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从宋至明建盏地位的变迁》

图6 中华鹧鸪胸腹部羽毛上的黑地圆点斑图7 中华鹧鸪胸腹部羽毛上的黑地红褐色圆点斑图10 宋代黑釉鹧鸪斑茶盏 陕西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大临墓出土图14 北宋定窑黑釉金缕鹧鸪斑茶盏内壁图15 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上发现的部分黑釉建盏图18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25 宋代窑变幻彩建盏残片 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

从宋至明建盏地位的变迁

文/刘明杉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前言

建窑是宋代时期福建烧造黑釉茶盏的著名窑场，窑址有芦花坪、牛皮仑、大路后山、营长乾等。目前古陶瓷学界在建盏上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对该产品的时代特征、烧造工艺、艺术风格、辨伪方法等技术层面分析，以及历史沿革、海外藏品流传等资料的梳理上。目前所见与建盏有关的文化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只有两篇：刘晓婷《中国古典茶道及其美学精神研究》、王子怡《中日陶瓷茶器文化研究》，都是中日文化比较方向；在查到的32篇硕士论文中，绝大多数论题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前述古陶瓷学界拘泥的视野之中，还有少部分论述以建盏为代表的宋代黑釉茶盏的日式美学，也属于中日文化比较方向。当前，从文化史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本土、阐释建盏文化的论文不多。可见杨洵《建窑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宋代斗茶文化》、吴韦《宋代文人饮茶风尚与茶具关系研究》、陈曼玉《宋代文人集会茶画中的茶器研究》等，所用的研究方法为考古学、美术设计学等。

本文运用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史料和形象史料作双重互证，立足于中国本土，阐述宋代建盏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地位的升降变迁。首先论述了宋代建盏得以兴盛的社会背景，即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引领的饮茶风尚——点茶雅事，成为宫廷宴饮和文人雅集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助兴娱乐活动，这份生机勃勃的人间烟火气与日本茶道的理念大相径庭。

第二部分阐释了宋人对茶碗的审美标准，追求茶器与茶汤的黑白配色，不仅因为出白汤的茶品质更好，口感更佳，也因为黑白色彩对比鲜明，是北宋统治集团遵循传统色彩观，对治国理政原则的一种物化表达。宋代文献里对建盏釉色装饰的描述，除了纯“黑盏”之外，主要为兔毫斑或鹧鸪斑盏。日本人所称“油滴”，属于鹧鸪斑的一种类型。

第三部分论述了由于明代饮茶方式从饼茶磨末点饮改成散茶瀹饮之后，所用茶器也由胎体厚重的黑盏转变为胎体轻薄的青花或白釉小盏。随着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退出日常生活领域，明人对建盏的认知发生扭曲，致使建盏身价大跌。宋时作为茶器的主流功能退出历史舞台，只保留了用作炼药坩埚的小众功能。

第四部分是第五部分的背景铺垫，讲述了中国古代窑业信俗中一项忌讳文化——视窑变瓷器为不祥之物，列举了不同版本的窑变血祭传说、以仁爱著称的宋仁宗竟对宠妃发怒，亲手捶碎窑变瓷器；又以元曲中“窑变”一词的语义，说明在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窑变”一词的涵义指的是心性不稳、嬗变无常，故当时的士大夫纳娼女作妾，称“窑变”，世人称娼家为“窑子”。

第五部分论述了由于受到这种窑业信俗的影响，中国主流社会对“窑变”瓷器普遍排斥。从宋至明，一直有相当数量的建盏流入日本。窑变的建盏因器型小，便于藏匿，被某些富贵人家秘购，又利用私觌这种外交制度，将其高价购与日本人，这就是日本“曜变天目”盏的由来。从日本所藏的三件国宝——幻彩蓝斑曜变建盏的底部均无“供御”款识可知，它们并非进入宋廷内府的供御品，尽管品相完美，却因发生了窑变而落选。

一、宋代茶文化背景下的建盏

建盏产于福建省北部南平市建阳（宋时的建宁府瓯宁县），窑址位于水吉镇后井、池中村、芦花坪、大路后门、牛皮仑等地。唐代创烧，南宋时达到全盛。“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黄鲁直诗曰：建安瓷碗鹧鸪斑，又君谟《茶录》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难得之。”与其他窑口不同的是，建窑只烧造茶盏，在其遗址中尚未发现盘、罐、瓶等器型残片，元代以后衰落。

南宋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制了十二件茶具，称“十二先生”，又按宋代官制冠以职名，可见茶具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该书中“陶宝文”茶盏线图来看（图1），建盏的标准器型为敞口，从口沿至圈足处渐收变敛。盏壁内外布满纵向细密的条纹，符合兔毫盏特征。又以建盏比德，“赞曰：出河滨而无苦窳，经纬之象，刚柔之理，炳其绷中。虚己待物，不饰外貌，位高秘阁，宜无愧焉。”随着两宋时期点饮茶汤生活方式的流行，建盏也被广泛使用，而且在福建发展出南平茶洋窑、福清东张窑、武夷山遇林亭窑等建窑系窑口。当点茶时尚席卷全国之后，各地不同窑口也开始仿烧黑釉茶碗，并形成各自的风格。其中河北定窑、山西介休窑、陕西耀州窑等窑口烧造的黑釉兔毫盏和鹧鸪盏多有名品。

