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国战争的物质基础: 100年前的案例告诉我们什么?

✪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导读】最近，世界主要大国频频提及“未来十年”这一关键概念，都对未来的风险挑战有所准备。变局之下，那种承平日久的状态与心态，可能不得不进行某种调整，以适应势变需要。本文重溯一战前的历史，分析了一个颇具现实性的问题：

19世纪后期，德国通过快速工业化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但由于资源匮乏、人均购买力低，其经济（特别是对食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贸易。这一经济体系上的脆弱性可想而知。然而，出于对敌我实力以及战争可能持续时间的错误估计，德国未能进行充分的经济准备。战争发生后，英国利用海权优势对德国展开经济封锁，直接导致德国初级产品供应困难。而德国虽在战初就改造其经济体制，试图凭借工业创新能力应对初级产品供应困境，但未能真正形成适应战时需求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德国工业界也普遍未做好应对战争以及战争长期化的心理准备。最终，长期封锁不仅削弱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也瓦解了后方的士气，大众对物资短缺怨恨的矛头从英国封锁逐渐转向德国政府，成为其战败求和的重要推力。

作者指出，这一历史表明：（1）构成现代大国战争物质基础的并非只有工业，食物与原料等初级产品的有效供应，同样举足轻重，甚至可能成为导致工业强国溃败的蚁穴。因为农业与矿业提供的原料及动力，乃是制造业的基础。（2）导致初级产品供应困境的原因，除了自身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薄弱外，也与敌国利用海权采取封锁政策紧密相关。（3）物质准备必然以心理准备为前提，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或许难以控制，但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总归是一种可控变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原题为《溃于蚁穴：战时新兴工业强国的初级产品之困》，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战争以经济为基础，在现代战争中，国家和平时代的经济形态必须进行某种调整，以适应战争的需要，这种调整实际上从备战阶段就开始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卓有成效的工业动员，展示了工业实力对于赢得现代化大国战争的重要性。然而，构成现代大国战争物质基础的并非只有工业，食物与原料等初级产品的有效供应同样举足轻重。检索历史，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困境，就是一个工业强国受困于初级产品供应的案例。但德国在“一战”中的困境，除了其自身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薄弱外，也与英国利用海权采取的封锁政策紧密相关。因此，审视“一战”间德国战时经济的困境，能对现代大国战争的物质基础与准备得出若干有益的历史启示。

▍实力对比与错误估计：对长期战争准备不足

研究“一战”的起因及战前大国矛盾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不管“一战”前德国与英国的竞争是否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也不管那场战争是否可以通过外交管控来避免，毫无疑问的是，交战双方阵营都对一场长期战争准备不足。实际上，无论是同盟国的核心德国还是协约国的核心英国，都早早进行了备战，但它们对欧洲大国战争的想象还停留于19世纪后期普法战争那种速决战。一旦从战争持续时间不长这种前提出发进行推演，就不可能为长期战争进行有效的准备，这对于当时的新兴工业强国德国来说，尤其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德国是19世纪后期快速工业化的军事强国，引领了电气、化工等若干新兴部门的发展，其西门子、巴斯夫、克虏伯等企业具有强大的工业创新能力。然而，这个新兴工业强国高速发展的夺目成就掩盖了其资源匮乏、人均购买力低、依赖对外贸易等弱点。凯恩斯形象地指出：

“德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了一台庞大而复杂的工业机器；这台机器的运行，取决于德国内部以及外部众多因素的均衡态势。”

战争无疑会打破德国持续发展所依赖的均衡态势，尤其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法国、俄国与英国纷纷成为德国的主要对手，这使德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上陷入包围之中，分散了其能够投入于战争的经济资源。从实力对比看，德国已然不占优势。

普法战争后，德国对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吞并，使法国始终成为德国无法置之不理的心头大患。19世纪后期美国与德国对新兴工业部门的引领使法国相形见绌，但是，法国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其工业技术在某些领域也具有一定领先性。

例如，到“一战”后期，不管是英国还是德国都未能解决航空发动机生产不足的问题，唯有法国优化了其航空发动机。就算在德国人引以为傲的火炮领域，法国的重炮虽不如德国，但其野战炮射程更远、射速更快、弹片更重。因此，德国在西线面对的不是一个工业弱国。在东线，与法国结盟的俄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但到1914年为止，俄国也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其钢铁、化工、电气等现代工业部门也戏剧性地兴起了。俄法两国从东西两翼的包围，使德国军方构想出了速战速决的作战方案，旨在于9个月内快速全面压制俄法两国，以避免德国的粮食、肉类及工业原料因敌人封锁海岸线而消耗殆尽。

