口实；二来呢，如果鲍格莫洛夫做了中间人，毛泽东就会以为他是代表老蒋来当说客的，难免会有戒心，不利于团结抗战。

毕竟在远东地区，苏联需要中国帮他牵制日本，如果中国内部都不团结，对苏联也没益处。

况且，鲍格莫洛夫也不希望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将来独霸中国，这相当于在苏联远东埋下隐患。

他认为，蒋介石其实就是想以国共合作为理由拔了共产党的牙，既然共产党已经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宣布要与国民党“亲密携手”，他们对蒋介石甚至连称呼都改了。如此境遇，老蒋这做法未免也太小人了，对公众也不好交代。

不得不说，共产党在莫斯科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步棋走得实在绝妙。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再加上与苏联的挂钩，蒋介石才不得不必须与中共谈合作了。

蒋介石和鲍格莫洛夫会谈后，又找民国行政院长孔祥熙商量了一下，再次向鲍格莫洛夫表态：“我们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必须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鲍格莫洛夫还是坚持上次会谈的看法：“请您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你的内政。”

很明显，苏联无论如何不愿做国共中间人。

那么接下来，就是邓文仪的事情了。

初步商榷统一战线

1936年1月，带着蒋介石“打通和中共联系”的委托，邓文仪回到了莫斯科，并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胡秋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了联系。

显然，相较于派人到苏区和中共接洽，派邓文仪直接去苏联找人更容易些。

负责接待邓文仪的是王明和潘汉年，王明一上来就十分肯定地说：“对于任何政党和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

除此之外，王明还表达了疑虑：“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那就是如何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抗日斗争？”

邓文仪称，国民政府正在组织会议商讨对付日寇的办法，开办指挥人员训练班，修筑公路便于军事行动等措施，还说这些行为表面上看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在为抗日做准备。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宣传机构就一直在鼓吹一种说法，声称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为了“反苏反共”，完全就是迫不得已。这样的谬论纯粹无稽之谈，但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不免让人以为他是在默认这种荒谬的说法。

毕竟，蒋介石骨子里也是个“反苏反共”的人。

这一点，邓文仪当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做了解释：“蒋先生、包括我在内，确实被日本方面的宣传欺骗了。从前，我们确实相信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来抵抗西方国家，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日本绝对不会把中国殖民地化......但现如今我们才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就一定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关于国民党“联共抗日”的条件，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的四条意见：

第一、撤销中共的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要求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第三、关于党派的问题，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存在；第四、关于将来作战的防线问题，由于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只能派少数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

此外邓文仪还提出，如果红军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可以在红军和南京军队之间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如果未来中日开战，日本海军舰队势必会封锁中国海岸线，那时候中国先进武器的来源不是英美而是苏联，所以南京也希望能通过西北从苏联获得武器。

共产党方面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真正密切联合的初步条件就两条：第一、两党必须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如果南京方面做不到，那么任何真正的实际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国民党想通过共产党从苏联得到武器，王明对邓文仪的回应就一句话：“你是外交官，应当自己去进行谈判。”

同时，王明、潘汉年也对邓文仪提出的条件产生异议：“撤销苏维埃政府是否也要撤销南京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国家都有一条规定，那就是任何受国家承认的政党都不能拥有军队，连蒋介石本人都说，自己手下的军队都属于国家，国民党没有一兵一卒。

这也是蒋介石让共产党缴械的完美理由，意思就是：如果两党息兵一同抗日，那中共要么缴械，要么“融入”国民党。

这样的条件，显然中共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作为一名政治家，总想着给共产党红军提出那些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只会带来坏处的条件，他又想撤销苏维埃政府，又想改组红军，又想让中共领导人全“招纳”到南京政府，还想把共产党的武装派去条件艰苦的内蒙作战，这明显就是想法子把中共“肢解”嘛！

最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们还是让邓文仪必须和国内的中共中央商谈。

也就是说，蒋介石提出的这几项条件，他们无疑是反对的，但又不希望国共兵戈再起。如何妥善解决？那就要让身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拿主意。

虽然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结果，但双方在国家危难之际能选择坐下来开诚布公地商谈，这已经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来不小的进步了。

事后，王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了与邓文仪谈判的情况：

“自我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八一宣言》及几次通电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合作的具体办法。”

