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情报网沦陷，李克农大病一场：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说不出话

1947年10月3日，临时驻扎在陕北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神泉堡的中共中央机关里，周恩来看到了一份两天前由美国合众社发出的报道：陈琏袁永熙夫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陈琏是蒋介石手下第一号笔杆子，号称“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的宝贝小女儿。没有蒋介石点头，谁也不敢轻易得罪。

她同时还有一个连父亲都不知道的身份。早在1939年7月，陈琏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受到共产党的感召，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

周恩来一看到这篇报道，就知道兹事体大，一定有什么份量极重的情报落到了蒋介石手里，才会把陈琏也牵连其中，甚至搞不好还会暴露她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

周恩来顾不上三七二十一，立即给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发去一封电报，催促他立即采取行动：“…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至关重要的王石坚，此刻已经在国民党的大牢之中。

祸起庆功宴

事件起因，还要说到前不久9月份，在北平一家高档饭店，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余心清主持召开了一场招待会。

与会者都是各国驻北平领事，因此当然少不了众多国际媒体出场。

余心清兴致冲冲地告诉来宾，他要宣布一个“惊人消息”，那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将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然而就在他与各国领事交杯换盏，踌躇满志之际，远在陕北的周恩来却对手下情报人员发出了罕见的怒火。

余心清的行为，从动机上来说确实是出自一片好心。

一年之前，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不久。一天晚上，余心清来到了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二楼客厅。

在那里，他见到了李济深、张澜、龙云、李一平、陈铭枢、朱蕴山等民主进步人士正纷纷表示，不能把国家断送在一个人的手中，要团结起来，进一步合作。商讨救国之策。

这群人中，还有一位余心清最尊敬的长者，老上司冯玉祥将军。余心清在冯玉祥手下先后当过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还担任过冯玉祥的秘书长，曾代表冯玉祥参加福建事变。

把民主力量和国民党内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合在一起，配合中共的行动，扩大政治影响，是这些人的既定方针。

在会议上，冯玉祥提出，由熟悉北方人事的余心清前往北方做重点工作。会后得知情况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则建议，希望能策动一些国民党“杂牌军”出身的将领起义，配合解放大军。

其中被冯玉祥寄予厚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孙连仲。

孙连仲自保定中学府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冯玉祥手下从连长、营长一路爬到旅长、师长，这才有他后面当上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出任绥靖公署主任的资本。

他同样深受冯玉祥知遇之恩，和余心清也是多年的老熟人。

1946年7月，余心清接到孙连仲发来的“有事相商，请即命驾来平”电报和旅费。在冯玉祥和李济深的安排下，余心清立即携带一百万元经费投奔孙连仲。

随着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越打越颓势，余心清趁机多次向孙连仲旁敲侧击，引发他心中的忧虑：再跟着蒋介石打下去，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

余心清乘热打铁帮孙连仲分析形势，告诉他，目前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兵败迁到南方；二是留在北方与中共合作，加入革命阵营。

1947年9月初，余心清终于得到了孙连仲的明确表态，要留在北方，让余心清去联系共产党。

认为大功终于告成的余心清兴奋不已，当即在一张香烟盒背面写下“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并找到地下党员陈融生，请他发往延安。

陈融生将电报交给了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一场滔天大祸至此降临在整个中共北方情报网上。

乌云压顶

出乎余心清意料，接到“喜讯“的周恩来迟迟没有给他复电，反而立即找来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主管罗青长，对李政宣提出严厉批评，要他命令发报员立即撤离。

迟迟得不到回电的余心清不愿辜负孙连仲的一番“好心“，只好自作主张举办了招待会。

实际上，周恩来不回电自有一番深虑。李政宣的北平地下电台本是传递军政情报专用，而余心清负责策反属于统战工作，这两者本该泾渭分明，横向互不联系。

谁知李政宣竟然不加分辨，违规代发统战消息，如此违规操作有着极大风险。

事后发展表明，周恩来的忧虑完全正确。作为国民党杂牌军，孙连仲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猜忌，统战价值并不想冯玉祥等人想象的那么大。

他头顶保定绥靖公署主任虽然看着威风，实际手下却没几个兵卒，北方真正的军政大权，都在老蒋嫡系胡宗南手里，稍有风吹草动，孙连仲便自身难保。

孙连仲为人也十分懦弱胆小，对于余心清的策反长期虚与委蛇，直到1947年9月份才一反常态积极起来，这其中难免有鬼。

就在李政宣拍发电报的同时，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科科长赵荣德，率领手下开着一辆辆吉普车，正巡游在北平大街小巷。

这些吉普车上装载着美军送给蒋介石的无线电侦测电台，对北平展开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电子信号扫描。

本来北平私人商业电台、国民党高官贵人专用电台等多如牛毛，要在密密麻麻的电波中找出共产党的情报台，并非易事。

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已撤离延安，在周边山区指挥，对外界的情报需求就格外倍增，北平地下电台每日发报工作量相应地必须达到三四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需要连续发报7个小时。

在余心清交出策反情报的同时，保密局已经判断出，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极可能有一架共产党的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千里之堤，溃于毛贼

