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最信任团长叛逃，宛希先：何不吃完狗肉再走？事后才知真高明

革命就像一坐大熔炉，烈焰高温就像苦难中的煎熬，谁能在熔炉中百炼不折，谁就能被锻造成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斗士，谁如果按捺不住心中的邪念，谁就会沦为铁渣碎屑，甚至变成革命的背叛者。

在中国革命早期阶段不少人就曾因为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克服不了欲望，收不起贪婪而成为革命熔炉中的碎屑铁渣被历史所淘汰，最终走上一条背叛革命的道路，甚至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种现象在1927年的秋收起义中表现得尤为普遍。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给中国革命前途蒙上了一层前所未有的巨大阴影。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背离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他们在孙中兴先生离世后，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不惜投向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怀抱，转而抡起屠刀对准昔日并肩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仍对国民党持有不切实际的合作幻想，以及陈独秀错误放弃对无产阶级武装力量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屠杀毫无招架之力，致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血腥恐怖统治，掩埋好同志尸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幡然醒悟，决心以暴力革命回应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值此低潮的革命大背景之下，“八七会议”召开迈开了“秋收起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军事征程。

当时的“秋收起义”前夕形势不容乐观，除了极为复杂的敌我斗争态势，所有起义部队加起来也才5000来人，并且这些部队构成成分也十分复杂，既有工人武装、农民武装，也有原国民党军成员，甚至还有黔军的邱国轩部。

按照原定的四路大军同时起义再一举攻克长沙的计划，如此高度协同作战的要求，势必就需要各个部队之间的紧密配合。可起义真正打响后，第四团邱国轩部却临阵倒戈对第一团发起了突袭，导致原本节节胜利的第一团全军大溃，而第二团在攻取醴陵、浏阳两县后却疏于戒备，致使突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同样，第三团也在拿下白沙镇后麻痹大意也被国民党军轻松突破，四路大军各地武装暴动几乎全部失败，更别提会师长沙了。

部队的成分复杂给起义计划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作为四支部队指挥官的将领，由于出身、思想认识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低，也给起义的失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一团指挥官钟文璋黄埔二期步兵科毕业，按理说，军事素养方面是没得说。可问题是钟文璋率领的第一团在收编第四团邱国轩部后，由于没有加以改造，使得原本心怀鬼胎、贪婪自私的邱国轩在见到第一团拿下金坪缴获大量战利品之际，居然见财起意临阵倒戈，葬送了第一团所取得的大好局面。

第二团农民出身的指挥官王新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军事水平不高，在打下醴陵、浏阳两县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疏于对周边的戒备，致使国民党军偷袭得逞，自己也在战斗中眼见部队大溃，心灰意冷之下，竟不知所踪。

第三团苏先俊出自大名鼎鼎的黄埔四期。黄埔四期是黄埔军校中最有名的一届，当中诞生了例如林彪、伍中豪、刘志丹、张灵甫、李弥、胡琏等一批日后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能战善战猛将。并且，苏先俊还参加过声名赫赫的北伐，有着丰富的战场作战经验，按理说，他应该在秋收起义中表现得出类拔萃。

可真实情况却是战斗打响后，苏先俊率领的第三团因为行动迟缓屡屡受挫，特别是在转移途中的芦溪之战中，苏先俊作为前线指挥官麻痹大意，盲目误信师长余洒度的胡乱指挥，最终致使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

四名前线指战员不能不说没有为革命浴血奋战，但他们显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挥水准，其中的缘由一是他们的出身和能力不尽相同，二是他们所指挥的部队有着大量的农民军和工人部队，这些工农兄弟由于初上战场没有太多实战经验，组织纪律并不协调，初次上战场听闻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紧张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二、

然而，最困难的倒不是因为起义部队人员构成复杂，也不是指战员们军事水平，而是起义失败后部队指挥官们在认识行动路线上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

在当时的情况下，四路大军尚未能按照原定计划取得暴动的胜利，直取浏阳、会师长沙的军事目标就变得尤为不现实了。

作为秋收起义总负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地认为：起义部队不宜再按原定计划攻打长沙白白牺牲，因此决定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军，并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湘赣边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敌人统治的城市力量过于强大，且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防备森严，以新生的小白革命队伍拿着简易粗劣的武器与国民党军正面硬杠无异于飞蛾扑火葬送革命力量，去敌人统治薄弱的边界待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再伺机打回去不失为一条极为睿智的英明决策。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毛泽东提出这项无比具有前瞻性的正确意见后，前敌委员会中就有部分人不赞同，师长余洒度更是高声叫嚷要执行省委先取浏阳再夺长沙的决议，苏先俊一听说要远离繁华喧闹的城市去井冈山闹革命，内心更是产生巨大的落差，于是他们悄然离开革命队伍，从此一去不回，甚至走上了与革命对立的道路。

抱有此种想法的在高级指战员中大有人在，在不少战士中怕苦畏难的情绪也迅速滋长起来。

不过好在有总指挥卢德铭和三团副团长卢德铭等人全力支持，前敌委员会最终决议上井冈山闹革命。

但对于那些意志产生动摇，不愿继续革命的同志，前敌委员会也不为难他们，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离开。就这样，当初起兵时5000多人的大部队在抵达三湾并经过改编后仅剩下800多号人。这800多人都是革命熔炉锻造出的精华，也是整个秋收起义仅剩的最后一点家底。