图1 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陶宝文”线图

北宋徽宗宠臣蔡京次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卷六中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建安县（今建瓯）北苑凤凰山一带盛产建茶，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圣朝开宝末，下南唐。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周绛《茶苑总录》云：‘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

据北宋皇祐年间进呈仁宗、后修订于治平元年的蔡襄《茶录》自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进。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转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惶惧荣幸之至。谨序。”

南宋建阳人祝穆《方舆胜览》：“贡龙凤等茶：北苑焙在城东二十五里凤凰山，南唐保大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铤，腊茶之贡自此始，遂罢阳羡茶贡。郡志其品，大既有四，曰铐曰截曰铤，而最篦为末。国朝太平兴国二年，始置龙焙造龙凤茶，咸平丁晋公为本路漕监造御茶，进龙凤团。庆历间蔡公端明为漕，始改造小龙团茶。仁庙尤所珍惜。是后最精者曰龙团胜雪，外有密云龙一品，号为奇绝。方置芽敦拆之初常，先民焙十余日，异时进发飞骑疾驰，不出中春，头纲已至京师。”贡茶由历任宰相丁谓、蔡京亲自监造，可知其在宋代皇室生活中的重要性。

宋代饮茶风尚的主要推动者是书画圣手宋徽宗，他在所著《大观茶论》序中写道：

“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7凤饼，名冠天下，壑源之品，亦自此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垂拱密勿，俱致无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托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⑧]

徽宗认为，饮茶是一种清福，当百姓不再只为温饱奔波，开始追求茗饮生活时，就是国泰民安、四海晏清的盛世。蔡京在《北苑十咏·即惠山煮茶》中进一步解释了徽宗“致清导和”、“韵高致静”的茗饮体验。“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在物两称绝，於予独得趣。鲜香筯下云，甘滑杯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昼静清风生，飘萧入庭树。中含古人意，来者庶冥悟。”[⑨]

宋徽宗将他推崇的“七汤”点茶法写入《大观茶论》中：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雾云虽泛，水脚易生。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真精华彩，既已焕然，轻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筅欲轻盈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著，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均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⑩]

徽宗详尽描述了点茶过程中注汤击拂七个步骤的细节，以及每一步汤花呈现出来的效果和审美体验。

在徽宗皇帝的倡导下，点茶艺事兴盛起来。从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一项雅戏——斗茶，亦称“茗战”。徽宗如此描述当时的斗茶盛况:

“而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虽否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11]

斗茶是集观赏性、技巧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文人活动，对茶色、茶器、程序、环境、效果等都制定出相应的评判标准。譬如茶色，徽宗认为，

“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天时暴暄，芽萌狂长，采造留积，虽白而黄矣。青白者，蒸压微生；灰白者，蒸压过熟。压膏不尽则色青暗，焙火太烈则色昏赤。”[12]

蔡襄亦云：

“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13]

关于斗茶决胜的标准，蔡襄写道：

“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14]

就是首先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和沫浡的均匀程度；然后看水痕，以水痕晚出为胜，早出为负。

宋代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在隆重热闹的宫廷宴乐和文人聚会等场合，以点茶雅戏消遣助兴。蔡京在《太清楼特燕记》中记录了“政和二年三月”“祐陵癸巳岁”，徽宗“制诏”为他举办的一次宫廷特宴。席间徽宗“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上曰：‘日未晡，可命乐。’殿上笙篁、琵琶、箜篌、方响、筝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进御酒。”[15]另据蔡京《延福宫曲宴记》：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16]

徽宗皇帝是点茶妙手，他在御宴上兴致盎然地亲力亲为，又“布茶”赐予群臣。继而乐声响起，宫娥舞姿曼妙，更进御酒。黄庭坚在《满庭芳·茶》中记录了他参加的一次文人雅集。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17]

黄庭坚先将研磨成末、进奉御用的北苑贡茶比作为国家粉身碎骨的将相功臣。再提到茶的功效是解酒驱睡，提神醒脑。席间还有红巾翠袖、纤纤素手的仕女为来宾点茶捧盏，侍奉跟前。又赞了一只“金缕鹧鸪斑”茶盏，这是一种同时具备兔毫和鹧鸪两种斑纹特征的黑釉茶盏。在此高朋满座的雅集上，黄庭坚眼望美貌的奉茶仕女，想起当年司马相如赴卓王孙之宴，用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芳心的情事。再以司马相如的才华，暗指文士们酣饮集诗，对句酬答，比才斗学的雅兴。词中最后引出卓文君呼应司马相如，为雅集作结。无论是宋徽宗亲自为群臣点茶、布茶，还是黄庭坚面对席间的奉茶仕女想入非非，从这种君臣、男女之间的所谓“越礼”行为可以看出，宋代点茶活动所处的场合是轻松的，氛围是愉悦的，重在娱情尽兴，宾主皆欢，整体氛围充满蓬勃的生机和世俗化的烟火气。

二、宋人对茶碗的审美标准：黑盏白汤、兔毫斑和鹧鸪斑

随着点茶生活方式的普及，建盏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建盏采用正烧法在窑中高温烧造，故口沿处釉层较薄，器底聚釉较厚。外壁多施半釉，以防成品出窑时器底粘连。釉在高温中易流淌，形成“挂釉”现象，俗称“釉泪”，底部露胎（图2）。用于斗茶的建窑束口盏是该窑的主打产品，实物如201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以244万港元成交的南宋建窑兔毫束口盏（图3）。这种盏器型饱满、胎体厚重。敞口，腹壁较深，重心稳定性好，实用性强。盏口外沿下约2厘米处微微内收，内壁同一位置有一周浅显的凹槽，称“注水线”。这是为观察水痕而设计，功能是点茶时易于掌握注水量，避免茶汤过满。盏壁外撇，由口沿向下渐收至圈足。

