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蓝衣社、力行社和军统是啥关系？从1936年的一次密会说起

1936年1月10日，号称“红色特工王”的开国上将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派遣前往陕西洛川，秘密会见东北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第67军军长王以哲。此前，东北军在进攻陕北苏区的作战中损兵折将，而南京方面非但不予任何补充，甚至还取消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借机削弱的险恶用心显露无疑，张学良痛定思痛，有意与陕北红军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进而推动双方结束内战并联合抗日，李克农正是我方与东北军接触的先行者。

名义上是王以哲的约见，实际上张学良已经秘密飞往洛川，在67军军部直接与李克农进行了谈话和谈判。谈判刚一开始，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就想给李克农来个下马威，他开口就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我们东北军的改编” ？这位少帅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他觉得东北军的实力要比红军大得多。而李克农却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张副司令，我是红军的谈判代表，不是投降的代表” ！张学良吃了个瘪，但是却因此对李克农刮目相看。

一个月之后的1936年2月10日，李克农应邀再次赴洛川会见张学良，因为第一次接触时双方都还有所保留，同时张学良又接到了飞往南京面蒋的紧急命令，所以谈判没有深入。而这一次，刚从南京回来的张学良态度比较积极，想必是又被老蒋气得够呛，双方不仅深入交换了意见使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还达成了四项口头协议，更重要的是，约定3月间由我方周副主席亲自前来，与张学良进行面谈。

对于秘密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张学良深知行动的危险性，所以从西安到前线，东北军内部都实施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张学良的行踪也被故意掩盖。然而，这个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而侦知李张举行会谈这个情报的，正是戴笠的特务处。

一、军统的萌芽其实是“总司令部密查组”。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为了对派系纷杂的军队内部实施监控，以及对北方军阀开展拉拢策反等工作，是年6月间，老蒋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设立了一个“密查组”，办公地点置于南京老虎桥27号，以黄埔二期的胡靖安为组长。密查组的情报和活动直接对老蒋本人负责，内部下设总务、侦缉和审讯三个科，组员以黄埔生为主，包括戴笠、徐志强、黄安禄、许忠五等骨干，人员并不多，重点承担的任务，仍然是搜集各地军事情报然后分析汇总给总司令部。

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比较特殊，因为老蒋的黄埔系军队既要准备实施“二次北伐”打垮张作霖，还要应对武汉和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对立（武汉政府一度宣布东征讨蒋），更要清查军队内部的政治异己，所以特务活动就总体而言，还是以军事方面的情报为第一要务，密查组的主要力量，也用来搜集武汉方面、北京方面的情报。

至于“清党”等其他的特务工作，后面因此成立了隶属于党部的“党务调查科”，时间已经是1928年4月，也就是说，军统的萌芽状态其实要早于中统。

但是由于老蒋的地位当时并不稳固，这个密查组的存在时间非常之短，1927年8月13日，由于徐州之败和桂系的“逼宫”，老蒋被迫辞去总司令职务第一次下野，总司令部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所谓密查组也随之黄了摊子，成员作鸟兽散各寻出路。不过胡靖安和戴笠倒是很执着，一直在上海坚持搞情报，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撑到年底，胡靖安坚持不住出了国，只剩下戴笠一个“情报个体户”兀自单干，终于捱到了1928年1月，老蒋搞定各方以后通电复职。

第一次下野的经历，让老蒋深感情报和特务工作的薄弱，遂重建密查组，着戴笠以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主持工作，期间主要的任务是从内部瓦解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部队，因为“二次北伐”是1928年的重要战事。戴笠带着唐纵、徐亮、王天木、周伟龙等十人北上活动，工作颇有成效，很得老蒋欢心，期间军衔一路晋升为少校和中校，而这十个人也就成为后来军统元老级别的所谓“十人团”。

在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和他领导的密查组很是活跃，能够掌握各路新军阀的基本动态，也对国民党内部老蒋的政敌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为老蒋问鼎最高权力出了不少的力。可惜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底，在各方势力的联合攻讦下，老蒋被迫第二次下野，下台之前，老蒋只好命令戴笠将密查组更名为“联络组”，名义上是联络黄埔同学统一政治态度，实则继续干着谍报和特务勾当。

不过“校长”两次下野期间戴笠的表现，都给老蒋留下了忠心耿耿和情报专业能力较强的印象，为军统的崛起和他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二、力行社的成立和“特务处”的初具规模。

1932年3月，掌握枪杆子和钱袋子的老蒋再度出山，也是在这个月，一帮黄埔生滕杰、贺衷寒、康泽、胡宗南等人，有鉴于大多数黄埔系军官日渐腐败，在老蒋的授意下，成立了所谓黄埔精英团体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其意大约取自于古语“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力行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上呈现出法西斯主义倾向，主要目标就是维护老蒋的独裁统治，它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同时成立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有必要解释一下力行社的组织结构，它采取递进式的成员吸收制度，“复兴社”不过是第三层的最基础组织，成员通过考察取得信任后，才能被吸收进第二层组织“同志会”；最后再经过选拔才能进入核心组织“力行社”，并且这三个阶梯式的组织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按滕杰等人的设计：“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学习德意法西斯组织的产物。

