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回忆：有幸参加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郑维山回忆：有幸参加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难忘的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北上抗日，是我国革命战争经过艰难曲折，走向新胜利的一个起点。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还曾分别和红一、红二方面军在懋功和甘孜会师。那时我在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任政治委员，有幸直接参加了这两次会师。当时那种难以忘怀的情景，至今仍萦绕脑际。

早在一九三二年秋，我红四方面军为了突破蒋介石的“围剿”，由湖北经豫西，越秦岭，进入汉中，年底转到川北，同当地党和人民群众一道，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此时，军阀田颂尧乘我立足未稳，发动了三路围攻。

我军英勇奋战，粉碎了其企图，巩固了根据地，接着便乘势发动了仪南、营渠、宣达三大进攻战役，解放了仪陇、广元、昭化、苍溪、间中、南部、宁强、营山、英安、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等广大地区，把田颂尧余部赶过嘉陵江以西，重创杨森、刘存厚部。至此，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至五个军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接着，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又一举粉碎了刘湘纠集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钮、罗泽洲、杨森、刘存厚等军阀，共一百二十个团三十余万人的六路围攻，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不久，我们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准备迂回黔滇边，北渡金沙江，同我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指战员们是多么高兴啊!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主力于一九三五年初回师川北后，遂决定西渡嘉陵江，去迎接中央红军。为了扫清渡江障碍，保障方面军主力顺利过江，我奉命带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师长熊厚发同志带师主力随方面军准备过江)，会同兄弟部队，迅速打垮企图阻我过江的罗泽洲部。三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做好准备，以夜袭手段，一举攻占了老官场、红山，接着向仪陇发展。盘踞在这里的敌人足有四个团，他们凭借座座山头、层层障碍和工事、火力，拼命阻止我们前进，激战竟夜，我们的部队几乎都用上去了，仍不能突破敌最后防线。

天快亮了，我意识到这样胶着下去不行，立即命令部队组织猛攻，同时命令把学兵连拿上去，壮大阵容。学兵连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受训时间短，战斗力不强。但他们情绪高昂，有股冲劲。加之当时天色未明，敌人弄不清我军底细，误以为我后续部队赶到，不敢恋战，弃阵逃跑。我军乘势追杀，终于把罗泽洲主力赶过仪陇城，压回到营山地区。这一仗我军共歼敌近四个团，完成了保障主力渡江的任务。

过江后，我们师又参加了强攻剑门关，激战江油、塔子山、锥山关、彰明等战役战斗，连克中坝、茂州、威县，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于四月中旬到达崛江东岸重镇—汉川。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在熊厚发同志率领下，和红三十一军一起，在理番地区与敌崖战，我带二六五团、二六八团攻占汝川，准备继续西进。这时，指战员们盼望已久的喜讯终于来到了。

一天，红三十军李先念政委突然从总指挥部来到汉川，一到就告诉我们，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率领下，已在卢定桥突破天险，渡过了大渡河，正向我们这里前进。李政委来汉川就是根据徐向前总指挥的命令，带我们八十八师两个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西渡眠江，经惫功，南下宝兴、芦山、天全，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来了!”消息很快传开，战士们心里都乐开了花。几个月来，部队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盼望中央红军到来，憧憬两大主力会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现在眼看会师就要实现，怎能不格外高兴呢!我们接到命令，立即整装出发，向憋功前进。

从汉川到懋功，行程三百二十余里，中间多为崇山峻岭。尤其是有座叫红桥山的大雪山，高达四五千米，山顶积雪终年不化。老乡们传说，山上有神，能呼风唤雨，喜怒无常。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自然不信有什么鬼神，但老乡们说的大自然的喜怒无常，又不能不信。好在那时部队个个年青力壮，加上会师心切，士气正旺，再险恶的征途，也不放在心上。

经过一天多的行军，部队来到红桥山下，一看，嗬!果然是巍巍然不见山顶，雾腾腾云缠山腰。这里的天气也怪，先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一开始爬山便人人挥汗如雨了。当爬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满山满谷涌出乌云，顷刻间，瓢泼似的大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脑地砸下来。战士们用斗笠盖住头，硬往上走。走着走着，将到山顶时，大雨又变成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洒向山头，覆盖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顿时，大家都变成了“雪人”，整个天地间一片白。李政委和我正在二六八团后面跟进时，只听到雪雾里有人瓮声瓮气地说:“娘咯，这是人走的路吗!”“我们走过去，不就成了一条大路嘛!”另一个人似乎不同意前一个人的说法，富有深意的反问。“乖乖，那个山上出太阳啦!”