图2 宋代建盏底部的“釉泪”

图3 南宋建窑兔毫束口盏

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讲明茶盏尚黑、器型为深底敞口的理由，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小大。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18]

《茶录》也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19]

从文中最后一句可知，当时使用的斗茶器必是黑釉盏，而吃茶器中尚有青白釉者。束口盏的口径较大，便于观赏汤花；绀黑的釉面便于观赏汤色，粗糙坚硬的胎体便于茶汤保温。

白色的汤花与黑釉盏（图4）之间不但在审美上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而且这种配色与太极图、水墨画和书法、徽州建筑等文化符号的黑白搭配一脉相承，都是中国传统色彩观的体现。黑、白是正色，据《淮南子》卷一：“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20]《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21]，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22]黑与白，符合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奉行的外儒内法、皇权至上的国家治理原则。因点茶茗饮的生活方式首先从宋徽宗主导的北宋文人集团内部开始流行，所以对黑盏白汤的追求就不仅局限于色彩反差大的审美层面，而是北宋统治集团对国家治理原则和理念的一种物化表达。点茶风尚逐步普及到民间后，也成为全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的生活方式。

图4 宋式点茶盏面俯视图

宋代文献里对建盏釉色装饰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兔毫斑和鹧鸪斑。苏轼有诗赞擅长点茶的禅师，

“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十月二十七日闻轼游寿星寺，远来设茶作此诗赠之。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23]

绍兴年间进士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

“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日铸建溪当退舍，落霞秋水梦还乡。何时归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24]

蔡襄《试茶》：

“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花，云间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25]

以上诗中提到用兔毫盏点出沫浡鲜白如雪的茶汤。

江西石门寺僧惠洪《与客啜茶戏成》：

“道人要我煮温山，似识相如病里颜。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津津白乳冲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唤起晴窗春书梦，绝怜佳味少人攀。”[26]

惠洪描述了自己从煮水到用茶筅绞刷鹧鸪斑盏，使茶汤逐渐绞成白乳状的过程。鹧鸪斑指的是像鹧鸪鸟胸部羽毛那样的圆点状斑和背部褐色的条状斑纹，在太常博士苏颂奉宋仁宗敕编撰的《图经本草》中载：“鹧鸪，出江南。今江西、闽、广、蜀、夔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鸡，臆前有白圆点，背间有紫赤毛，彼人亦呼为越雉，又谓之隋阳之鸟。”[27]北宋陶毂《清异录》“禽名门·锦地鸥”：“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28]中华鹧鸪有数个品种，通体羽毛的斑纹各有差异，一般背部羽毛为褐色（图5），胸腹部羽毛上有黑地白色圆点斑（图6）或黑地红褐色圆点斑（图7）。

图5 中华鹧鸪背部的褐色羽毛

宋代文献中所称的“鹧鸪斑”，一种指形态上类似鹧鸪鸟胸腹部羽毛的斑纹，当时在建窑系和各地窑口都仿烧此类产品，如在黑釉盏上用笔蘸白釉，使盏内、外壁呈现白色的圆点斑（图8、9），或盏面上施褐彩形成的铁锈花圆点（图10）。另一种则类似鹧鸪鸟背部的褐色羽毛斑纹，如宋代建窑黑釉铁锈斑盏（图11），建阳市水吉大路后门窑出土。高6厘米，底径3.9厘米，口径12.4厘米。胎质坚硬，束口，口沿外撇，内沿下有一道凸边，斜腹，圈足。内壁为黑釉铁锈花鹧鸪斑。外壁施黑釉，近底以下露褐胎。笔者认为，日本人所称的“油滴”，属于鹧鸪斑的一种类型，实例见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国宝”、宋代“油滴天目茶碗”内壁彩斑与中华鹧鸪鸟胸腹部羽毛斑纹对比图（图12）。“油滴”是日语词汇，宋代相关文献中未见此词。鹧鸪鸟分布在中国、印度、缅甸、泰国和中南半岛一带，古代日本不产鹧鸪鸟，因此古代日本人对宋人所说的“鹧鸪斑”无从理解，就以生活中易见的“油滴”进行了命名。

图8 宋代鹧鸪斑建盏残片 福建建窑窑址出土

图9 宋代鹧鸪斑建盏

图11 宋代建窑黑釉鹧鸪斑茶盏内壁 福建省博物院藏

图12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宋代“油滴天目茶碗”内壁彩斑与中华鹧鸪鸟胸腹部羽毛斑纹对比图