看来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蒋介石都避免不了和中共领导人的正面交锋。

这一次，蒋介石找到了曾担任过自己的机要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

国共两党的正面接洽

陈立夫的政治生涯，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那流传甚广但又从未得到有力证实的“CC系”，又被称为“中央俱乐部”。

可能因为“CC系”只是没有军权的纯政治派系，虽然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影响甚大，且与民国其他几大家族来往密切，但这一组织从来都没有真正摆在台面上，而是完美地渗透于国民党内，仿佛看不见摸不着的鬼魅一般时隐时现。

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个组织，但就是没有得到证实。

在和中共领导人直接接洽之前，蒋介石一定要让陈立夫去找中共地下党。

可找中共地下党谈何容易？过去几年，他们有很多人都被蒋介石杀的杀、抓的抓，其余的人也都隐藏在国民党当局不宜察觉的地方活动，即便是利用“CC系”那四通八达的关系网，也很难寻觅到他们的踪迹。

不过还是让陈立夫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他得力干将曾养甫的下属、曾在上海市党部当过监察委员的谌小岑。谌小岑精通俄语，过去在天津和邓颖超一起创办过女星社，专门为妇女补习知识，政治观念上还隐隐约约有点儿“左”，说不定他能找到地下党。

谌小岑左思右想，将他认为像中共地下党员的人一个个在脑海里过筛。突然，一个人名一闪而过——左恭。

左恭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谌小岑曾经和他一块儿办过杂志，他和左恭接触了很多次之后认为，这人十有八九是共产党。

谌小岑猜得一点儿都没错，左恭还真就是个中共秘密党员！

除了左恭，谌小岑还想到了一个人——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吕振羽，还特意给他去了封信：“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姜府”谐音“蒋府”，指国民党；“龚府”谐音“共府”，指共产党。吕振羽一看信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将此信交给了一直与其保持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中共北方局随即也决定与国民党展开接触。

左恭呢？他去找了负责和他单线联系的交通员张子华，张子华确认情况属实后，又找了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当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周继吾）。

董健吾出身于一个基督教世家，年轻时和蒋介石大舅哥宋子文、民国外交官顾维钧做过同学，此人口才极好。1930年，他创办了名义上是信奉基督教的“互济会”，实际上是宋庆龄资助并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子女。同时，他还是中央特科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人。

所以，董健吾又被称为“红色牧师”。

谌小岑的居中联络收到了奇效，周小舟和董健吾的“双管齐下”，使他看到了这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希望！

一石激起千层浪，董健吾和张子华正准备去陕北与党中央会面时，宋庆龄居然送来一封信，称这是国民党高层给中共中央的信，拜托董健吾送到陕北，同时还给他们两人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亲自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

两人到了西安之后，由于天降大雪，不得已在那里滞留了40多天。这一次，他们俩人居然和身在西安的张学良搭上了关系。

董健吾和“少帅”谈了很长时间，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完全点燃，“少帅”被共产党的抗战诚意深深打动，而当他听说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也萌生了“联共抗战”之念，不由得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特意派他的私人飞机送二人前往陕北，还交给他们一封自己带给中共中央的信。董张二人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对部下说：“既然国民党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3月底，周小舟那边也有了消息，他亲赴南京与陈立夫心腹曾养甫谈判，带去了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爱国政治罪犯；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会谈期间，周小舟还给曾养甫带来了中共中央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的信函，每封信都附有《八一宣言》，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的签名盖章。

一切似乎都向着很好的方向发展，可到后来又有了变数。

毛泽东看穿蒋介石圈套

经过一番辗转，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人终于安全抵达了陕北。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前线指挥作战，接待董张二人的是博古和林伯渠。董健吾将宋庆龄和张学良的密信交给博古，要求转呈毛主席。

关于蒋介石主动和中共接洽的行为虽然可嘉，但中共方面对国民党提出合作的想法是不信任的。毛泽东则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抗日，蒋介石虽然提出谈判，但现在双方不仅要和蒋介石谈判，还要和一众国民党元老、社会各界谈判，将抗日民族的战线统一。

毛泽东本来要将董健吾和博古一同叫到前线商议，但董健吾怕自己的身份会惹人怀疑，急于回上海复命，毛泽东便把自己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条件总结成五条，交由董健吾带到南京：