余心清的招待会结束后，西方媒体纷纷大肆报道，其中美联社一句“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闹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蒋介石当时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立即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叫来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命令他必须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

蒋介石高压之下，保密局大小官员为了自己的脑袋，自然不敢怠慢。

共产党不少地下党员都是陈琏这样在国民党中的显贵大员，没有十分把握，郑介民也不好轻易挨家挨户上门搜查。万一他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北平地下电台肯定会及时转移。

正在保密局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向来以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著称的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掏出了一张谁也想不到的王牌。

谷正文叫来了段云鹏。段云鹏出生于河北省冀县，曾经在北平拜著名侠盗“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身术，绰号“赛狸猫”，本来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徒。

1946年冬天，段云鹏偷盗北京著名绸缎庄瑞蚨祥失手，案卷一经谷正文的眼睛，他当即拍案叫绝：“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在谷正文干涉下，段云鹏立即恢复自由，还被招募为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成了一名特务。

这一次，段云鹏的任务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很快，段云鹏给谷正文带回这样一条信息：“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有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1947年9月24日清晨，一队保密局人员荷枪实弹冲进京兆东公街24号院，将正在发报的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逮捕。

屋中，当即搜出还未销毁的余心清转交过来的香烟盒。

英雄不复少壮

1947年9月27日，美国合众社发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译音)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译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这两人其实分别就是余心清和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两人都是国民党中将军衔。

当时陕北的中共中央还不知道，这短短新闻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灾难。

在24日晚，受不了严刑拷打的李政宣就当场叛变招供，交代出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几个小组长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9月25日、26日，董剑平董肇筠先后被捕。在保密局后续的疯狂搜查中，除了两名中将之外，另外一共有20名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少将级地下党员沦入敌手。

陈琏袁永熙夫妇也是李政宣供出“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招致牵连被抓。好在保密局无法取得确实证据，陈布雷最后向老蒋求情将二人保了出来，“严加管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郑介民闻讯大为震动，亲自飞来北京坐镇指挥审讯工作。

但是在这些公开报道的受害者之外，国民党却特意遮盖住一个人的名字不许发表，他就是中共西安情报站长王石坚。因为这个人的价值实在是太大了。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

后来周恩来设法将王石坚营救出来，送他到陕北入抗大学习。

1941年起，王石坚被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他手下最重要的3名大将，就是一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直到李政宣叛变的6年时间里，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高效运转，胡宗南事无巨细，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做出放弃延安躲过胡宗南扫荡立下了卓越功劳。

1947年的时候，以他的西安情报站为中心、联结整个北方的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情报工作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受到中央的表扬。

李政宣叛变当晚，保密局特意要求他照常联络王石坚，使得他没能及时发现事变转移。

9月29日，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中共中央对此毫不知情，正因如此，知道陈琏被捕之后的周恩来，首先牵挂的，就是王石坚的安危，要他尽快撤退。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但谁也没想到，当年坚贞不屈的王石坚，竟然已经叛变了。

大劫难

根据后来的资料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

与这份自白书一起提交的，还有中共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

此次事件，导致44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整个北方情报网几乎沦陷。

其中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名烈士，于1948年10月19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虽然保密局洋洋得意，郑介民号称摧毁了共产党情报网的“半壁江山“，但是面对追求光明的烈士们，恶魔谷正文也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此次变故让李克农因为过度悲痛和焦虑大病了一场。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十多天说不出话来。等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李克农向中央上书检讨，坚决要求处分自己。

周恩来认为，即便是武装斗争也有失败的时候，更何况隐蔽斗争，只要认真吸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即可。为了勉励李克农，他最终决定“不必议处”。

叛逃疑云

作为这次“顾顺章之后中共最严重的情报挫败“的最大罪人，王石坚无疑背上了千古骂名。

与王石坚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范行先和4个孩子，1948年，这大一家子被押到南京后不久，范行先和孩子们被释放，她便带着孩子回到了江苏常州老家，王石坚则于11月底被押往台湾。

到了台湾，王石坚似乎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转而重新以赵耀斌的名字出任保密局特研组少将组长。

1959年，王石坚重新在台湾与郑德芳女士结婚，生下小女儿赵芝明，在默默无闻中一直生活到1983年6月，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可是事情真的到此就完结了吗？

王石坚去世短短3个月，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专门讨论、研究王石坚的政治身份问题。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因为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王石坚被捕后，对几位重要的地下情报人员，他始终没有吐实他们的真实身份。

比如余心清在17个月后被释放，而对于手下“后三杰”，王石坚被捕后向国民党特务招供说，是他“利用”了熊向晖等人。这在事实上保护了他们，让“后三杰“能在美国安全读完大学回国。

仔细盘算下来，依照当时牵连破坏规模如此巨大的行动，除了5烈士之外，最终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成功逃脱厄运，实在有些过于幸运。

反倒是天网恢恢，段云鹏后来多次潜回大陆搞破坏，被抓之后于1967年10月11日枪决，偿还谢士炎等人的血债。

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珺在信件中说：“但他（王石坚）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

周总理曾经要求情报工作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我们也知道，像吴石将军、朱枫女士，都是为了解放台湾而不幸牺牲的情报人员。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王石坚事件，也许那一天还未到来，只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