兔毫斑的生成原因是，在茶盏入窑烧造过程中，当窑温达到1300℃以上，釉层内的铁质被气泡带到釉面并直线流淌，待冷却时析出赤铁矿小晶体，从而在釉面上形成长条状斑。（图13）日本人所称“油滴”斑生成的原因是，茶盏入窑烧造时，含铁的氧化物在此处集结，冷却时呈现饱和状态，从中析出赤铁矿或磁铁矿晶体。可见兔毫斑和鹧鸪斑都是茶盏在烧造过程中窑温冷却时形成的装饰效果，因此二者也可能出现在同一釉面上。南宋《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诗云：“头网别样建溪春，小璧苍龙浪得名。细泻谷帘珠颗露，打成寒食杏花饧。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29]此中所用的茶盏，就同时具备“鹧斑”和“兔褐”两种特征，而前述黄庭坚《满庭芳·茶》中提到的“金缕鹧鸪斑”黑釉茶盏，亦是如此。这是一种在黑釉盏面上同时呈现出圆点（或椭圆形点）和细长线两种斑纹的装饰效果，弥足珍贵。在目前所见的实物中，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以421.25万美元成交的北宋定窑黑釉金缕鹧鸪斑斗笠盏（图14）可为一例。该盏为日本万野美术馆旧藏，因釉面铁锈斑纹似流星，被冠以“天外飞仙”的美誉。

图13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内壁釉面上的兔毫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元代时以黑盏斗茶的风俗虽已衰落，而点茶的生活方式并未断绝。元太宗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才作《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其三：

“高人惠我岭南茶，烂赏飞花雪没车。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顿令衰叟诗魂爽，便觉红尘客梦赊。两腋清风生坐榻，幽欢远胜泛流霞。”[30]

其五：

“长笑刘伶不识茶，胡为买锸谩随车。萧萧暮雨云千顷，隐隐春雷玉—芽。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佳水楚江赊。红炉石鼎烹团月，—碗和香吸碧霞。”[31]

元代文人姚燧《谢马希声处瓷香鼎》诗中有：

“吴侯建盌侔紫铁，表里㕙毫莹铺雪。每愁射日动精采，倒景过目晴电掣。人云煮茗何足道，黄金百炼终不裂。惠然持饷耽诗兄，供啜幽斋真一绝。”[32]

姚燧描写了友人马希声在鉴赏瓷香鼎之前，先用一只口沿处镶有金属边扣的建窑兔毫盏点茶的情景。

三、明人饮茶方式的转变导致宋代建盏身价大跌

入明以后，饮茶方式由饼茶磨末点饮改成散茶瀹饮。万历时人沈德符在《野获编补遗》中载:“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摇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頫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33]虽说沈德符在文中对朱元璋多有阿谀之词，却也讲出明太祖对饮茶方式改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明人瀹饮散茶喜用精致小盏，如谢肇淛《五杂组》中载：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34]

文中所述御用茶盏，是胎釉细密、画工精美的仕女题材宣德官窑青花小盏。另据天启时人谷泰《博物要览》：

“有小白瓯，内烧茶字、酒字、姜汤字，乃世宗经籙醮坛用器，亦曰坛盆。又有磬口馒心圆，凡外烧三色鱼匾盏、红铅小花合子，其大如钱，亦为世珍。”[35]

此处提到被明人视为“世珍”的“时玩”中，有一款“小白瓯”，为嘉靖皇帝醮坛道场供器，亦称“坛盆”。内底烧制茶字、酒字、姜汤字，标识出“小白瓯”中所奉之物。由此可知，当时向神明奉茶的容器也变为白釉细薄小盏。

由于此时宋代点茶法已远离社会生活，这使明人对建盏原本的使用方式变得陌生，对其认知也发生扭曲。明初曹昭撰，景泰、天顺年间王佐补《格古要论》中这样评价建盏：

“建碗器出福建。其碗、盏多是撇口，色黑而滋润，有黄色斑、滴珠，大者真，但体极厚，俗甚，少见薄者。”[36]

这里提到的“滴珠”，即日本人所称的“油滴”，可见明人对这种类型“鹧鸪斑”的认知程度已和日本人接近，都是对其进行了望文生义式的定名。隆庆六年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云：“建安乌泥窑品最下。”[37]关于明人对建盏评价发生重大转折的现象，清初王世贞点明原因：

“蔡君谟论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绀黑，纹如兔毫而厚熠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青白盏斗试家皆不用。余偶获一建窑，与君谟所传合而价不能当汝十之一，问之拾遗人不知也。然试茶则宣窑白而尤妙，今烹法亦与君谟不同矣。”[38]

王世贞道出，正是饮茶方式的改变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发生。

另外，由于建盏具有胎体粗厚、耐火焙高温的特性，宋明时期还赋予它一个小众功能——做炼丹制药的坩埚。南宋嘉熙元年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

“治虚风头眩，吐涎不已。盖此药升降阴阳，补接真气，非止头旋而已。黑铅、水银、硫磺（研）、硃砂（各一两，研），上用建盏一只，火上熔铅成汁，次下水银，用柳杖子打停，取下歇少时，入二味打停，候冷取下，研为粉，以糯米软饭圆如绿豆大。”[39]

在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成祖朱棣胞弟、周定王朱橚组织编撰的《普济方》中，收录了南宋建炎元年成书、张永著《卫生家宝》方：

“海州圣婆婆眼药，出卫生家宝方。治一切翳障攀睛。赤脉淤肉，或痒或疼。朴硝一两，硼砂研极细，硃砂研细，脑麝各少许，右用建盞一只，于火上鎔朴硝成珠子，却入硼砂等细研，用蜜为丸，如芥子大，吹一粒入眼中。”[40]。