这一方案考虑到了德国在经济上的弱点，甚至考虑到了战时被封锁的可能性，但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1912年，德国曾组建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收集农业生产的实时数据，确定工业原料需求并制定食品和原料的存储与分配方案。这一举措是对封锁威胁的准备，但德国没有考虑被长期围困的可能性，反而预计可以在战时同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美国这样的中立国开展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德国在战前确实计算了敌我双方的实力，但错误地估计了这种实力在实战中的发挥形式及其对战争持续时间的影响。更为致命的是，德国未能充分估计英国加入战局将带来的经济威胁。

英德竞争是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已被反复讨论。然而，在德国工业侵蚀英国工业霸权的同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与金融联系却十分紧密。1913年，英国在德国的进口贸易国别比重中占8.4%，在德国的出口贸易中占14.5%，均高于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事实上，就连俄国在德国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也远高于奥匈帝国。19世纪全球化造成的大国间盘根错节的经济关系，使德国的经济备战倾向于为短期战争而准备，因为世界经济经受不住长时间的中断和干扰。

不独德国人这么想，1914年7月，就在大战爆发前夕，伦敦商界的头面人物还警告英国不要参战。不过，大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足以改变政治上一较长短的“国家理由”。德国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同时与法、俄、英开战的可能性，但确实也没有认真为此做准备。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希望通过快速击败法国和俄国，来削弱或者克服英国参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英国在为对德战争做准备时，考虑到了利用海权优势封锁德国，并注意到了战争的长期化对德国不利。在利用经济力量影响战争方面，英国的心理准备与行动准备比德国更充分。

从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开始，德国就已经预见到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会采取敌对态度，但没有考虑过在击败法国后如何对付英国的问题，更遑论万一对法作战失利后该如何。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影响了德国的经济备战。直到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7月中旬，德国还在向国外出售粮食，而不是反过来为了备战而收购和存储粮食。当时德国的经济政策规定，出口粮食可以通过关税差额获得补贴，这诱导粮食生产者在收获后迅速出口以拿到现金，而其出口对象甚至包括英国。德国军方一再敦促政府取消该政策，但收效甚微。1913年，德国生产的黑麦和小麦有八分之一用于出口。一直要到1914年7月31日，德国才规定禁止食品出口，并允许食品和饲料免税进口。德国农业利益集团所长期维护的粮食出口政策，使德国无法进行粮食的战略储备，这一事例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德国在经济备战上的准备不足。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只能临时动员现存的经济资源，未能为大量消耗资源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在财政备战方面，德国的准备比实业备战更为充分，这是吸取了普法战争动员时期现金紧张的历史教训。早在1871年，俾斯麦就从法国的战争赔款中提出一部分兑换成黄金，作为战争贮备金，到“一战”开始时，这笔贮备金大幅增加。此外，德国持有不少短期国外期票和支票，其短期外债却几乎为零。德国在财政备战上相对成功，是因为存在历史先例，可以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当然，德国在战前所未能料到的是美国加入了敌对阵营。美国的参战，使经济实力的天平彻底倾向协约国。不过，“一战”中的美国还没有发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惊人的工业生产力，美国对协约国的经济支持更多体现为提供资金。美国从中立转向敌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从复盘历史的角度看，仍然暴露了德国战前庙算之缺失。

▍海权封锁下的困局：工业强国的初级产品软肋

德国在“一战”中遭遇了经济困境，不仅影响到战争物资的直接供应，还削弱了国民士气，成为其战败求和的重要推力。德国的战时经济困局，从根本上说受制于其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对战争走向产生作用，离不开英国实施的封锁政策。

单纯从地缘格局看，德国处在敌对国家的包围中，也就特别容易被封锁。沃森（Alexander Watson）指出，德国与其盟友在“一战”中如同被围困在铁壁之中，这道铁壁原本通过若干中立国开了一些口子，但随着英国封锁的不断收紧，铁壁逐渐闭合。在战争的诸多形式中，围城战以其阻断资源流动的特点，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封锁的成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及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古代的围城战到了近代，能够从对城市的围攻演变成对大国的围困。战争需要资源，封锁的目的在于切断资源流向对手，故封锁必须打击资源流动所依托的贸易与交通。在敌国尚存在贸易关系的情形下，封锁敌国的交通运输线可以阻止资源流向敌国。更高级别的封锁则是干脆阻止敌国的贸易伙伴与敌国开展贸易。由于走私等绕开贸易禁令的手段存在，对敌国贸易的封锁往往与对交通运输的封锁同时推行。能够实施有效封锁的国家必然既要有破坏对手交通线的军事能力，又要有迫使中立国减少或停止与敌国贸易的政治与外交威势。

