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林警卫员，成为对越作战虎将！老师长言传身教，没齿难忘

第九章 虎胆深情

回首军旅行至今，

步步应怀感恩心。

泪眼南望祭烈士，

愧颜回眸拜帼巾。

——何其宗

中国也有句俗语，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何其宗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工作、拼搏在解放军这个大集体里，从普通士兵到一军之长，除了党的培养和个人努力外，还有四股力量始终在引导、推动、协助着他前行。

一、成长之路上几个“关节点”的“贵人”相助

人的一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几个对人生的一定阶段甚至一生都有决定性影响的“关节点”。在这样的“关节点”上，如果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就不会迷失方向、不走弯路，甚至通过迷津指点，找到成功的捷径。何其宗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生命中确实有很多“贵人”相助，让他没齿难忘。

首先是老师长董占林。

被选为130师师长董占林的警卫员，是何其宗的幸事，这让在军旅之路上刚刚迈开步子的年轻战士，成为了一位名师的高徒。在这一“关节点”上，正是董占林的言传身教，使何其宗通过耳濡目染拥有了一名军人刚毅正直的品格。更重要的是，“瓦弄大捷”中董占林的一系列作战指挥的动作，如同武林高手展示武功秘籍，让有心的何其宗从中感受到了作战指挥艺术的魅力，对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产生了极大兴趣，从而确定了他在军中的求索之路。

【瓦弄战役中，董占林（右三）带领部属现地勘察，持冲锋枪警卫者为何其宗】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我们可以把董占林指挥“瓦弄大捷”与何其宗指挥攻占1108高地战斗的经过和结果对照来看，二者几乎如出一辙！多年后，二人在北京见面，董占林问：“你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打得不错，说说你是怎么打的？”何其宗答：“还不是学你在‘瓦弄战役’时的方法打的！”

董占林曾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评价何其宗：“何其宗同志同我工作近二十年，他是个很聪明的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部队不多。在1962年中印反击作战期间，他是我的警卫员，他很爱动脑子，特别是对作战的战术战法很感兴趣。他在11军作训处负责外勤工作，当时部队新组建，何其宗同志潜心研究山岳丛林地分队战术，取得了不少实在管用的成果，这在1979年对越作战及后来的‘两山’作战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董占林是何其宗在作战指挥上的“启蒙者”。

【139师师长董占林】

11军副军长赵福顺，也可以说是在何其宗从军之路的“关节点”上起助力作用的“贵人”。

何其宗在11军作训处参谋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虽然为部队的军事训练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原地不动，甚至差点儿被转业。曾任130师参谋长的赵福顺是看着何其宗成长起来的，对他的人品和才能非常了解。当战事来临，赵福顺认为何其宗这匹蛰伏的千里马有了奔腾的机会，当军里研究战前调整师团班子的时候，他便力主让何其宗赴93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并亲自向何其宗当面交代要求。当时有很多干部被任用，但像首长和机关部门负责人兼职的任命只有何其宗一人。副团长是团首长，有权；参谋长是作战指挥的主要部门负责人，有职。这就是要给他创造条件在下一步的作战指挥中充分发挥作用。

何其宗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部队机构复杂，人浮于事，93团有五六位副团长、副政委，七八位副参谋长、副主任。任命我为副团长兼参谋长，既是团首长，又负责部队管作战训练的司令部，军事上有职有权，能够说了算！”正是副军长赵福顺的力主推荐，才使何其宗有了虎入丛林、大展虎威的机会。

【时任130师参谋长的赵福顺】

能让何其宗在作战指挥上大显身手的还有31师师长乔明来和93团团长李生才等的支持。了解当时部队情况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由于当时部队受派性影响，31师作为11军的主力部队有“老大”思想，对外来干部基本上是采取拒绝或不欢迎态度。经过调整后情况虽有所改变，但作训处一些同事都为何其宗到93团能不能“兜得转”担心。大战当前，31师和93团军政主官心中是有数的，对何其宗这位年轻的军事干部表示由衷的欢迎，特别是师长乔明来，在攻打1108高地的作战会议上，当何其宗提出在主攻方向上和师作战决心不一致的意见，他没有简单地否决，而是通过慎重思考，认为应该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明确表态：“同意93团的决心和打法！”实战证明，正是由于主攻方向避开敌人强点，打在敌人弱点上，才使93团在西线第一个突破越军防御，并顺利攻占1108高地。而在对越作战中，有的部队就出现过上下级意见不一致，从而影响协同，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况。

团长李生才作为93团军事主官，战前积极支持何其宗临战集训，战中有意识把何其宗往作战指挥的第一线推，让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战后充分肯定何其宗的成绩。至今，何其宗仍将老团长李生才，老政委张忠德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铭记于心。

【何其宗（右二）与93团团长李生才（左三）及部分干部合影】

有时，出于惜才心理，领导对下属去留的安排，也会阴差阳错地成就一个人才。那是何其宗还在11军作训处任参谋时，因其组织部队训练有章有法，成绩突出，昆明军区军训部也发现了这个人才，便和11军打招呼，想把他调至军区军训部，想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作用。但军首长不想放他走，副军长张景华便给何其宗支招儿，让他装病住院，这才留住了他。一名高级将领让部下装病确实是一件趣事，反映了军首长的惜才和对何其宗的肯定。

实际上，在大机关并不一定有利于人才的发挥和发展，从我军干部发展的规律来看，“五分教员，四分参谋，三分首长”的说法是基本得到认同的。1979年对越作战后，军事学院举行了一期以作战部队团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进修班，原本部队推荐何其宗和廖锡龙都去学习，但当时的军长王铮以92团训练需要为由没有批准他去，实际原因是听说这批学员毕业后可能由全军统一分配，王铮怕何其宗不能回11军才不让他去的。后来军事学院又举办了一期要求更高的完成班，毕业后回原部队，王铮军长便让何其宗北上进修。他毕业后去33师履职时，王铮又有意识地不让他带家属去，便有了后来何其宗在战役指挥员岗位上连续的“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