明太医院院使董宿辑录、方贤续补，刊行于成化六年的《奇效良方》中收录一治痔疮方：

“上用猪胆七枚取汁，以建盞盛，炭火熬成膏，用单纸摊传，须先用槐根白皮温洗后传药。”[41]

万历年间医家王肯堂《证治准绳》中也记一除痔方：

“却用下枯药，好白矾四两，通明生砒二钱半重，朱砂一钱，生研如粉细。三味，先用砒末安建盞中，次用白矾末盖之，用火煅令烟断，其砒尽从烟去，止是借砒气在白矾中，将枯矾取出为细末，先看痔头大小多寡，将矾末抄上掌中，加朱砂少许，二味以津唾调匀得所，用蓖子调涂痔头上，周遭令遍，日三上，须仔细详看痔头颜色，欲其转焦黑，乃取落之。”[42]

在以上药方中，建盏都承担着坩埚的功能。由于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建盏在宋代承担的点茶正途功能失传并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坩埚使用的小众功能得以延续，这也是建盏地位蜕变的写照。

四、中国古代窑业信俗中的“窑变”观

所谓“窑变”，是指瓷器在烧造过程中，由于窑温等不可控因素而使产品发生的与预期不符的变化。文献中记载的窑变有三种类型：釉色窑变、器型窑变和质地窑变。据清乾隆年间景德镇人蓝浦《景德镇陶录》云：

“窑变，一说火之幻化所成，非徒釉色改变，实有器异成奇者。”[43]又云“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如昔傅屏风变为床、舟，冰缶冻为花卉村景，宋碗经暑不腐腥物，乃世不多觏者也；又如均、哥本色釉，经烧忽退变他色，及成诸物状，是所时有者也。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44]

该书经其弟子郑廷桂整理，于嘉庆二十年成书，可见直到清代后期，由于窑工已能掌握人为干预釉色窑变的部分技术，才摆脱了对窑变的畏惧心理。器型窑变指入窑时是一种器型，出窑后却烧成预期之外的另一种器型。据明人郭子章《豫章大事记》：

“万历十五六年间，诏景德镇烧方筯屏风。不成，变而为床，长六尺、高一尺，可卧；又变为船一只，长三尺，舟中什物无一不具。闻主者藏其船，至饶州，郡县官皆见之，后椎碎。”[45]

质地窑变指成品由瓷变异为另一种材质。元明以来，江西永和吉州窑一带流传着南宋末文天祥（江西吉安永和人）路过家乡时，瓷器窑变为玉的传说。据《格古要论》：

“相传云：宋文丞相过此，窑变成玉，遂不烧焉。今其窑尚有遗迹在人家，永乐中或掘有玉杯、盏之类，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犹然。”[46]

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载：

“吉州永和窑，宋时开，至今有舒翁、舒娇之器。土人传文山时窑变，遂废。”[47]

这三种窑变类型，在实物中最常见的是釉色窑变，还可见极少数器型窑变，而文天祥故里吉州窑发生的所谓质地窑变仅见于文献记载中，应是当地百姓和后世文人缅怀文天祥的抗元气节附会的传说。

对于笃信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人来说，在物质上追求常态符合传统价值观。而在现代化学知识体系尚未建成的时代，人们认为窑变现象具有非人力可控的神秘性，常令古人心生敬畏。关于窑变的各种离奇解释，又常与当时窑业的现实诉求相关。从隋唐五代开始的贡瓷制度，到明清时期实行的官窑制度，其管理方式和严格程度虽有差异，但中央向地方摊派、索要高品质瓷器的轨迹却一脉相承。因瓷器烧造过程中，窑变效果无法人为干预，不能实现量产，更无法从一定规模的成品中进行优选。一旦官方索烧窑变瓷器，必是一场灾难，因此窑户往往把它们视为妖物，为求避祸，将烧出的窑变瓷器毁掉或隐匿起来。历代各窑场也流传着不同版本的窑变血祭传说，其社会功能就是吓退官府，从而逃避难以完成的差科。明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载：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用人祭，故无复窑变。”[48]“恐禁中得知（窑变），不时宣索，人多碎之。”[49]

《豫章大事记》中也称：

“瓷器以宣窑为佳，盖宣德间器也。中有窑变者极佳，非人力所可致，故人亦多毁之，不令传。”[50]

这种对窑变瓷器的妖魔化和毁灭性的处理方式，是窑户应付官府索烧风险的社会成本最低、且行之有效的对策。

北宋仁宗皇帝一生践行民本思想，他崇尚节俭，以身作则。“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51]据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徧，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惟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52]

徽宗时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此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53]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54]

这样一位穿洗过的旧衣，宁愿自己忍耐饥渴，也不扰民力、不忍降罪身边侍者的仁君，却因在宠妃处见到一件窑变瓷器而大发雷霆。生于仁宗至和二年的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呜呼，仁宗宠遇贵妃冠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55]

宋代定窑烧造的常规品种是白釉瓷，也有黑釉、酱釉、绿釉产品，而红釉者为偶然烧成的窑变品种，世间鲜有。仁宗赵祯深知，宠妃喜好窑变瓷器会招来更多朝臣进献，若窑户烧造不成，在官府的逼迫下，恐发生民变，甚至可能危害国家稳定。故而以宅心仁厚传名后世的守成之君罕见地对宠妃发威动怒，并亲手用柱斧捶碎了这件窑变瓷器。