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国不惮在战时拦截中立国驶往敌国的商船。为了规范大国间的海上行为，英国曾组织国际谈判，于1909年推出《伦敦宣言》，限制将前述重商主义禁运原则由军用物资扩大到民用物资。然而，英国议会拒绝批准《伦敦宣言》。该宣言包含了英国的妥协与让步，抵制该宣言的英国政要声称：

“有理由怀疑的是，宣称自己在海上拥有霸权的国家……是否从妥协与让步中得到过什么。”

这样一来，英国保留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动用全面经济封锁手段的可能性，为自己规避了国际法与道义上的麻烦。德国人在战时普遍指责英国人只是口头尊重国际法，然而，既然英国没有批准《伦敦宣言》，也就不必受类似国际法的约束。古代围城战造成的人相食惨剧可谓史不绝书，在现代战争中对一个国家进行包含食品在内的非军用物资的封锁，亦会诱发人道主义危机。因此，英国绕开国际法实施全面封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价值观上的“总体战”。

1915年2月，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当时德国尚可利用中立国船只出口，应考虑更严厉的封锁。3月11日，英国议会宣布，所有的德国货物，都将被英国的封锁力量没收。英国还在禁运清单上增加了物品。德国为了与中立国贸易曾想尽办法。譬如，瑞士一度迫于协约国压力，停止了向德国出口协约国认定的各种禁运物品，在多次抗议无效后，德国毅然停止了向瑞士出口煤、铁等资源，迫使瑞士又向德国妥协。在德国的努力之下，部分中立国如荷兰限制了英国在该国市场的采购额度，使其对德国的出口反较战前大幅增长。这自然引发了英国的不满。1916年2月，英国成立了新的封锁部（Ministry of Blockade），同年下半年，封锁大幅收紧。为了强化对德国的封锁，英国及其盟友对中立国也采取了一定的封锁手段，迫使中立国改变立场。例如，英国恫吓荷兰，若该国继续与德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将拒绝为荷兰船只供应煤。这一威胁产生了效果。

然而，总的来看，英国只成功压制了荷兰与挪威，瑞典、丹麦、瑞士、西班牙等中立国仍旧自行其是。尽管英国对付中立国的手段并不那么有效，但曾任德国财政部长的卡尔·赫弗里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还是哀叹，1916年年底后，德国能从中立各邻国获得的资源“慢慢地枯竭了”。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背景下，对中立国施压的能力，直接影响着封锁的效果。从德国1913~1918年的进口数据变动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萎缩，而这正是封锁的体现。

英国在“一战”中的封锁能够奏效，是因其正好击中了德国初级产品依赖国际市场的软肋。人首先要靠吃饭才能生存，人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种基本常识赋予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及相关政策，在工业时代饱受诟病，但不能忽视的是，战国时代的重农论者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的农业不足以支撑大量非农业人口，为了保障农业的劳动力投入以及最大限度缩小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消耗，只能牺牲具有奢侈品性质的工商业，将资源留在农业部门并以该部门来供养军队。实施这种“耕战”战略的秦国统一了天下，证实了其有效性。只是随着武器装备的技术日益复杂，以及整个经济日益货币化，工商业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才越来越显著。近代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打败东方农业国家，昭示着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现代战争的产业基础。

然而，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改变。对工业国来说，要维持大量非农业人口的存活，要么依靠其自身农业生产力，要么只能通过进口农产品来弥补本国农业生产的不足。一旦工业国的农产品保障要靠进口来补充，在战时切断该补充渠道，就会造成较大打击。19世纪前期，德国农业一度取得较大的发展，其生产的剩余支持了德国的工业化。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德国工业化加速，农业在德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德国的工业化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不过，理查德·蒂利（Richard H. Tilly）的研究指出，1850~1913年间，德国农业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但相对于自然力来说，还是表现出脆弱性。现代科学技术在德国农业生产中应用有限，大量资源被束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客观地说，德国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萎缩，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以1913年欧洲大国的农产品产出数据看，工业国如英国、德国、法国的农业产出，均不如落后的资源与土地大国俄国。1870~1913年，欧洲的初级产品贸易量年增长率为3.5%，英国靠此养活自己。从这一点上说，德国初级产品的软肋，只是工业国的普遍现象。表1为1880~1913年德国的进口贸易商品结构。