那么，这最后一点仅存的家底该交给谁带领合适呢？毛泽东思来想去便决定把它交给黄埔一期的高才生陈浩。

陈浩在黄埔军校期间就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处于国民党反动派腥风血雨地屠杀之际，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色革命队伍，尤其是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当毛泽东与师长余洒度关于要不要向井冈山进军问题上产生激烈分歧时，又是陈浩义无反顾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

所以，无论是从党性原则，还是忠诚度而言，陈浩无疑是较为合适的人选，也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团长。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陈浩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当他千辛万苦遵照毛泽东指示率部拿下茶陵，一切都变了。

原来，茶陵原是唐生智的防区，国民党唐生智率部去湖北作战期间，陈浩趁虚而入拿下了茶陵。攻占茶陵后，陈浩很快在生活上开始腐化堕落了起来，不仅住进了豪华舒适的公馆里，还无端向商户们摊牌费用并用来日夜笙歌、纸醉金迷，毛泽东知道后便写信严厉批评他不思进取，责令他立即纠正。

而在就在他占领茶陵期间，他通过报纸看到看到昔日的黄埔校友胡宗南、范汉杰、黄维等人不是当上师长就是当上团长，想想自己却蜗居在荒凉偏僻的井冈山一带靠着喝南瓜粥、吃野菜地打游击，心里不免滋生出了种种不满。

再联想到唐生智一旦从湖北回来腾出手必然要夺回茶陵，陈浩越想不感觉革命的前途黯淡无光，于是就动起了率部脱离革命队伍的邪念。

恰在此时，与陈浩有着师生之谊的国民党第13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给他来信，劝他“迷途知返”重回国民党队伍，给他弄个少将当当。陈浩索性把心一横决定与韩昌建、徐恕、黄子吉率部反水背叛革命。

于是，陈浩便以“茶陵陈缄”的落款给方鼎英回信，不巧的是，当他的信件放在茶陵邮局时被他手下的排长韩伟看见，韩伟一眼认出了陈浩的笔迹，立刻向党代表宛希先报告。宛希先获悉顿感大事不妙，立即派人暗中调查，很快查清了陈浩企图投敌叛党的图谋，宛希先便火速派人前往井冈山一带通知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得知陈浩企图叛变的野心后顾不得有伤在身，火速率队朝着茶陵赶了过去。

不久，唐生智麾下的第八军独立团纠合湘东剿共司令陈光中，共两千余人向茶陵方向进攻，陈浩手中兵单力薄与国民党军接触不敌很快败下阵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敌的情况下原本是要回撤到井冈山的，可陈浩却装模作样地表示，即使是死也要与国民党军血战到底，并打算向国民党军方向“杀”去。宛希先一眼识破了陈浩杀敌是假叛变是真的阴谋，于是奋不顾身地坚决予以制止。

陈浩见诡计被识破恼羞成怒地让部下绑了宛希先，打算也把他一同带过去当作“见面礼”。

当陈浩带着宛希先和一众人马火急火燎地往方鼎英防区赶路，走到湖口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瓢泼大雨，陈浩率领的人马累得人困马乏，底下士兵叫苦连天。这个时候，宛希先心生一计对陈浩及众人一吆喝：

“听说湖口狗肉最有名，要不要吃完狗肉我们再走？”

一听说有狗肉吃，底下士兵们个个兴奋得两眼放光，陈浩虽然心中十分焦急，奈何连日赶路肚中已是饥肠辘辘，只好同意就地休息吃狗肉。

事实上，这是宛希先的缓兵之计。宛希先很清楚，毛泽东此时有伤在身行动极为不便，再加上井冈山与茶陵有一段路程，如果不想方设法拖住陈浩，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很难抢先截住陈浩等人，作为党代表一旦宛希先叛逃成功，自己则是百死难赎其罪，那样一来，将会对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整个中国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事后也证实了宛希先的先见之明。很快，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昼夜兼程赶了过来，并及时抢在陈浩叛变投敌前拦阻住了他。当毛泽东问陈浩：这是要把部队拉到哪里去？陈浩顿时紧张得汗如雨下，结结巴巴地表示要带着队伍去湘南打游击。

毛泽东并没有当场拆穿陈浩的把戏，而是提议立即开会。在会议上，宛希先等人一举揭发了陈浩等人企图率部叛变的阴谋，陈浩大嚷：不是说革命来去自由吗？如今为什么不可以？

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你陈浩个人要投敌我不拦着，但你要带走部队党纪军规都不答应！

最终，在毛泽东等人坚持下，参与叛逃的陈浩、韩昌建、徐恕、黄子吉四名革命叛徒全部被枪毙。

多年后，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起井冈山初期创业维艰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道：“当时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也叛变了”。

值得一提的是，茶陵战斗的失利，以及陈浩等人的背叛革命，让毛主席很快认识到：一支部队，如果不打土豪分田地，深入群众做工作，把军队与人民群众构筑成血肉联系，这样的军队是没有革命前途的。

因此，陈浩等人叛逃未遂后，全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自此，中国革命朝着越来越正确的方向前进，并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