窑户间流传的血祭故事和窑工的破坏、藏匿行为，说明窑变瓷器属于行业内避讳的不祥之物。在元曲中“窑变”一词的语义，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窑变瓷器的认知。因窑变具有不确定性，遂用此词指称那些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之人，特别是爱情中负心的一方。王晔《折桂令·问双渐》：

“小苏卿窑变了心肠，改抹了姻缘，倒换排场。强拆鸳鸯，轻分莺燕，失配鸾凰。实丕丕兜笼富商，虚飘飘蹬脱了才郎。你试思量，不害相思，也受凄凉。”[56]

丽春园名妓苏卿并未看上江西茶商冯魁的钱财，有人作梗引发误会。张可久《妓怨》中，妓咒骂负心郎：

“影外人，怕风声，望天长地久博个志诚。柳下私情，月底深盟，一步步惜惺惺。崔夫人嫌杀张生，冯员外买断苏卿。他山障他短命，您窑变您薄情，听！休想有前程。”[57]

汤式《[南吕]一枝花·春思·采茶歌》：

“他指望八仙图，我贪爱七香车。犹恐怕黄金窑变了汉相如，蓍草占来爻反覆，卦钱儿磨得字模糊。”[58]

薛昂夫《[中吕]朝天子·则天》中对唐代女皇武则天失后妃之德、淫乱专权之事进行了犀利的斥责。

“则天，改元，雌鸟长朝殿。昌宗出入二十年，怀义阴功健。四海淫风，满朝窑变，《关雎》无此篇。弄权，妒贤，却听梁公劝。”[59]

“《稗史汇编》云：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博物要览》云：官哥二窑，时有窑变，类胡蝶、禽鸟、麟豹，本色泑外变红紫色，乃火之变化，理不可解。高士奇引《说楛》，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近日士大夫盛纳倡女作妾，或戏呼之为窑变。俗谓倡家曰窑子也，殊堪发噱。”[60]

士大夫纳娼门女作妾，称“窑变”，世人称娼家为“窑子”。元曲源于宋代市井俗曲，内容反映大众生活，所用词汇来自民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窑变”一词的涵义指的是心性不稳、嬗变无常，这是当时全社会的共同认知。

五、 日本“曜变天目”的前世今生

受当时窑业信俗的影响，中国主流社会对“窑变”瓷器趋向于排斥，这刺激了宋代窑变建盏流入日本，成为日本人所称的“曜变天目”。南宋至元代，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黑釉茶盏，建盏是其中的珍贵品种。入元以后，尽管中国不再烧造建盏，而它们仍作为古董商品输入日本。1975 年，在韩国新安木浦打捞出水了一艘元代沉船，从船上所装货品推测，目的地应是日本。船上共发现瓷器 20661 件，其中黑釉瓷 1467 件，主要来自福建、江西、河南等窑口。建盏50 余件，置于木盒中，与其他瓷器相比，包装更为精致。其上多有使用痕迹，说明是宋代旧物（图15）。日本室町时代应永年间（1394-1428）的《禅林小歌》中记有多种茶盏：

“胡兹（磁）盘中以建盏居多、油滴、曜变、建龞、胡盏、汤盏、幅州盏、天目……”[61]。

明“永乐四年正月十六日”，成祖朱棣“皇帝颁赐日本国王源道义”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黄铜镀金廂口足建盏一十个”[62]。在万历时期编纂的《大明会典》中也记有此事，

“日本国，永乐间赐国王冠服、纻丝、纱罗、金银、古器、书画等物”[63]，

可知永乐皇帝所赐建盏为内府庋藏的宋代供御建盏古器，实物如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宋代镶黄铜镀金扣鹧鸪斑（日称油滴）建盏（图16）。

图16 宋代镶黄铜镀金口鹧鸪斑（日称油滴）建盏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天目”、“曜变”等为日本自造词，应是赴宋求法的日本禅僧在浙江天目山参禅，他们将自己在寺中所用的黑釉茶盏带回国，遂以“天目”称之。“天目”茶盏指称的范围很广，包括：1、中国各窑口烧造的黑釉茶碗；2、特指建盏；3、具有茶盏使用功能的器具，如“白天目”、“黄天目”等。日本文献中出现的“窑变”、“容变”、“曜卞”、“耀变”、“曜变”等词都是中文“窑变”之意。日本对“曜变”茶盏的定义也比较宽泛，不仅局限于建窑，也包括中国北方窑口烧造的产品。如现藏名古屋德川美术馆的一件金代黑釉鹧鸪斑（日称油滴）茶盏（图17），在其包装木盒上的题签写有“曜变天目”字样，该盏为山西窑口产品。而世人熟知的“曜变天目”，通常指的是黑釉上带幻彩蓝斑的窑变建盏。目前所见的三件完整器都是日本收藏的传世品。分别是：1、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禾叶天目” 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18），日本人称其为“天下第一名盏”。口径12厘米，高6.8厘米，足径3.8厘米，重284g ，1951年定为“国宝”级文物；2、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19、20），口径12.1厘米，高6.6厘米，足径3.8厘米，1951年定为“国宝”级文物；3、大阪藤田美术馆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21、22、23），口径12.3厘米，高6.8厘米，足径3.8厘米，1953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图17 金代黑釉鹧鸪斑（日称油滴）茶盏 日本名古屋德川美术馆藏

图19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内壁

图20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底足

图21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

图22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内壁

图23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底足

在日本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命能阿弥编纂的《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载了当时日本人对宋代黑釉茶盏的品评标准。