从19世纪后期到“一战”爆发前，德国进口的中间品与完成品在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大幅减少，反映了德国的工业化提升了本土制成品供应能力。与之相应的是，德国对原料的进口依赖度大幅提升。德国进口的食品则一直在进口商品中保持着不低的份额。德国对食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国际贸易来满足。德国的潜在对手英国同样存在着初级产品供应软肋。所不同的是，德国缺乏切断英国供应链的海军实力，而英国有能力通过海上封锁，大幅度阻止初级产品流向德国。1915年2月，德国海军曾经试图用潜艇对英国实施封锁，但不久便放弃。丘吉尔对此不无得意地写道：

“此事并没引起海军部严重惊恐。我们的情报表明，德国拥有的可以封锁不列颠群岛的潜艇不会超过25艘……考虑到进出英国众多港口的船只数量庞大，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的船继续大胆地出海，潜艇封锁事实上不会对我们的贸易产生显著影响。”

两个工业强国都很清楚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在战争中会受到封锁的威胁，也都试图封锁对方，但拥有海权优势的国家才拥有真正的封锁能力。

德国初级产品难以自给的软肋，在1915年也就是战争第二年就因封锁而演变为困局了。一篇德国新闻报道称：

“不夸张地说，柏林有成千上万居民每天为获得一点肉屑或者一小片猪油而斗争。”

尽管此时英国还没有实施最严厉的封锁，但封锁对德国软肋的打击已经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从消费数据看，“一战”前，德国城镇人均每周消费3.2磅肉类制品，到1917~1918年，则仅能消费0.3磅。德国农业的资本密集优势在封锁之下也变成劣势，因为制造化肥所需的原料同样依赖进口。饲料与肥料的匮乏导致1916年夏天德国马铃薯歉收，并使1916~1917年的德国冬天成为难熬的“芜菁之冬”。农业困境促使德国作出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决策，而无限制潜艇战使中立国美国加入战局，加速了德国的战败。

可以说，英国对德国的封锁成为影响“一战”结局的关键因素。而此次封锁所影响的关键领域不是先进技术或军工生产，而是最基本的初级产品与农业部门，因为哪怕是军工部门同样要靠食品来维系。德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克虏伯公司的负责人，曾于1917年5月向德皇报告：

“我们的后方有很严峻的困难……（工人）目前还照常工作，但当不可避免的食品危机到来时，一切都将结束。”

初级产品对军工部门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同时，“一战”是一场前线与后方均被卷入战局的现代总体战，封锁造成的德国初级产品供应困难，不仅削弱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也瓦解了后方的士气，大众对物资短缺怨恨的矛头从英国封锁逐渐转向自己的政府。初级产品的供应困难，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破坏了德国的战争能力。

▍战时经济调整的限度：生产体系尚待重构

现代经济依赖市场与贸易，但战争会扭曲市场并破坏贸易渠道，现代国家在战时不得不进行经济上的调整，以寻求市场和贸易无法发挥效力下的替代方案，去获取与分配稀缺的资源。“一战”爆发后，德国采取了经济上的应对措施，逐渐打造了一个战时经济体制。然而，德国的战时经济调整存在限度，其引以为傲的工业生产体系对比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系”，亦有待重构。德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弱点，在“一战”中尚不构成致命问题，但还是拖累了德国经济在战争中的表现。

经济学建立在资源稀缺的事实之上，战争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要克服这一困难，只能从扩大生产与限制消费两方面着手，而这又涉及分配问题。德国在“一战”中采取的战时经济措施侧重于分配。深受资源供应困扰之苦的德国工业界主动参与塑造了战时经济体制。1914年8月13日，在德国版通用电气公司（AEG）的企业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与工程师默伦多夫（Wichard von Moellendorf）的呼吁下，国防部成立了军需原料处（KRA），负责登记与管制关键军需原料。默伦多夫是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信徒，他的工作包含对企业供应链的管理，这使他最先意识到英国会对德国的金属原料供应进行封锁，他让拉特瑙提醒军方注意这一问题。军方采纳了来自工业界的意见。稀缺的原料只能被分配给那些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的企业。

为达成这一目标，拉特瑙等人又组建了战时原料公司，在政府的赞助下购买、储存和分配原料。巴斯夫等大型德国工业企业皆参与其中。军需原料处及其配套的战时原料公司的创立，是德国在“一战”期间进行战时经济调整的典型，其侧重点在于通过优化分配来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1914~1915年间，德国55000吨纯氮中有35000吨用来生产炸药，如果没有军需原料处和战时原料公司对原料的收储，德国将很难进行战争，而德国在战争初期几乎没有时间去寻找替代原料。尽管拉特瑙的构想在实践中不可能如设计中那般理想，但其战时经济体制创新对于德国能支撑数年还是起到了作用。

