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1岁嫁周恩来，相濡以沫51载，88岁追夫而去，领导人列队送行

1992年，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女士因病去世，享年88岁。

邓颖超与周恩来总理一起走过了51年的铿锵岁月，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从青葱岁月到耄耋老人，从留学法国的千里通信到年老时的天人永隔，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守。

那个年代，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没有誓言，但牵了手就是一辈子，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1904年，广西南宁的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诞下了一名女婴，也就是后来的邓颖超。

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任广西南宁镇台之职，不仅为人不仅忠勇而且武艺超群，深受当地百姓及士兵的爱戴。

但他与上司意见不合，一次变故中，一纸公文便将邓颖超的父亲发配到遥远的新疆，不久后，邓廷忠身故。

就这样他再也没能回来与女儿妻子团聚，去世时年仅51岁，此时邓颖超年仅七岁。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与年幼的邓颖超从此相依为命，当时封建社会何其艰难，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带着年幼的邓颖超远涉千里来到天津谋生。

在天津，邓颖超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邓颖超在天津思想境界大幅度提高，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两人都是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从日本留学归来，年轻帅气的周恩来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而此时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队长的邓颖超也十分优秀。

更有趣的是，两人都喜欢话剧，周恩来还曾指导邓颖超表演话剧，他们还进行过反串表演。

他们相识时，周恩来是21岁，邓颖超是15岁，正是花样的年华，充满青春与朝气。

邓颖超后来表示说：当时我们彼此都是有印象的，但却是淡淡的，由于年纪小，当时并没有发展成为恋人。

相知

1920年11月初，周恩来乘邮船从上海出发，漂洋过海远涉重洋开始欧洲之旅。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成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同时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相关工作，并负责国外友人与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

这其间两人只能通过信件交流，他们交换着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交流着思想，沟通着信仰。但是此时只是要好的朋友，共同战斗的战友，并没有发展成为爱人。

邓颖超曾表示说，我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

周恩来从小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希望可以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成为自己的妻子，此时他发现一心想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友和自己并不合适，便做回了朋友。

而此时周恩来发现坚毅、有理想的邓颖超便是自己的最佳选择。在周恩来寄给邓颖超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年轻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追求下不由倾心，但是此时她并没有急于答应，邓颖超从小丧父，与自己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在天津做医生、当教员赚钱，辛辛苦苦将邓颖超拉扯大，所以邓颖超对自己母亲很是敬重，她首先询问了母亲杨振德女士的意见。

杨振德女士是见过周恩来的，周恩来不仅相貌出众，性格温文尔雅，而且才华横溢，绝非凡品，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杨振德女士对周恩来十分满意，不过此时周恩来远在欧洲，杨振德还是觉得等周恩来回国之后再说两人感情的问题比较好。

不过邓颖超作为思想开放的新时代的女性，推崇女性自由，她希望可以找到相伴自己一生的良人，便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长期纯洁的友谊从此升级为了美妙的爱情。

欧洲旅居的四年时光，对周恩来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谓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周恩来明确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第二件就是明确了谁才是与自己牵手一生的伴侣，一起革命的战友。

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两人写了250多封信。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从共同的信仰到灵魂的契合，从中国天津到法国巴黎，美妙的文字记录着两人平凡而伟大的爱情。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周恩来也因此得以从欧洲回到祖国，并负责两党之间的统战的相关工作，但是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周恩来没有办法去看望已经分别四年的恋人，而是直接到了广州，开始着手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的相关工作。

异常繁忙的工作并没有间断两人的沟通，他仍然不断给邓颖超写信诉说着爱意，并向她求婚。

邓颖超思虑再三，最终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当年夏天，邓颖超申请调派广州工作。

1925年8月8日，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两人邀请了几位朋友，一起在餐馆里吃了便饭，就算是结婚了。