时间不长，我们又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当我们爬上山顶，极目远眺，不禁为这雪峰奇景和战士们的乐观情绪所感染。有古语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看着一望无际、波澜壮阔的银山云海，向往会师后中国革命灿烂的前景，我们心胸朗朗，觉得征途上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不过是过眼烟云。此时，李政委也若有所触，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是啊!干革命如同登山，艰苦中孕育着欢乐，欢乐中要不忘艰苦。认准方向，勇往直前，方能从一架高峰攀上更高的山峰!”

下山时，指战员们迎着刺眼的雪光，忍受着由于强烈雪光刺激而引起的剧烈头痛，一步步地艰难前进。傍晚，部队终于翻过山来。这时尽管多数人都害了雪盲，眼睛看不见东西。

但当听到邓锡侯正由邛崃蛛、大邑向懋功蠢动，妄图截阻我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时，便又不顾疲劳，忍受痛楚，互相拉手拽衣，急速向慰功挺进。

刚接近懋功，李政委就接到了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同志的报告:邓锡侯的两个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已被消灭，二十五师正向东警戒。按说，此时我们应迅速通过懋功，南下宝兴。可是，刚要开动，又接到前头部队送来的报告:山前大路发现一支部队，正向懋功而来。

邓锡侯的部队已被消灭，怎么又出来部队呢，这究竟是什么部队?我即用望远镜观察。只见，队列里衣帽槛褛，服式不一，不少人穿的是国民党的灰军装，但帽子上似乎没有青天白日徽章。据此，我即命令部队原地停下来，用军号询问。但问了好久，也问不出个名堂。

“可能是中央红军!”李政委经过观察分析，做出了判断。

为防万一，我们当即派出小分队前去侦察、联系，同时部署部队做必要的战斗准备。不多时，小分队回来了，说:“就是中央红军到了!”

“中央红军到了!欢迎中央红军!”顿时，部队沸腾起来，

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飞也似的向中央红军扑去。

就在这夹金山、红桥山两山汇合的谷口，两支兄弟部队终于会合了!

“欢迎党中央!”

“欢迎毛主席!”

“欢迎中央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满山谷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指战员们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喊着、唱着、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尽情地分享着会师的欢乐。

为了让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休息好，我们请中央红军住在懋功城内，自己住在城外小金川岸边的村庄，同时派部队担负了懋功城外四周的警戒任务。当晚，我们和红二师的负责同志见了面，彼此叙长道短，格外亲热、融洽。

第二天，中央领导同志到了。深夜，我正在各团了解当天的情况，李先食政委满面春风地从外面回来，一进门便说:“毛主席刚才找我去了!……”我急切地询问主席说了什么，有什么指示?李政委告诉我:主席问了咱四方面军的情况，很仔细。问总部领导同志，问部队的素质、情绪、还问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李政委分析:看样子，主席是在考虑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下一步的行动。当时，我们都由衷地感到，党中央来了，革命力量聚结了，前途更加乐观、光明!

李政委立即向驻在理番的四方面军总部报告了毛主席到来的消息。徐总指挥当时(六月十二日)即发来电报，向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并提出未来作战意见请示中央。电报还代表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写道:“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十三日，按照商定的方案，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和我师在懋功城里举行了联欢会，我奉李先念政委的指示出席联欢会，并代表四方面军部队致了欢迎词。记得两支部队当时那种热烈亲切的情绪，十分感人。战友之间，“患难”相逢，大家都热泪盈眶。

那些天，李先念政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言谈话语，都离不开会师和对会师后光明前景的憧憬。一天早晨，我们还没醒来，朱总司令竟来到我们的住室。通信员要把我们叫醒，朱总司令不让，说:“他们很辛苦，不要喊，我坐下等等。”便和通信员悄声聊开了天……我一睁眼，通信员介绍这是日想夜盼的朱老总，我非常激动，又非常不安，一面喊李政委，一面连鞋也顾不上穿，立即翻身下地。在我们家乡鄂豫皖根据地，“朱毛”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我孩童时，就听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对他们十分羡慕和敬仰;参加革命后，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了他们的革命业绩和理想，直接把他们引为领袖、导师，更是崇敬信仰。现在，终于见到了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幸福之情油然而生，怎么会不格外激动呢?朱老总看到我那慌乱的样子，边笑边慈祥地说:“莫急，莫急，穿好鞋，洗个脸么!”