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第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1936年4月，毛泽东又让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商谈国共合作的相关意见，两人十分投缘，在房间里交谈了整整一夜。

蒋介石看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让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意见去延安进行汇报。

蒋介石的意见总体可以概括为两条：首先就是国共两党抗日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在作战中出现了不同意见，则可以成立民意机关进行选择。

这些条件看起来很有诚意，包括周恩来在内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而且绝对是真心想和共产党联合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因为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结束对苏区的“围剿”。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这是准备对红军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如果红军答应了“联蒋抗日”，便相当于完全加入了蒋介石的队伍。因为两党之间，实力弱的一方与实力强的一方联合抵御外敌，实力弱的一方永远不会有主动权，而且红军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作战部队存在，必须要服从国军的指挥，这跟把枪交上去没什么区别。

后来确实是这样，当年10月，蒋介石再次下达“进剿苏区”的命令，根本没有理会之前和共产党的谈判条件。

毛泽东指出，如果蒋介石是真心抗日，那么他就不会在“两广事变”之后集结30万兵力在陕北周围对中共进行“围剿”。董健吾和张子华送来国民党高层密信时，毛主席自己不还在前线指挥作战么！

毛泽东的推断顿时让周恩来等人感到一阵后怕，这要是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那共产党可就太危险了！

这个伎俩有点像《水浒传》里的“招安”政策。小说里，宋江渴望朝廷招安，很多人都觉得他怂，但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梁山好汉多么情同手足，多么义薄云天，他们在百姓眼里都是“草寇”，而且凭借那一百单八将大概率也动摇不了北宋政权，如果不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弟兄们便要一辈子背上“草寇”的名声了。

毛泽东很清楚，宋江可以接受朝廷的招安，但共产党是决不能接受国民党的“招安”的。

因为宋江一伙人没有行动纲领，没有政治基础，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群众路线也是稀里糊涂。入伙的人要么是胸无点墨的草莽，要么是和朝廷闹矛盾的官宦。他们充其量就是对社会不满，既没有想推翻朝廷的意愿，更不会背离当时的政治制度。只要朝廷以不错的条件收编他们，他们就不会拒绝。

但共产党就不一样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战略目标，而且其思想、纲领、方针都和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为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两党可以携手抗日，但中共若因此被国民党“招安”并交出武器，那就等同于放弃了革命理想，不仅之前的努力宣告白费，而且今后全党上下都会成为蒋介石砧板上的肉。

这样一来，当时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共就会像一把盐撒进大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国民党“融化”掉，将来复兴民族什么的就不用谈了。

所以，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合作看似有理，实则暗藏杀机，是万万不能上套的。

既然这样，那中共要如何联合国民党呢？

这毛泽东也给出了答案——逼蒋抗日。

“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虽说只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却大有不同。如果是“联蒋抗日”，那中共将会失去主动权，虽然平息了干戈，但蒋介石会用另一种方式慢慢“融化”共产党；但如果“逼蒋抗日”，那中共就可以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和蒋介石谈条件。

不过，“逼蒋抗日”手里是要有筹码的，蒋介石断定中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筹码，所以他才能“从容不迫”地一边要和中共“合作抗日”，一边又加大了对苏区的“进剿”。

果然，到了1936年11月，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举行会谈，陈立夫正式向中共提出要求：

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中共干部可以适当“安插”。后来陈立夫又提出，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军长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甚至连“招安”都不是了，就是赤裸裸的“侵吞”。对此，潘汉年都没有向中央请示就当即予以严辞回绝。

蒋介石的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毛泽东分析得一点儿都不差。

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

“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我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圈套，等同于这次国共联络以失败告终。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两天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西安进行兵谏，将蒋介石囚禁了起来，使得共产党手里也有了筹码，顺利实现了“逼蒋抗日”，算是给国共合作抗战狠狠打了一针催化剂。

蒋介石这次是前所未有的狼狈，此次事件意味着自己不得不接受中共的条件，停止对苏区的“围剿”，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甚至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和共产党“串通”的，所谓“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

从那以后，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命人将他软禁了起来，这一软禁就是整整54年。

毛泽东后来评价张学良说：“他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