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调停有多难?美国3年3特使，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中国问题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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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19世纪末提出在中国的门户开放策以来，如何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实现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方针，可谓体现了传统的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

在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调停代表了其对华政策的原则与感情作用。

战后远东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亦是美国衡诸实际利益的作为。

由于罗斯福总统在战后世界的宏伟计划中预见到他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因此他害怕国共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将可能导致中国的内战，使美国卷入与苏联的纠纷。

美国官员与人民普遍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深恐苏、美在中国问题上陷入纠纷。

当时《生活》杂志1944年5月1日的社论有言：

国民政府执政与对美关系…(但是)美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法西斯政府、只知揽权的压制性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政府，那么它更有可能与俄国陷入纠纷，而主张自由、改革、国际合作的政府却不会这样。美国人民无论如何不愿意卷入一场他们认为是在政治上站错了立场的与俄国的斗争中去。

1、华莱士访华使命

1944年3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副总统华莱士前往中国，以解决中国的危机。

华莱士的任务之一是纾解蒋史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赫尔利，这位曾在胡佛政府时代担任陆军部部长的将军，亦于1944年9月来华，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的身份前来调解日益恶化的蒋史关系。

华莱士与赫尔利在华期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处理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和成立联合政府。两位最后都遭遇了失败。

1944年3月上旬，罗斯福总统派遣副总统华莱士前往中国，以求后者能稳住华中地区的战局。

罗斯福训令华莱士的四项任务如下：

(1)设法引导蒋介石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2)建立国军反扑日军的作战计划；(3)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期能达成与苏联签订一项有关远东情势的协议；(4)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美国空军基地。

华莱士亦被要求对中国当时恶化的经济给予建设性意见。

华莱士给罗斯福的访华报告书中，提到美国在中国即将面临转型期，应支持一个包含国共及第三势力的联合政府，并应尽速结束对日战争以及准备能够应付战后中国需求的政治资源。

在华莱士心目中，此一联合政府的组成应包括思想进步的金融界与企业界的领袖，他们不仅了解中国落后的症结，也了解西方进步的原因。这个联合政府同时也包含了一批高级将领及文官。

华莱士所创造的“统一阵线”这个名词，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蒋介石能与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企业家共同抗日建国，未料这个名词稍后竟演变成促进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为后来调停国共两边的美方仲裁者所使用。

根据邹谠的看法，华莱士访华时并没有为当时已进行中的国共和谈添加一些催化因素。

华莱士一方面促谈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却没有设法去抑制国共双方的要求。

2、赫尔利访华使命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抵达重庆，10月18日史迪威被罗斯福总统召回，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亦于同年11月30日辞职。

罗斯福总统乃于1944年11月30日正式任命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的基本设想是，既然苏联支持美国扶植蒋的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最终不得不接受蒋的条件。

这种乐观主义的设想出自三种信念：

第一，至少直到1946年1月，他一直认为苏联将全心全意地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
第二，他一开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负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中国两大党在民主结构内足以在基本的政府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调解分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真正的群众支持，抱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知道苏联不会支持他们，如果美国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拒绝援助他们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就会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自己的力量。

关于国共调停工作，当时赫尔利设计了包含五项要点的草案，于1944年10月28日分别与国共两党公开讨论。

大意为：

第一，双方承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统一领导。
第二，国民政府给予中共及其他政党以平等、合法地位。
第三，中共军队接受国民政府编制。

该草案于11月7日经国民政府修正，同日由赫尔利携带草案亲自前往延安试探。毛泽东则要求“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蒋介石不同意“联合政府”的要求，但谓如中共军队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中共将领可参加军事委员会。

1946年1月8日，赫尔利正式就任驻华大使，1月24日，毛任周恩来为代表，飞重庆谈判，周重申“联合政府”主张。

1月26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与周恩来谈判，提出于行政院内设置一决策机构，使中共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周则坚持召开党派会议，不谈其他。