我们哪顾得上洗脸，边穿衣边和朱老总攀谈。朱老总表扬四方面军仗打得好，并说他是仪陇人，他家乡的人民很感谢红军解放了他们……还风趣地给我们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形，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体民情，能安军，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援……”等道理。总司令那亲切的身影和深刻的教诲，使我们终生难忘，受益颇深。总司令走后，我们很快把当时的情形传达给部队，在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宣传队，走到哪里，都把“红军总司令朱德—仪陇人!”的大标语写在墙上、树上、路上。当时这成了鼓舞军民英勇作战的巨大力量。

会师后，两支兄弟部队广泛开展了互访、互学活动。红一方面军重视部队的全面发展，指战员经多见广，我们强调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中央红军文工团给我们演戏，李伯钊同志还亲自到我们部队教歌子。过去，我们四方面军部队，老是一遍又一遍地唱《打刘湘》，这时从老大哥部队学了不少新歌，村庄里、道路上，到处洋溢着燎亮的歌声。大家都感到，懋功这座偏僻的山城空前地红火、热闹起来了。记得当时部队最爱唱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歌》，有几句是这样的:

“万余里长征，

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

血的栖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高举红旗向前进，

五岳神州奏凯歌!”

不久，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北上抗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六月下旬，我们和中央红军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了。当时，我带八十八师一部配属一军团，在左权同志的指挥下，拟打松潘，直出甘南。后因张国焘弃此决议，迟滞了我军行动，使胡宗南抢占了松潘，我们只得改道北上。

八月，部队来到毛儿盖集结，而后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遇到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原。这里野草丛生，沼泽遍地，渺无人烟，也没有道路。加之气候变幻莫测，时雨时晴，不时遇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真是人间罕见的怪地。部队硬是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向前行进。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野草，甚至宰掉体弱难支的战马充饥;能吃的野草找不到了，还把皮带、马鞍煮了吃。没有干地，没有宿营之所，指战员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湿渡流的草地上，恢复一下体力。夜晚，战士们把单衣撑起来，挡雨遮露，抵御草地的严寒。就这样，大家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互相鼓励，你搀我扶，谁也不肯掉队。

经过五天五夜的艰难行进，终于走过了被称为“绝境”的大草地。

闯过一关又一关。草地刚过，又遇到敌人的堵截。原来，这时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四十九师由漳腊向包座急进，企图阻挡我红军前进。为开辟进军道路，军首长即令我带八十八师两个团，会同兄弟部队，夺取上、下包座。包座，地处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地势译一分险要，既是胡宗南的重要补给线，又是堵我前进的要道。因此，胡早就派了一个加强营在这里把守。

二十九日，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向敌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将外围碉堡全部拔除，敌两个连残部固守大戒寺后山碉堡顽抗待援。次日，敌四十九师三个团进抵包座以南三十里之松林口，企图乘红军尚未完成占领包座之际，与守敌会合。当敌主力进至包座河两岸时，与我八十八师(欠二六三团)迎面相遇。敌即凭借原始森林和早已构筑的土围堡垒、护墙展开顽抗。

我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一部，即以二六八团直扑包座桥，楔入敌三个团中间，把敌截为三块。二六五团协同二六八团和二六三团(此时师长熊厚发率二六三团已赶到)，分割包围猛攻沿包座河西岸进犯之敌，八十九师部队由此迂回，歼击由包座河东沿北进犯之敌，指战员们不顾连日过雪山草地的疲劳，不畏敌火力强猛，直扑敌阵:马尾手榴弹在森林里不能发挥威力，就冲过去与敌短兵相接，发挥我近战的威力;轻武器对突破土围土堡作用有限，就把手榴弹集中起来，当炸药包用。指战员们时而向敌射击，时而与敌肉搏，激战至晚，终于把胡宗南这个主力师全部歼灭，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从而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为红军北上作出了贡献。

记得战斗结束后，李先念同志曾对我说:“打得好，打得勇猛顽强，你们扑上去不多久，包座河两岸森林的上空就烟雾迷漫，黄土遮日，只听得到枪声、喊杀声，看不到人。我军有这种作风，就无敌不克。”