“一、土之物 曜变：乃建盏中无上者也。为世间所无之物也。其地黑，一面为或浓或淡的琉璃状星斑，又有黄色、白色、浓淡琉璃色等种种彩相混的似锦之釉。此为（价值）万疋之物也。一、油滴 第二位重宝。底釉亦黑，内外壁为淡紫泛白的星斑。比曜变存世量多，（价值）五千疋。一 、建盏 不逊于油滴者，黑地釉上流淌着银白色线条的纹理，有油滴盏那般的星斑。（价值）三千疋。”[64]

又见《茶道能阿相传集》：

“曜变：建盏名。天下稀有之物也，釉之色如豹皮，建盏中之上上品也。”[65]

由此可见，日本虽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瓷器，但中国窑场避讳窑变瓷器的行业信俗和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窑变”一词的涵义并未传至日本。据《宋稗类钞》记载：

“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大观间窑变，一旦色如丹沙。说者谓荧惑缠度照临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丞碎之，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供上之瓷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瑕疵，色泽如一者耳。民间烧瓷，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亦毁之。盏罂小者藏去，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窑变虽珍奇，上之不得用于宗庙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毁裂，竟同瓦砾。”[66]

宋代景德镇窑以烧造青白瓷著称，文中谈到大观年间景德镇烧出釉色如丹沙的窑变瓷器。宋代进御的贡瓷，必选器型端正、合乎规制，釉色统一，可量产优选，能连年进贡的产品。反常的窑变瓷器系偶发烧成，无法保证按岁供给，因此被窑户视为妖物，宁可销毁也不敢进御。当窑场烧出窑变产品时，不易藏匿的大件被销毁，便于藏匿的小件盏、罂等器型，以高价秘售给富贵人家。窑变瓷器虽然珍奇瑰丽，却不能用于朝廷的宗庙祭祀，民间也不敢使用，只好像瓦砾一样被销毁。南宋周煇在《清波杂志》中恰好记载了此次烧成的窑变瓷器被皇室宗亲秘购收藏之事，“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史（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67]“定州红瓷器”指的就是宋仁宗用柱斧捶碎的张贵妃所收窑变瓷器，八十多岁的赵仲楫是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后人，可见仁宗捶毁窑变瓷器一事在后代皇室宗亲之中仍有余威。

隋唐至明代以前，宫廷用瓷由贡瓷制度保障，这是地方政府向皇家和朝廷进献土特产或珍宝等财物的一项土贡制度。宋时全国各地很多名窑被选为“供御”窑场，如汝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等，产品均以优选方式贡入宫中，如《清波杂记》所载：“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68]这种拣选标准通行全国，入选之器必须符合贡瓷制度要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景德镇窑对待“大观间窑变”的处置方式也适用于建窑。无论是宋徽宗、蔡襄等人的著作，还是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中，记载的都是兔毫斑和鹧鸪斑盏以及纯黑釉盏，称谓有“兔毫盏”、“紫盏”、“侧盏”、“异毫盏”、“黑盏”、“建安黑盏”等。就是因为它们是符合规制、合乎礼法、能实现稳定量产、便于优选，可连年供应的品种。日本所藏黑釉幻彩蓝斑建盏，是建窑偶然烧成的窑变品种，通常这类产品只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体量小、易于藏匿者，以高价秘售于贵室富家；二是如瓦砾一般被销毁。2009年，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了大量南宋瓷片，有越窑、定窑、建窑、吉州窑、汝窑、巩县窑、高丽青瓷等，其中建盏残器中发现了带幻彩蓝斑者（图24、25）。与日本所藏同类型建盏相比，该残片釉面光泽度更强，从断面看胎质更致密，且无使用痕迹。此处为南宋临安都亭驿所在地，“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为明堂颁朔布政府。……街北都亭驿。”[69]《梦梁录》卷十“诸官舍”：

“左右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使签书府，俱在南仓前大渠口。侍从宅，在都亭驿东。”[70]可见这一带是南宋政府衙门和核心机关汇聚之地。《梦梁录》卷十“馆驿”：“都亭驿在侯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71]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十三杂志二宋四馆驿：都亭驿。待辽使之阶。都亭西驿，待西蕃、阿黎、于阗、新罗、渤海使之所。怀远驿，待交趾使之所。同文馆，待青唐、高丽使之所。”[72]

“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73]

两宋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实行一种外交制度——私觌，就是两国使节互赠礼物，到南宋时发展成双方的私相贸易。在刊行于南宋端平三年的赵升所编《朝野类要》中载: “私觌，俗谓之打博。盖三节人从，各以物货互易也。”[74]这其实是一种走私交易，主要在宋人和外国使节的随员之间进行。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的窑变建盏残器，很可能是为了外销，将它们带到日本人居住的馆驿附近，由于某种原因被损毁。笔者认为，现藏日本的几件带鎏金铜扣的传世建盏应为宋廷内府旧藏的供御品，可能是明永乐皇帝所赐。而被日本定为国宝的三件幻彩蓝斑曜变建盏的底部均无“供御”款识，可知并非供御品，都未入过宋廷内府。应该是被赵仲楫这样的贵戚或者富商高价秘购后，不敢公开使用。恰有机缘结交了住在都亭驿的日本使团随员，遂将此棘手之物高价售与远人，不但赚了一笔大财，还成功解了私匿窑变瓷器之困。此类交易只需成功一次，就可为这种釉面斑斓的窑变建盏找到了一个万全出路——远销日本，而宋国售卖者显然对日本人隐瞒了窑变瓷器背后的信俗文化意涵。