虽然没有婚纱钻戒，没有结婚仪式，甚至连很多亲朋好友也未到场，但是此时此刻，邓颖超和周恩来正式成为伴侣，而且是一生彼此互相扶持的革命伴侣、模范夫妻。

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二人一起携手走过了51年的革命岁月。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在外貌方面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美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但年少时期的周恩来真正应了那句“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邓颖超曾说道：我不如恩来长得漂亮，所以他一开始跟我说革命伴侣这事的时候，我有些纳闷。

不过两人似乎并未十分在意外貌这件事，直至婚后很久，邓颖超问周恩来这件事情时，周恩来才说：我记得那次你在天津登台演讲，第一个就是你，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很是吸引我。

原来在爱人的眼里她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女子。

熟悉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人都知道，他们夫妻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几乎没有过争吵，是众所周知的模范夫妻。

尤其是周恩来，对于自己的妻子，可以说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

而世间不存在完美，对于周总理夫妇来说，无儿无女或许是两人爱情里唯一的遗憾，

有一次，邓颖超对着秘书赵炜说：你看你，有儿有女多好啊！

其实他们夫妻二人曾经是有孩子的。

在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她当时是做地下党工作的，她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于是狠心的她就做了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放弃这个孩子。

她一个人上街去了药店，买了堕胎的中成药，想要一个人偷偷打掉孩子。

吃了药后，她瞬间就疼得满地打滚，豆大的汗珠如下雨般滚落了下来，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与懊恼，就跟她吵架说：你的身体就是革命本钱，而且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他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丈夫发那么大的火。

面对丈夫的指责，邓颖超自然是愧疚的，不过当时只有21岁的她，觉得自己很是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实现夫妻俩为人父母的愿望。

当邓颖超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我当时太幼稚不懂事了。

不过就在1927年，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夫妻二人，邓颖超再一次怀孕了，这次为了养胎，她特意让母亲从天津赶来照顾怀孕的自己，在饮食起居上无不小心翼翼，第二年的4月，在母亲的陪伴下，邓颖超住进医院准备待产。

但是这次在分娩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孩子难产，胎儿过大，当时那个年代医学不发达，剖腹产的技术还不成熟，最后医生不得已拿着产钳把孩子给夹了出来，但是很不幸的是孩子还是夭折了。

每次说到这，邓颖超就泪眼婆娑，对着秘书赵炜说道：那是个男孩，如果现在还在，可能比你都大咯。

九斤多的男婴不幸夭折，使邓颖超悲痛万分，她也同时再一次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这其中更是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难产丧子过后，身心都还没来得及恢复的邓颖超就因为"412"政变，不得不离开广州，不过由于当时国民党已经封锁了所有相关的路线，最后幸亏在医院医生护士的帮助下，伪装成医务人员才得以安全撤离。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只能乘船离开广州，一个月后才到达上海与躲避追捕的周恩来团聚，可我们都知道刚刚生产完的妇人在月子中是见不得风、见不得水，着不了凉的，而刚经历难产的邓颖超在颠簸的轮船上多次辗转，而且在海上航行期间，一直呕吐得非常厉害，时常晕厥，使得邓颖超身体严重受损。由于产后恢复不佳，两人永远地失去了为人父母的机会。

此后，邓颖超再也未有孕。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对做一个母亲的深深的渴望。她把这份爱给了没有人照顾的烈士后代，他们收养了十多个烈士的孩子。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邓颖超为“邓妈妈”。孩子的欢声笑语，对膝下无子的总理夫妇也算是一种慰藉。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峥嵘岁月一起携手走过来的革命伴侣，虽然俩人聚少离多，居无定所，但是他们始终不离不弃地深爱着彼此，陪伴着彼此，甚至宠溺着彼此，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颠沛流离而逐渐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坚定。

对此，邓颖超曾坦率地表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会，因为这次的生离，可能就是永远的死别。

共产党人在这种动荡无常的环境中，守护着革命事业的同时，也默默守护着对方，守护着自己的小家，守护着自己的爱人。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自然免不了会成为亲朋好友请托的对象。对此，周恩来要求家人凡事都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对亲属要求苛刻，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谋过私利。

