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学者著作遭中国门生侵权出版，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昨天，一篇题为的报道在学术圈广泛流传，进而在微博、豆瓣、知乎引发热议。

这篇文章由瑞士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瑞士资讯（swissinfo.ch）所撰写。报道中称，瑞士教授耿宁（Iso Kern）在胡塞尔文库工作时，曾用了近10年时间，花费大量精力从胡塞尔遗留下来的40000页潦草、难懂的速记符号手稿中，整理、出版了三卷现代德语的胡塞尔文集。

耿宁的中国学生，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倪康梁在未告知的情况下，主持翻译并出版了这三卷文集，且并未在明显位置提及编者名字，仅在编者导言最后提及耿宁，并未注明德文名Iso Kern。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也表示，从未授权任何出版社翻译、出版这套书。

耿宁聘请的律师向商务印书馆提出质询，要求销毁所有已出版的侵权书籍，并要求倪梁康公开道歉。10月，他收到商务印书馆的致歉信，信中声称“《胡塞尔全集》未经授权而出版，是因为编辑部门误以为这部书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而造成的重大失误。”并表示已经撤回所有未经授权的副本；同意支付律师费并为非法使用耿宁的知识产权而对他予以赔偿。

然而，当瑞士资讯就此事采访倪梁康时，对方却表示“版权问题是出版社之间的问题，与我无关。我不会向耿宁道歉，我觉得耿宁应该向我道歉。”或许正是这段尽显傲慢的回应，激起了网民的怒火，也让这件纠纷泛起的涟漪溢出了哲学圈，上升到了中国学术界之耻的高度，在微博上被转发近2万次，评论区众口一词的讨伐之声。在豆瓣上，《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不出意外地遭遇了“一星运动”。

在由学术圈层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话题的走向也难免愈传愈偏。比如，多位博主都在使用同样一段措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倪梁康曾是瑞士教授汉学家耿宁的学生。倪梁康在恩师耿宁不知情的情况下，主持翻译了耿宁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如果未读原报道，很可能会误以为这套书是耿宁的原创著作。当然，这首先是因为瑞士资讯的报道标题本身就有误导之嫌，这也成了部分网民质疑报道可信度的一个证据，尽管视频中耿宁教授的出镜指控确凿无疑。

就在舆论发酵愈演愈烈之时，倪梁康教授通过“现象学”公众号进行了表示“耿宁先生作为编者的外文名（版权页）和中文名（“编者导言”末页）在三卷上都有标明。”三卷本正文前都有三万字的编者导言，“说明了他作为编者的工作以及他对胡塞尔相关思想的理解。”

倪梁康还表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翻译计划及译者选择耿宁从一开始就知晓。至于版权问题，“双方出版社已协商并妥善处理完毕。本人作为中译版《胡塞尔文集》的主编，不参与出版过程中的版权处置事宜。”

然而，这篇不足600字“惜墨如金”的回应并未让外界的疑惑涣然冰释，反而激起了更多的疑问。比如，双方关于知情权的各说各话看似陷入了“罗生门”，但实际上倪梁康只说耿宁知晓翻译计划，而并未言及后续的出版事宜。而且，作为被指控的一方，倪梁康显然不能口说为凭，而是要拿出双方沟通的邮件等证据。

至于主编署名权的问题，如果我们参考商务印书馆“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中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就会发扉页上两位编者的名字与著作并列，版权信息中也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扉页仅有倪梁康主编，版权页上虽然注名了原版编者信息（Herausgeg eben von Iso Kern），编者导言最后也注名了“耿宁”，但正如耿宁在视频中所说“但谁又会读完导言呢？”

在中文版中，耿宁的汇编权和整理权作为著作权的一部分，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尊重。不知道这样的编辑体例是《胡塞尔文集》主编倪梁康确定的，还是商务印书馆确定的？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其中有混淆读者认知的“私心”？如果是后者，是否是为了掩盖本书在版权方面的问题呢？

谈到版权问题，无论是在接受瑞士资讯采访时，还是在公开回应中，倪梁康都将自身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声称作为主编不参与版权处理事宜。而在给耿宁的致歉信中，商务印书馆则解释称编辑部门误以为这部书已经进入公共领域。问题在于，提醒编辑部门确认《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版权归属难道不是主编的份内之事？如果连这样的工作都没做到，很难不让人怀疑所谓的主编只是挂名而已，并未真正参与到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之中。

在道歉信中，商务印书馆将所有责任都揽下来，在回应中，倪梁康将版权纠纷都推出去，双方之间可谓“配合默契”。尽管瑞士资讯及舆论的矛头都指向倪梁康，但商务印书馆也不应该“隐形”。无论是编辑部门真的误以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已进入公共领域，还是受到了误导，都意味在出版流程中存在明显疏漏。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商务印书馆对于《胡塞尔文集》的主编职责也界限模糊，主编有时职权过大，有时职责缺位，出了问题又可轻松卸责。在各种丛书层出不穷、挂名主编所在皆是的国内出版业，这恐怕是普遍现象。希望这次闹上国际的舆论风波，能让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机构反思一下近年来快速上马的各种全集、文集、丛书出版计划，摈弃版权管理粗放年代遗留下来的“拿来主义”，认真对待每一本著作，把好编辑流程的每一道关口，如此才不至于让自己的招牌一再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