在赫尔利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于2月3日另提对案，成立“政治咨询会议”，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对此案未置可否。

2月19日赫尔利返美述职。3月初，蒋强调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宣布国共谈判已告破裂。

日本投降后，国共冲突愈烈，在赫尔利的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长达41天的会谈，赫尔利于9月22日返国述职。

10月10日，《会谈纪要》发表，国共双方对召开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和受降等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美国驻重庆职业外交官员与赫尔利双方在对华政策的观点上互有歧见。

例如：

任职于美国大使馆的谢伟志及魏德迈司令部政战官陆登，欲接纳中共，系受到主管中国事务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员艾奇逊的影响。
艾奇逊于2月28日对国务院提出长篇大论的报告，说明国共冲突根深蒂固，很难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放弃中共，中共将投向苏联的怀抱，最后会导致中国内战。

赫尔利为了确认他的立场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屡次要求华府以书面或公开方式颁布、阐明现在的美国对华政策。然而，华府却持否定且模糊的立场，同时赫尔利对美国国务院内亲共分子对其调停多方掣肘至为不满，乃于11月27日辞去驻华大使职务。

赫尔利的调停工作，主要基于他相信只要借着双方的协议，就能达成统合国共军队，以及将中共并入国民政府成为统一的政治体系的目标。

但赫尔利的失策在于未能抓住特殊的机会，促使国民政府从事根本的改革。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有效接收日军占领区及面对来自中共的挑战方面，都显出相当的无力感。

4、马歇尔的计划

马歇尔的调停任务始于1945年12月21日，止于1947年1月8日，为1949年以前美国在华调停的最后一段时期，也是最积极的一段时期。

马歇尔的调停，其短期目标旨在促成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特别是结束在东北的冲突，长期目标则是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使其成为战后安定远东的主要力量。

调停的重点以组成联合政府，终止国共双方敌对为首要工作。

1945年12月马歇尔将军第一次与蒋介石会谈时，就坦率地告诉蒋，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希望早日见到中国和平统一。

他也清楚表明，美国不愿卷入中国的内争。除非中国改进现在的立场，就国共之间和平达成协议，否则虽然中美两国友情深厚，但美国人民亦不允许杜鲁门总统继续为中国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1946年1月2日国共双方同意由三位代表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三位代表包括美方的马歇尔、国民政府的张群以及中共的周恩来。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于中止国共双方的敌对及解决相关问题。

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最大的争论是关于政府的改组问题。马歇尔于1月22日对蒋介石提出一份有关政府改组的备忘录。

虽然蒋不满意马氏的备忘录，但政治协商会议仍执行决议，在未来召开国民大会时要求国民党主动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成立国民政府委员会，使之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会由40位委员组成，依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委员由蒋介石从国民党党员与非国民党党员中选出，其中国民党委员占半数，而其他政党与无党派人士占半数。

非国民党政府委员分配所占的席位，在政治协商会议休会后，由各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等各自讨论后决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政府委员人数及否决权，在后来的国共磋商会议中也成为主要的协商问题。

特别是关于政府委员的否决权问题，中共预先提出，他们及其联盟在政府委员会议中至少须占14个席次，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票数，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案行使否决权。

对于国共军队重组的问题，双方同意成立调处小组，由国民政府的张治中、中共的周恩来以及美方马歇尔组成三方代表，且于1946年2月1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2月25日，军事调处小组达成一项协议，命名为“军队重组与中共军队并入国军的基本计划”。

协议内容也规定国民政府于第12个月底裁军至90师，同期中共军队重组为18师。更进一步的裁军行动是，第18个月国民政府裁减成50师，中共军队裁减成10师，全国军队共计60师，每师不超过14000人，总共编成20个军团。

1946年2月27日，军事调处小组达成决议后，即迅速通知并指示执行总部规划军队重组的基本计划。这包括将中共军队并入国军，以统一全国军队。

5、两次东北停战协议的影响

3月27日，国共签署了东北停战协议。但是，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失势强烈地影响一般人民的反应，使多数民众倒向中共。