其中，作为总理夫人的邓颖超享受的待遇就更“苛刻”。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有许多人向周恩来提议，以邓颖超的能力及资历，应该让邓颖超同志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重要职位。

对此，周恩来坚决表示了反对，他认为若邓颖超在政府任重要职位那便成了自己的下属，而在家中又是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关系是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的。

对此，邓颖超很支持丈夫的工作，一直保持低调的作风，做出很多的牺牲与让步，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关注妇女与儿童的事业中来，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提倡男女平等，关心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而且夫妻二人平时十分简朴，衣服总是补了又补，直到穿不了，日常饮食也总是粗茶淡饭，从来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总理夫妇一生清贫，廉洁自律，周总理去世时两人总共的存款也才五千块钱，后来还被邓颖超拿去交了党费。

邓颖超女士虽然在党内与国家的威望极高，但是她丝毫没有架子，待人极其和善，非常热情，在一起的时候谈笑风生，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所以大家也都热情地称呼邓颖超女士为“邓大姐”。

周恩来总理作为国家的领导，工作繁忙，而周家又是一个世家大族，兄弟姊妹不少，侄子侄女就更多了，人多了自然免不了迎来送往，这种事情落在了邓颖超的肩上。

对于周恩来的亲戚朋友，她总是热情地招待，亲力亲为，甚至拿两人的工资给周恩来总理家中的子侄，周恩来的亲戚朋友无不对邓颖超赞赏有加，邓颖超也成为了周恩来当之无愧的贤内助。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总理泰然自若地会见着外国来宾，极具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采，但人们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天他被确诊得了膀胱癌。

然而，当时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不容乐观，周恩来总理以国家事务为大局，叮嘱医生说：我尽量配合你们，但是请你们也配合我，周总理虽然身患疾病，他依然坚定地留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随着会议越来越多，国家的事务越来越繁重，随之睡眠也越来越少，周恩来经常到半夜还在批示文件，邓颖超也曾多次劝周恩来要注意休息，身体最重要，但是周恩来总是以国事为重，不能让等待的人苦等，坚持当天的事情当天必须处理完。

长此以往，繁忙的工作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让早就不堪病魔困扰的周恩来总理倒下了。

周恩来虽然人住在了医院，但是仍然挂念着祖国，也挂念着自己的爱妻。

邓颖超每天都会到医院来看望丈夫，两个人一起读文件，一起聊天，一起回忆着年少时的相知相许，相伴相惜，回忆起年少时你英俊潇洒，才华横溢，我青春年少，美貌贤良。

她知道周恩来时日不多，便想着多陪他一点，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回忆。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对邓颖超说：小超啊，我肚子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只是现在来不及了。

两人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两人从列强欺辱、山河破碎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周总理临终前除了放心不下百废待兴的祖国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妻子了，并一直叮嘱秘书赵炜一定要照顾好大姐邓颖超。

在1976年1月与病魔抗争多日的周总理还是走了，甚至他还要求医生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解剖，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

他甚至要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康。甚至要求不搞追悼会，但是人民还是自发地排起了十里长街送别敬爱的周总理，久久不肯离去，甚至很多人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

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联合国甚至为此降半旗致哀。各国领导人都发来唁电，甚至想送总理最后一程，不过当时并没有外国友人参加葬礼的先例，我国都婉拒了。

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耗尽心血，任劳任怨。周恩来总理走了，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守护着我们，化成了春泥，滋润着家园；化为了河水，浇灌着万物；化为了世间万物，守护着深爱的祖国。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十分憔悴，于是便把生死看得很淡，总说人一死，就是两袖清风，什么也带不走，或许此时她的心已经随着丈夫远去。

他们在学生运动中呼吁国人要觉醒，八年抗战一起共赴国难，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虽然无儿无女，但是相濡以沫，情比金坚。如果说周恩来用自己的一生都在诉说着自己对祖国的爱，那么邓颖超则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