在生产方面，德国试图通过其工业创新能力来应对英国封锁造成的初级产品供应困境。不过，德国的技术突破没有真正形成适应战时需求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德国企业普遍不愿意接受从美国演化出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一些德国工业企业对于将产品调整为军需产品并不积极。克虏伯公司早在1915年就开始考虑战时军工订单不会持久，担忧战后不会有生产美国化的大批量产品的需求，因此，克虏伯作为德国工业的领军企业，仅仅在战争期间才转向用可交换零件生产火炮。实际上，克虏伯更倾向于以新建工厂或购买厂房来扩张产能。德国企业一般还是靠劳动力投入来维持和扩大战时产能。不过，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面临着工人被前线征用带来的问题。以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在战争头几个月，因征兵而损失了近5000名工人，相当于其43%的劳动力。据估算，德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1918年仅为1913年的63.6%。尽管德国工业的战时表现优于农业，但其生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上，和德国政府、军方一样，德国工业界普遍未做好应对战争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战争长期化的心理预期，这削弱了德国在战争初期调整经济的效力。私营企业对利润的追逐甚至破坏了德国的战时经济体制。战争刚开始时，德国工业界就迫使政府部门将出口控制权还给工业家们，于是，成吨的德国钢铁通过瑞士运抵法国和意大利。1916年，英国禁止本国企业向中立国出口钢铁，以扩充自身的军需生产，这导致国际市场上对德国钢铁的需求剧增。高额的利润使德国工业家更倾向于为出口而生产，结果导致了德国国内市场的混乱，不仅钢价暴涨，而且军事订单被极大地推迟交付。当年6月，形势乱到军需原料处不得不对生铁的分配加以控制。因此，德国在战时不断强化对经济的国家控制亦为形势所迫，由此也反证了德国在战前与战争初期缺乏对战时经济的整体考虑与制度设计。作为对比，英国于1915年设立的军需部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且不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到了战争后期，德军动员国内一切后备力量的计划本身就是效法英国的。从这一点来说，德国的战时经济调整，就国家对市场的替代而言，并未与英国的实践存在根本性的体制对立，双方的区别在于体制调动资源的程度与效率。

▍小结

孔子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经济与军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共同构成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战争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与条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形式与侧重点，但基本原则一直保持着稳定性。

在冷兵器主导的农业时代，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不高，供养军队的农业部门比工商业部门更具战略性，古代国家在保留有限的武器制造部门的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入农业部门，从军事角度说也是一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制造业对于财富积累和军力提升的作用才越来越凸显。西方国家凭借制造业生产的坚船利炮进行了全球扩张，使战争的主要产业基础逐渐转移到工业部门。寻求武器生产的自给，是美国、德国等国效仿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因，也是现代工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

然而，战争不仅仅需要武器装备，人只有在维持生存的前提下才能拿起武器作战，而人类的生存首先要靠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此外，工业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先进技术固然决定着工业的竞争力与生产力，但由农业与矿业提供的原料及动力，是制造业进行生产制造的基础。因此，保障农产品与原料等初级产品的供应，对于工业国进行战争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对英国、德国等中等规模的强国来说，工业化意味着农业的萎缩，这实际上排除了此类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留在核心圈层的可能性。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能坚持到胜利，是因为它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弥补其本土规模狭小而资源有限的不足。德国在“一战”中则恰为反例。而德国在“一战”中的困境，又表明了，有效的封锁手段不一定要针对军事装备或先进技术，相反，与自然资源紧密联系的初级产品，同样可能成为导致工业强国溃败的蚁穴。“足食”的重要性，仍未改变。

如果说德国在“一战”中的经济困境，存在着一些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因素，如农业经济萎缩、工业生产依赖外部资源、缺乏保障海外供应链的能力等，那么，德国在战前缺乏相应的准备，则是放大结构性困难的人为因素。客观地说，德国在战前并非没有考虑过初级产品因封锁而产生供应困局的可能性，但寄希望于通过速胜来克服这一困难。而德国工业界在战争初期对战时经济调整的消极心态，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战争不会持久的预期。物质上的准备，必然以心理上的准备为前提，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对备战而言，总归是一种可控变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原题为《溃于蚁穴：战时新兴工业强国的初级产品之困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