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陈寅恪，为挽救史料成为好友，却因整理档案，反目成仇

民国时期，心怀抱负的人都会选择出国深造，傅斯年和陈寅恪也不例外。

留学归来的两个人，深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都很重视发掘新史料，同时也致力于对中国史料的整理和保护。

一、声势浩大的史料危机

抗战前期，李盛铎准备把内阁大库档案转卖给国外相关机构，因为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史料就如同废纸一般，既没什么用，而且特别碍事。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听说了这件事，两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人帮忙，只为了留下这一批档案材料。

在傅斯年和陈寅恪眼中，这个档案是进行明清史研究的一等重要史料。此外，这档案要是流出国外由外国学者进行整理，极大可能会损伤国家的形象。

傅斯年再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灌输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

傅斯年之所以写这封信，目的就是希望中央研究院能出资买下这个档案。

观点相同的陈寅恪，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为表支持，他也立刻致函蔡元培，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两个人的坚持不懈下，他们说服了中央研究院，一起主持整理内阁大库的档案，并且确定了国史主研的领域。

二、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谈起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视和整理，领头羊这个词，非陈寅恪莫属。

民国十四年，在外求学的陈寅恪回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掌握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并且具备了阅读八种语言的能力，因为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很多人都推崇他的见解。

陈寅恪是个有远见的人。

清末明初，很多的旧史料（比如宋版书）被一些学者抛弃，说它们无宝可淘形如废物，可在陈寅恪眼中，这些档案却是无价之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在新史料观的指导下，陈寅恪很早就要打算整理并研究这批档案。

他深知这批档案的重要性，并且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将其买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傅斯年，一个和他有着共同见解的人。

同为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也深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对新史料的发掘也是十分喜爱和注重。

在新史料的牵线搭桥下，陈寅恪与傅斯年相遇。

两个同道中人，开始为了内阁大库的档案共同努力。

傅斯年知道陈寅恪想法之后，很支持，积极主动地向蔡元培致函，希望同意购买这项档案（旧史料）。而且，他还请陈寅恪就近“常川住北平，以便从事整理”，时常叫陈寅恪到他家坐坐聊聊天。

在这样相处模式下，两个人的友谊迅速升温，对傅斯年的委托，陈寅恪也责无旁贷。

两个人一起为了这批档案，忙碌奔波，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收购这批档案，同时也专心致志地整理着这档案。

三、渐行渐远，只因不懂沟通

在整理这批档案的尾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这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直接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陈寅恪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傅斯年在档案样本中骂了别人，便对此有看法。他私下找到傅斯年商量这个问题，希望他可以再三考虑删掉这篇文章。

傅斯年是个不易改变的人，陈寅恪也深知他这个性，反复强调“如公主张不须改易原文，亦请速覆，以便装订工作之进行”。

一事未平，又起一事。

两人在留任徐中舒的问题上又存在了意见分歧。

在整理档案过程中，陈寅恪虽说是负责人，但很少直接参与其中，主要是徐中舒在主持。

后来，因为傅斯年没有尽力去挽留徐中舒，陈寅恪心中很气愤，致函傅斯年：

“此次档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他去，不独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难觅。”

徐中舒终究还是没有继续做下去，陈寅恪大为失望。

一次在北平史语所驻地北海静心斋与李济闲谈时，陈寅恪说到整理内阁大库的档案时，直接便是一句“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其实，不是陈寅恪对傅斯年有意见，只是他息事宁人。事情已经发生，便不想再去追究谁的责任。

可息事宁人，并不代表这根梗在心里的刺就会消失。

因为两人从没有就此事进行过深入的沟通，导致此后的岁月渐行渐远，甚至成了仇人。

这个世界上，相遇不易，更别提找到一个三观相和，相见如故的朋友了。

因为陈寅恪的息事宁人，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如果他当时就事论事，捅开他与傅斯年之间的窗户纸，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