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桃源般的《边城》中，翠翠和傩送的爱情为什么无疾而终？

那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再也不回来。

在作家沈从文的《边城》中，结尾的这段话以极大的不确定性给整篇小说留下回味的空间。而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如果明天没有回来，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用细腻的笔触描写湘西世界里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在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环境里，沈从文创造了翠翠、傩送等天真善良、勤劳朴实的人物角色，而在这样美的环境下，两个美好的人物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呢？

翠翠作为《边城》的的主角，不仅是沈从文文学世界里“乡下人”的代表，更是他的爱人张兆和的投影。翠翠皮肤黝黑，眸子如同水晶……行为方式如同小兽，是不知人事的单纯女孩的形象，也是沈从文笔下美的化身。而沈从文的爱人张兆和的容貌也有肤色稍黑的特色，也符合“翠翠人矮了些”的特征，在沈从文追求她时，张兆和正就读吴淞中国工学外国语文学系二年级正是豆蔻少女的年纪。

而男主角傩送，是当地从事运输业的船头的儿子，他的形象有浓郁的地方风情，身体强壮、重情重义，也同样是力与美的淳朴化身。

翠翠与傩送的第一次相遇时，因为误会翠翠并没有立刻对傩送产生好感。翠翠甚至攻击他“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而这一情节正好符合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爱情故事的趣味性波折性。《胡适书信集》中就记录了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初期，张兆和拒绝、厌烦的态度。沈从文应当把这段经历套用到了翠翠身上。

傩送与翠翠的爱情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王乡绅家的姑娘家中有磨坊，家庭条件比翠翠更好，而大老和二老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渡船而非磨坊，这种不考虑物质条件的爱情是沈从文向往的。他本人出身比较穷苦，在与张兆和的爱情中，由于张兆和是两广总督张树生的孙女，名家出身，对于沈从文，追求她是很有地位上的压力的。

沈从文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中，加入了大量沈从文最为喜爱的湘西与苗族文化元素，如翠翠与傩送相遇在端午节赛龙舟的节日中，傩送与天保追求翠翠的方式是“走马路”，利用唱歌来获得女性芳心的方式也有苗族传统习俗的色彩。沈从文本人也以湘西写作在文坛立足，也靠这种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张兆和。

结合《边城》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翠翠与傩送的恋爱故事，可以说是沈从文与张兆和恋爱经历的影子。都经历了开始的拒绝和长时间的接触、都有着家世上的差距、翠翠与张兆和有着外表和气质的相似……而《边城》中的爱情悲剧，有很大因素是沈从文新婚后所发现的现实与理想中的爱情不符引起的。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并不顺利，而这一苗头也许在新婚时就已经出现了。在沈从文1936年为纪念结婚三周年写作的《主妇》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主妇》的女主角碧碧也是在大学中遇到丈夫，并且与丈夫新婚后生活习惯并不协调，文中的碧碧与丈夫生活习惯全不相同，只能尽力去适应。并且碧碧在刚结婚时尚且有所期待，但爱情的狂热很快散去，她感到幻灭，也厌倦主妇的职务。她开始认为结婚是一种错误，丈夫和她的关系也逐渐“冷了点”。其中碧碧的形象和婚姻初期的表现与张兆和的人生相似，从大小姐到家庭主妇，从对沈从文仰慕到熟悉后的幻灭，沈从文也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不和谐的因素。

《主妇》中的新婚生活不和谐的内容，应当是沈从文与张兆和婚姻的真实状况。沈从文的新婚表面上幸福，但有许多摩擦，两人年龄、家境的差距和对婚姻的不同理解，使得沈从文处于一种煎熬之中。正如沈从文在《水云》中关于《边城》所写的“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以及：“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以上这些隐晦的暗示和不被理解的情绪，都表达了沈从文写作边城时的不满的状态。

而沈从文结婚前，曾经与高青子有过短暂的交流，1933年8月，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编写教科书时，遇见杨振声家的家庭教师高青子，她给沈从文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之后，沈从文与高青子在1934年末到1935年初密切交往、最终开始婚外情。这种情感出轨无疑是与沈从文婚姻的不和有很大关系。

那么我们回看《边城》就可以更加明白这一爱情悲剧的原因。沈从文在创作中坚持“更有人性，更近人情”重视人物的情感与心理、人性的天然的素朴。但是《边城》中有着美好的翠翠与傩送，因为一系列误会、提亲制度、兄弟竞争而最终以悲剧结尾，这是沈从文结婚前对爱情的幻想到婚后因为诸多现实因素而导致婚姻不和的经历对《边城》结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