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降级，3人从副省部级到科员！为什么？降级后生活怎样？

最近，工信部原部长肖亚庆被“断崖式降级”备受舆论关注。据公开资料，他是十九大以来，降级幅度最大的中管干部，此前为省部级正职，如今降为一级主任科员。

公开履历显示，肖亚庆出生于1959年9月，河北新乐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他早年在有色行业学习、工作，曾任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西南铝加工厂厂长，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职。

2009年2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担任这一职务7年后，2016年1月，肖亚庆被任命为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年5月调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20年8月，肖亚庆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至今年7月28日被查。

“断崖式降级”

不亚于“双开”与“判刑”

在十八大之前，降级这一手段并不算常用，幅度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大多不会超过3级，而“断崖式降级”是十八大之后，执纪部门处理那些尚未达到犯罪程度，但属严重违纪的“问题官员”的补充手法，以区别被“双开”又移送司法的落马方式。

“断崖式降级”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2014年。2014年7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均被取消副省级待遇，张田欣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则降为科员。赵智勇从副省级直接降为公务员序列中级别最低的科员，连降七级，创下官员降职之最。此后，媒体称这种一降多级的现象为“断崖式降级”。

这种断崖式的降级对官员来说，具有震慑意义，是贯彻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体现，对应了四种形态中的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四种形态”最早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于2015年9月在福建召开座谈时提出的，指的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第一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第二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第三种)；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第四种)。

王岐山还曾提出，执纪抓“早”抓“小”和“断崖式降级”的常态化，都有助于避免养小痈成大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这种“断崖式降级”，是一种“纪律处分上的进步”。“过去处分官员，长期使用免职。而其他手段，如警告、记过、降级，使用得非常少。这就给了那些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或者居其位不谋其政的庸官可乘之机。因为这些官员的情节，构不上撤职和开除。所以，实行多种纪律手段，有利于调动不同层级公务员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 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官复原职或另有任用。“而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周汉华说，“因为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

从高级领导干部降为处级科级，瞬间跌落谷底，这对官员的心理震慑可想而知。一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告诉记者说：“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另外，基于社会公众非常重视‘面子’问题，降级对官员的心理震慑不亚于‘双开’与‘判刑’。”

十八大后

哪些“老虎”被降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被降级处理的第一名省部级干部是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上述提到的肖亚庆、张田欣、赵智勇和付晓光四人，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34位“老虎”受到降级处分。详见下表↓↓

以上34人中，杨晶为副国级干部，魏宏、李立国、杨焕宁、刘士余、李佳、肖亚庆6人为正部级干部。

他们为什么被降级？

据中纪委网站，这些被处理的官员违纪原因各种各样，除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收受礼品、公款消费或接受公款宴请等常见表述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违纪情节。

例如，十八大后首个被降级的省部级高官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在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曾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魏德荣多次到境外赌博；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在民政部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上存在问题，造成系统性腐败。而前不久刚由正省级降为副省级的李佳，则是在党内选举中搞变相拉票等非组织活动。

他们的断崖程度如何？

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由高到低依次分为：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科员。

按照上述规定，赵智勇、刘礼祖、张力夫、赖德荣、肖亚庆五人被降得最狠。肖亚庆从正部级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共降6级，而赵智勇、刘礼祖和赖德荣则从副省级降至科员，连降7级。张力夫的退休待遇由副省级调整为副科级，退休金也遭遇了“断崖式”下跌。

降级后的问题官员们

过的怎么样？

据一些近距离接触过被降级干部的体制内人士描述，这些干部在被降级后的第一个阶段一般都是消极对待，原来本是其下属的工作人员也会犯难和尴尬。“大多时候还是用原来的称呼和他（被降级领导干部）交谈。有时路上快遇到了，能回避的话我们就回避，避免双方都尴尬。”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

一些官员在被降级后无心工作，开始“躺平”。有知情人士曾透露，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降级后并没有再回省委上班。“据说，他（赵智勇）没有再回到省委上班，毕竟马上要退休了，作为一个违纪高官，以一个科员身份来上班，你说有多尴尬？”江西省委办公厅的一位人士向媒体如是说。

此外，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他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被降两级后，工作岗位也发生变化——从山东省委统战部变到了山东省政协办公厅。但山东省政协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没有在这儿见过他，听说颜世元并没有来政协报到。”　“(颜世元)去山东省政协任职只是个说法，无所谓报到不报到。他现在基本处于退休状态，据说心态还不错，平常在家养养花、弄弄草。”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

还有干部被降级到边缘处室任非领导职务后，感觉过去的属下不再“笑脸相迎”，导致心理落差太大，在单位连厕所都尽量少去，也不去食堂吃午餐，显得越来越“自闭”。

相较于消极度日的官员，2015年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被降级后仍旧照常工作，只不过，又于2019年1月再度被查，被取消退休待遇。

曹建方此前被降为云南省农垦局规划统计处副调研员，农垦局一处级干部向记者证实，曹建方“还真的会去局里上班，并非只挂个名”。据媒体报道，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从没见他打开过。曹建方在农垦局会接受局里的考勤管理，“但不是每天都来，可能有事就不来。”他偶尔会请假，缘由一般都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家和曹建方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也不会叫曹建方参加。据介绍，人事处会按要求将曹建方的工作情况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

云南省委一名官员透露，曹建方再度被查，源于纪检监察部门掌握了有关曹建方受贿的新证据，而曹建方此前接受调查时并未交代这些情节。

也有干部降级到新岗位后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备受群众好评。

2014年，因违纪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的湖北省黄冈市文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某一度意志消沉、自我封闭，但市纪委监委的暖心回访使其重新燃起了精气神，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武穴市塔水桥村搞精准扶贫，“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组织的温暖使我从迷茫中解脱出来。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报答组织的关怀。”徐某表示。

除此之外，被降级的干部中也有重新被提拔的案例。据《福建日报》报道，连江县江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邱吉成原为某镇党委副书记，被降职调整到江南乡任科员。在新岗位工作期间，他抓脱贫攻坚工作用心用力，工作成效突出，2015年提任为乡镇副主任科员，2016年5月，他经过组织程序，由副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提任副乡长。2020年6月撤乡设镇后任江南镇副镇长。他还于2021年1月被公示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拟推荐对象。

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被降级后，过起了含饴弄孙的生活。张田欣由于没在昆明买房，被降级后不得不搬进女儿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身边住着的老市委书记，成了小区住户们闲聊时常提起的话题，张田欣的举手投足在小区里都备受瞩目。邻居们常看到张田欣和夫人带着外孙在小区里遛弯，有些邻居还和他保持经常性往来。一位和张田欣熟识的邻居告诉记者，张田欣没有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据悉，在女儿家住了近3年后，张田欣在不到1公里外的一个新楼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入住。但张田欣还会常回女儿家，和亲家轮流照看小孩。

来源：白鹭洲知政综合官察室、南方周末、南风窗、民主与法制、法制晚报、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