1946年3月11日，马氏返国述职报告中国情势，并讨论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和贷款。

虽然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不是构成马歇尔最后调停失败的主要原因，却是导致他最后任务失败的基本因素之一。

当时两个主要局势发展使得东北情况迅速恶化：

(1)苏联在此地区屡次延迟撤军；(2)苏联协助中共获取日本投降时的武器及军需品。

苏联曾力阻国军进入东北，拒绝国军登陆大连港。

此外，国军挥兵进入东北时，被延迟撤离的苏联军队封锁。反之，中共方面却受益于苏联的延迟撤离，不仅利用充裕的时间加强其在东北的军力，而且加大他们对东北的渗透。苏联一再延迟撤军所产生的问题，使得长久以来互不信任的国共双方在东北发生军事冲突。

因此，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升高，导致第一次停战协议失去意义。

1946年4月5日，经过美式训练及装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到达四平战斗地区，次日即进攻四平市。经过六周的战斗，国民革命军于5月20日占领四平市。同时间，国共军队也正在长春进行另一场激烈战斗。自4月14日苏联撤军后，中共开始大规模进军长春，战斗持续34天。

因为国民革命军只有刚刚空运到的4000名士兵及当地3000名的后备军人，而中共军队则有2万~3万装备良好的军队，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4月18日战败。

经过此次战役，国民政府屡次要求中共自长春撤军，而且马歇尔也支持国民政府此项要求。中共最后于5月22日自长春撤军。

四平与长春的冲突可说是自1934年以来国共之间首次爆发的主要战争，此一悲剧的产生源自苏联的延迟撤离东北。

邹谠教授认为长春的内战，不但结束了停战令，而且也破坏了马歇尔精心设计的调停计划。

1946年4月18日马歇尔自美返华，该日正巧赶上中共军队占领长春市。马氏返美期间，东北情势恶化，政治解决的希望再度破灭。

马氏返华后，迫切任务在于使国共重返谈判桌，尽可能让双方重启谈判大门。其返华之初决定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往东北，结果不仅调停未取得进展，战事反而愈演愈烈。

5月下旬，国军占领长春后，中共要求在东北立即休战。但国军直到推进至松花江边无力继续前进时，才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在6月7日同意东北休战。东北休战期间，马歇尔虽仍尽力在国共间斡旋，但美国政府却在6月中旬向国会递交《军事援华法案》，实际上助长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气焰。

6月下旬，国军在中原地区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据马歇尔的说法，南京与沈阳之间通讯联络非常困难。蒋介石离开南京后，马氏即无法直接与他联络，此时为最紧急的关键时刻，造成他调停上的极端困难。

中共被迫自长春撤军的事实，以及国民政府占领长春这个战略城市的证据，加上国军继续向北推进的行动，使中共觉得被马歇尔所鼓吹的停战协议所欺骗。

另外，蒋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前往沈阳，更使得中共怀疑马氏偏祖国民政府。这些事端激怒了中共，多如弹雨的宣传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指责马歇尔使“东北的内战扩大”。

马歇尔与周恩来讨论过国共协议的条件后，即以电报通知蒋，此电文于5月26日到达在沈阳的蒋手中。

电文中他对蒋提议下列数点：

(1)立即在长春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2)蒋委员长于24小时内发布停战令，然后再公开表示希望结束战斗，愿以和平磋商的方法解决事情。

二次停战协议，虽然期间仅15天，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致使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地位急速下降。

由此引发两个主要后果：

(1)由于宣布第二次的停战协议，蒋丧失了消灭在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机会；
(2)从1946年6月之后，莫斯科对华态度开始转变，并加强援助中共在东北与华北的军队。