包座之战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正当我们和中央红军并肩携手，向北挺进时，一天，突然接到总部的命令，说中央红军不知去向，要我们“回过草地，南返川西”。这时，我正患伤寒病，发高烧，烧得昏迷不醒，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告诉我，只感到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走路。几天后，我稍微清醒些，认准又在草地，便问:“不是过了草地吗?怎的回来了，这是为什么……”战士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才听说，这是张国焘搞的鬼，是张国焘搞分裂，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南返，要在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打下一个什么“背靠草地的川西根据地”。

部队复经草地后，又回到懋功，抚今追昔，境况已大不相同。四川军阀得知我军回来了，立即由刘湘牵头，纠集起五十个团，乘我是两过草地的疲惫之师，向我军猛扑过来，妄图一举置我们于死地。部队在孤军无援、伤亡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虽取得了t El11功、宝兴两战的胜利，但因敌众我寡，在位于雅安至成都公路上的百丈关恶战中，受到较大损失。我军在饥寒交迫、极其疲惫、而敌军兵力又增至八十个团的情况下，顽强卓绝地与敌激战、对峙七天七夜，歼敌一万五千人，自损越万，打成平手。

我师遂奉命转至芦山整顿、补充待命。事实上我军已不可能在这里站住脚。加之，此时蒋岳集团又自洪雅向天全急进，参加对我军的围剿，情势更加险恶，我军不得不被迫退出川西，向川西北的炉霍、瞻化、甘孜转移。自此，张国煮所谓“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梦幻，终告破灭。那时，我们虽不知张国煮搞分裂、搞阴谋的全貌，不知是他的罪恶导致的结果，但对他与中央红军背道而驰，使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军事劲旅走向险境，遭受损失，极为不满，怨声载道。后来才听说，早在四方面军南返伊始，毛主席、党中央就曾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警告张国焘“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与张国焘的罪行对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预见是多么英明啊!

二月底，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川西北转移。此时装备较好的蒋岳集团，昼夜不停地向我军急进，企图咬住我军主力，与我决战。据此，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我带八十八师两个团，会同红三十二军一部，在天全一带阻击蒋岳，掩护方面军主力退出川西。在这里，我军以绝对的少数，凭借山林河川，与蒋岳的前卫十八个团周旋，激战了八天，迟滞了敌人的追击，赢得方面军主力转移的时间。任务完成后，三月中旬，我们奉命昼夜兼程，快速西进到西康省东北部的要镇—甘孜，赶上了红军主力。

在甘孜，我师奉命驻防休整，补充了部分减员，不久，我们又听到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进入西康地区，正向我军靠近的消息。像黑暗中见到光明，我们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经历过和中央红军会师欢乐和分离痛苦的广大指战员，更加懂得和二方面军会合的珍贵。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示，要把这次会师搞得更好，使红军永远团结，永不分离。

就在这时，我又接到新的命令—带二六五团进至绒坝岔地区，去迎接红二方面军。当时我们的心情真是万分激动!大家都议论着，用什么厚礼去迎接兄弟部队……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物资缺乏。时已至六月炎夏，战士们的单衣尚无着落，粮食更是困难，部队常常以野菜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拿什么去向兄弟部队表示自己的心意呢?大家实在感到为难。

“到草原买一批牛羊来慰劳老大哥吧!”有人提议。于是，我们立即派出许多小分队去执行这一任务。可是哪里买得到呢?相反，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造成的藏汉两族人民的严重对立，小分队出去后，不但买不到牛羊还常常遭到不了解我军的藏胞的“袭击”。记得有一次，绒坝岔西德格土司(注:土司相当于专署，德格土司辖甘孜和绒坝岔以西的德格、白玉、同普、邓柯、石渠等县)的叶巴(土司下面专管军事的官员)就纠集了五个县的数千名藏胞，横枪跃马，突然把我们团团包围。怎么办?冲出去厮杀?绝对不能，工农红军怎么能同民族兄弟自相残杀?喊话宣传，语言又不通。后来，我们终于想起来《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决定乘暗夜把“夜老虎”二六五团撒出去，抓一批“俘虏”来，然后教育释放，请他们帮红军当宣传员、联络员。

夜半，在山坡上、沟渠旁、小树林中包围我们的藏胞们沉沉入睡了。“夜老虎”悄悄摸过藏哨，一个反包围就“俘虏”了好几百人。回来，我们即连夜谈话，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朱毛”领导的军队，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和欺压人民的反动军阀的，红军与藏族同胞是一家人等道理，反复解释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还让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施以感化。