图24 宋代窑变幻彩建盏残片 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

[①]（南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土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②]（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陶宝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③]（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

[④]（北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⑤]（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22》卷一百二十九“建宁府·景物上·北苑之最”，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

[⑥]（北宋）蔡襄：《茶录》“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⑦]（南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土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128页。

[⑧]（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5—7页。

[⑨]（北宋）蔡京：《北苑十咏·即惠山煮茶》，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⑩]（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点”，中华书局，2013年，第41—47页。

[11]（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

[12]（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色”，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

[13]（北宋）蔡襄：《茶录》“上篇论茶·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4]（北宋）蔡襄：《茶录》“上篇论茶·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15]（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蔡元长作太清楼特燕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2 页。

[16]（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延福宫曲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5-186页。

[17]（北宋）黄庭坚：《满庭芳·茶》，见唐圭璋、钟振振：《宋词鉴赏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年，第512页。

[18]（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页。

[19]（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盏”，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20]（西汉）刘安：《淮南子》卷一“原道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21]（西汉）戴圣：《礼记·檀弓上》，见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33页。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岳麓书社，1988年，第61页。

[23]（北宋）苏轼：《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见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附录一“苏轼诗集”卷一“诗四十七首”，巴蜀书社，2011年，第482页。

[24]（宋）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见《杨万里集笺校》卷二〇，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5页。

[25]（北宋）蔡京：《北苑十咏·试茶》，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26]（北宋）僧惠洪：《与客啜茶戏成》，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27]（宋）苏颂：《图经本草（辑复本）》兽禽部卷第十三“鹧鸪”，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28]（宋）陶毂：《清异录》卷上“禽名门·锦地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29]（南宋）陈蹇叔：《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638页。

[30]（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见叶羽：《中国茶诗经典集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31]（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见叶羽：《中国茶诗经典集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32]（元）姚燧，查洪德编辑校点：《姚燧集﹒牧庵集》卷三十三“七言古诗﹒谢马希声处瓷香鼎”，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第512页。

[3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供御茶”，中华书局，1959年，第799页。

[34]（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352页。

[35]（明）谷泰：《博物要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8，杂家类，第737-738页。

[36]（明）曹昭撰、王佐补：《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建窑”，见李科友、吴水存：《古瓷鉴定指南（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37]（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3页。

[38]（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三）卷一百七十“说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集部220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8页。

[39]（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四“妇人虚风头目眩晕及心眩方论第四·养正丹”，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40]（明）朱橚：《普济方》（第2册）“身形”卷七十八“眼目门·海州圣婆婆眼药”，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745页。

[41]（明）董宿辑录、方贤续补、杨文翰校正刊行：《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卷五十一，“治痔猪胆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第374页。

[42]（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第六册）“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43]（清）蓝浦著、傅振伦详注：《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44]（清）蓝浦著、傅振伦详注：《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3—154页。

[45]（清）谢旻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饶州府”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65页。

[46]（明）曹昭著、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吉州窑”，影印明天顺刊本，中国书店，1987年，第23页，。

[47]（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913页。

[48]（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246页。

[49]（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246页。

[50]（清）谢旻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饶州府”引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第5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865页。

[51]（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见《全宋笔记》第三编 八，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52]（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仁宗好服浣濯之衣”，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53]（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54]（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页。

[55]（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李剑雄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3页。

[56]（元）王晔：《折桂令·问双渐》，见隋树森：《全元散曲》“王晔”，中华书局，1964年，第1089页。

[57]（元）张可久：《[越调]妓怨三首》，见隋树森：《全元散曲》“张可久”，中华书局，1964年，第877页。

[58]（元）汤式：《[南吕]采茶歌》，见隋树森：《全元散曲》“汤式”，中华书局，1964年，第1502页。

[59]（元）薛昂夫：《[中吕]朝天曲》，见隋树森：《全元散曲》“薛昂夫”，中华书局，1964年，第706~707页。

[60] 邓之诚著、邓珂增订点校：《骨董琐记》卷五，“窑变”，中国书店，1991年，第138 页。

[61]（日）聖囧：《禅林小歌》，《续群书类从》，八木书店，2014年，第260页。

[62]（日）汤谷稔：《日明勘合貿易史料》第九章“天文八年の通交”，東京國書刊行會，1983年，第453頁。

[63]（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第三册，“给赐二”，广陵书社，2007年，第1644页。

[64]（日）能阿弥、相阿弥：《君台观左右帐记（下）》，永禄二年古写本，昭和七年（1932年），第27-28页。

[65]（日）能阿弥：《茶道能阿相传集》，见帚庵文库《君台观左右帐记》复刻本。

[66]（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古玩·二十六”，刘卓英点校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年，第708 页。

[67]（南宋）周輝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定器”，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 页。

[68]（南宋）周輝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第212页。

[69]（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华书局，2006年，第81-82页。

[70]（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诸官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71]（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馆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72]（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都亭驿”，中华书局，2006年，第532页。

[7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元旦朝会”，中华书局，2006年，第160页。

[74]（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私觌”，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本文曾经别刊发于

2022年《形象史学》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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