蒋介石也将东北日后的“沦陷”归因于第二次停战协议。

他在备忘录上书写如下：

第二次停战令使国军在东北之军事优势逐渐减弱。当时国军追逐中共军队已至双城附近，离哈尔滨尚未及100公里，已经逼近中国长春铁路上这个重要的战略城镇。
拿下哈尔滨，国民政府就能稳固控制住整个东北。如果中共被驱出东北以北哈尔滨这个据点，苏联将无法给予中共补给，自然而然东北就不会落入中共的手中。
所以第二次的停战协议是导致1948年冬季东北“沦陷”最主要原因。

1946年之后，苏联明显地对国民政府改变态度，他们不仅加强对中共的援助，而且数次公开指责国民政府。1946年7月，苏联的报纸更是用严厉的口气指责中国国民党。

苏联当时已濒于接受中共的观点，即放弃要求中共与蒋氏共同组织联合政府，转而企图以内战胜利的姿态夺取政权。

6、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的缘起

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建议，从1946年8月起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

军事禁运的决定由马歇尔及艾奇逊联合推动。他们停止对中国的军事物资的运送，是希望能迫使国民政府按照美国的政策行事。

《纽约时报》7月22日发表一份报告说，美国高层官员已经考虑很久“切断对中国的武器及军火的运送，希望能重新帮助他们，促进中国的和平”。

此段期间国民政府正急需购买武器军火对中共军队展开大规模的反击，因而禁运措施使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受很大的挫败。

对华禁运武器措施，美国地区自1946年7月29日开始生效，太平洋地区则自8月15日生效。虽然1947年5月26日美国正式解除对华禁运，但是直至1948年11月，美国未曾核准过任何一项售华武器案。

1946年8月30日，马歇尔得到蒋介石的正式同意，成立一个特殊的五人小组委员会，由新任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负责领导，专门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改组问题。

依马氏的看法，这一行为表示重组政府有了决定性的行动步骤，此为双方停止敌对的首要基础。假定能够终止双方的敌对，美国将会恢复对华援助。

禁运措施并未使蒋放弃军事进攻。10月11日，国军占领中共在华北的战略要地张家口。一个月后，国民党在共产党和民盟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等于彻底破裂。

12月下旬，马歇尔最后一次尝试在国民政府与中共间进行协调。1947年1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马歇尔最后的调停有结果之前便令国务卿贝尔纳斯召回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在华奔波一年，中国的战争却从局部发展成全面战争，他调处国共关系的愿望也终成泡影。1947年1月7日，马歇尔沮丧地离开了中国。

7、马歇尔调停失败的影响

邹谠认为马歇尔将军以为没有任何人能取代蒋介石的地位，美国除了在合理限度内尽力支持蒋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另一方面，蒋介石抓住政权不放，也破坏了那些最强烈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的事业，使美国拒绝承担至少在部分中国土地上继续保持国民党政权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1946一1949年，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运用美援，不能全心全意地跟美国合作，不接受美国的劝告，并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

即使在1949年1月由于东北和华北的溃败迫使蒋介石下野，而李宗仁正式接替了蒋的职务之后仍是如此，因为蒋的军队仍然拒绝服从李宗仁的命令。而蒋自己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企图在幕后操纵政治局势。

其后果就是：

李宗仁无法再保卫中国的任何一部分土地。只有美国长期地、有意识地干涉国民党的政治，也许能迫使最高统帅蒋介石早日退休，才能为成功的武装干涉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有效地运用军援，才能切实采纳美国的劝告。

从马歇尔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下列证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1947年初的心情：

回国以后，我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长久之计上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国民党机构腐败不堪，而共产党则有决心、有组织、有纪律，毫无疑问还要加上从苏联政府方面来的咨询与将来可能会给的支持。

一年以后，在1948年2月1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马歇尔念了两个文件，其中心思想是认为中国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

当国民党政权在灾难的边缘上摇摇欲坠的时候，马歇尔的迷惘就变成了绝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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