通司把我们的话一句句翻译给被“抓”来的藏胞们听，起初他们半信半疑，革命道理加上他们的实际体察，渐渐地一个个脸上露出了友好的形色。经过反复询问，我们还发现原来那个叫夏格刀登的叶巴也在里面，就又耐心地做他的工作。

不久，终于取得了藏胞们的信任。“红军，泽毛泽毛的!”(藏语很好的意思)藏胞对我们终于由仇视变得亲近了。接着，我们又把夏格刀登请到甘孜，李先念政委亲自接见了他，和他订了“和约”，并让他参加了我党协助成立的“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从此，我们和当地藏胞的关系改善了，物资缺乏的困难也随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在藏族同胞的支援下，我们筹集购买了大批牛羊，准备慰劳长途跋涉而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战友。同时，为了保障顺利地再过草地，北上抗日，部队还广泛开展了打毛衣活动。大家积极性很高，一般都是人手两件，一件自穿，另一件送给二方面军的同志，作为会师北上的礼物。

七月一日，这个光明美好的日子，川康高原又充满了节日的红火、欢乐—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下终于到来了!当红四军、红三十二军在理化西南的甲洼与红六军会合时，我们三十军八十八师，在绒坝岔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了。尝尽分离苦，愈觉会合甜。部队又一次投入了比懋功会师更为激动的欢快之中。

为了给二方面军的同志“接风”，我们还特地把进驻绒坝岔时歼灭国民党保安团缴来的好酒、山珍海味珍藏起来。这天，得知任政委、贺老总和二方面军其他首长要到我们这里来，更是喜不自禁，大家加紧做着欢迎的准备，唯恐有什么不尽意的地方。我根据大家的心意，亲自吩咐伙房:“把那些好东西都拿出来，摆一席好宴，给首长和二方面军的同志们接风!”果然，那天的午餐，是从来没有过的丰盛。当任政委、贺老总、关向应和甘泗淇等首长入席后，一见那么多好酒佳肴，就问:“在这不毛之地，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答:“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你们没舍得吃，招待我们……”贺老总沉思了一下，边笑边说:“感谢你们。这叫还粟于民嘛!国民党刮民，又回到了人民子弟兵—红军嘴里。

来!让我们干杯，共庆胜利!”几句富有深意的话，说得大家心花怒放。我们随着任政委、贺老总，频频举杯，开怀畅饮，沉浸在会师的幸福之中。席间，任政委、贺老总谈笑风生，十分亲一切。饭后，首长们还向我详细询问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裂的情形。我尽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向首长们作了汇报，并且拿出当时所谓临时中央(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煮自立的伪中央)下发的文件给首长们看，也向首长们谈了自己积在心中的疑虑、不解和希望。

谈话中，任政委、贺老总神情严肃，只是时而提问，时而沉思，不加评论，只在分别时，亲切地对我说:“郑维山同志，谢谢你们的盛情招待，你谈的情况很好。对的，我们会合了，就要北上，革命一定要发展到最后胜利!”说完，首长们和我们紧紧地握了手，而后跨上战马，向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甘孜方向驰去。我们眼望战马驰去的方向，直待烟尘消失……后来，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段难忘的往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六四年大比武期间，贺老总到南苑某地检查北京部队的工作时，我有幸再次向他汇报工作。

汇报结束后，老人家记忆犹存，重又提起那段往事，风趣地感谢四方面军的接应，感谢我们当时在“危难”中盛宴款待他，赞许我给他提供了真实情况。万万想不到，十年浩劫，血雨腥风很快席卷而来，这竟是我见贺老总的最后一面。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张国焘被迫解散伪中央，在甘孜成立一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朱总司令、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力主北上，与中央会合。事实上，近十万红军散布在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高原，也难于坚持长久，一年来的曲折经历就是有力的佐证。红四方面军是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诞生，在党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革命队伍，广大指战员的心终究是红的，他们坚持拥护北上抗日，张国焘尽管野心不死，也难以阻挡历史潮流。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们终于和二方面军的同志一道，第三次跨过草地，踏上了毛主席走过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艰难曲折而又伟大的长征。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令人感触殊深。革命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又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最重要保证。我们作为党的儿女和战士，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不懈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要十分珍惜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要搞一团一伙的宗派，如此才能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长征，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举，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用血汗换来的这些宝贵经验，却永远不会过时，将恒久地激励着我们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新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