力行社最诡谲之处在于：基础组织中除了干部外，一般成员根本就不知道有上一层组织的存在，是秘密存在的政治团体。

力行社的主要工作分为调查、行动、组训、筹款四大类，不过要注意，作为最核心的组织，不仅力行社是秘密存在的，即便“同志会”也不太为人所知，公开打出招牌活动的只有最基层的“复兴社”。而在复兴社的常设办事机构中，则设立了组织、军事、宣传、特务等七个处，老蒋论功行赏，任命“力行社”核心成员之一的戴笠，以原来的密查组、联络组为基干，组建了其中的特务处，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唐纵为主任秘书，这就是后来军统的“三驾马车”之格局。

所以就组织关系而言，特务处实际隶属于“力行社”，但是由于力行社的秘密性，因此公开的称谓才是“复兴社特务处”，这一点大家要理清楚。而就性质而言，特务处是密查组改头换面的产物，它仍然有自己的权力和组织沿革，跟力行社、复兴社并没有实质性的从属关系，某种意义上属于“挂靠”，以掩盖其不伦不类的身份，同时其活动原则也直接受老蒋的控制，比如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史量才等被杀即特务处所为）、制裁（张敬尧等企图当汉奸的军阀）、反谍、情报搜集等等。

要知道，这些行动没有老蒋的直接授意，其他军警单位是不敢动手的，而特务处的性质决定着，它可以放开手脚“干脏活”。期间复兴社成员多以蓝衣为统一服装（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军警单位），故被坊间称为“蓝衣社”。换句话说，蓝衣社的称呼跟特务活动没啥直接联系，真正起这方面作用的只是戴笠的特务处。

三、特务处不妨可以视为“军统”的雏形。

在CC系掌握的“党务调查处”（党务调查科升级）和黄埔系掌握的“特务处”两大特务单位中，老蒋逐渐更信任和重用后者，一方面是“党务调查处”被二陈控制得很牢固，不那么100%的忠诚于老蒋个人，而戴笠和它的特务处却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每天挂在嘴边，大肆鼓吹对老蒋的绝对忠诚；另一方面，是在军阀混战、对日谍战、控制军队等领域，以黄埔军人为基干的特务处执行力和行动力较强，对于老蒋来说，作用也更大一些。

比如1934年6月9日的“藏本事件”，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副领事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本方面以其被抗日分子“杀害”为由，给南京政府发出通牒，要求48小时内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并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以武力“相周旋”，日舰亦云集下关江面，摆出一副随时开战的架式。南京政府为此焦头烂额，军警宪包括“党务调查处”等单位集体出动，也未能找到藏本的踪迹，老蒋大骂“娘西屁”急得团团转。

而此时戴笠判断这个日本人肯定走不远，极有可能匿在近郊的紫金山一带，遂命令特务处集中力量向该处实施搜查，果然在明孝陵附近发现藏本，然后将其押送至国民政府外交部。既然人已经找到并且毫发无伤，日本人也就不好再挑事，一场外交风波遂告平息。

同月，在江西发生了烧毁意大利进口飞机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当时的江西是红军与白军作战的主战场，老蒋的南昌行营即设于此处，所以此案影响巨大。对于案件的调查，老蒋最初交给了南昌行营“密查组”办理，注意这跟戴笠早年的密查组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个在战区遂行任务的纯军事调查机构，组长是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当时的南昌行营密查组由于作战需要，侦察、谍报、通讯和技术人员逐渐增编到1700余人，是特务处和党务调查处都竭力企图兼并的对象。

邓文仪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新闻局长，可见对密侦并不在行，又碍于空军乃是“蒋夫人”插手的地盘，畏手畏脚查来查去也查不明白，而CC系和徐恩曾（党务调查处处长）为了实现已方的野心，在案件调查中故意制造舆论推波助滥，让蒋氏夫妇非常狼狈。老蒋无奈之下，另委戴笠的特务处查办。

戴笠一番侦破下来确定是该案是意外失火，并且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方方面面都比较满意，深得老蒋欢心，一边将邓文仪撤职一边把行营密查组全部交给特务处管理，使复兴社特务处一夜之间势力壮大数倍。关于南昌大火案的历史细节，笔者之前的文章中曾有介绍，总之到了1935年下半年，经过整合后的特务处势力大增，几有与“党务调查处”并驾齐驱之势。

但是由于戴笠的资历太浅、地位较低，在国民党的上层、政府和军队中的能量和份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政治对手。

四、西安事变成为“特务处”彻底崛起的分水岭。

时间进入到1936年，特务处受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监控在西北的杨虎城陕军和张学良东北军，以利老蒋督促他们与红军拼个两败俱伤。开篇所述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密会，尽管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还是被无孔不入的特务处侦知，戴笠得知后火速上报老蒋。不过此时老蒋正被两广实力派的攻讦弄得焦头烂额（6月间爆发两广事变），中央军主力也在长江以南应对，因此对远在西北的张学良只能以安抚为主，并没有深究东北军和红军秘密达成和平协议一事。

及至12月初，戴笠更是从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处，直接获得张、杨有意“兵谏”的绝密消息，自然再次火急火燎上呈。然而老蒋对此不以为然，军统大特务文强曾经回忆道：“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绝不会出此异谋”，遂按计划行程，仍然携大批要员从洛阳到达西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蒋系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老蒋及大批随员皆被扣押，而在南京的戴笠则是捶胸顿足，深以老蒋不重视情报为憾。

文强回忆说：“戴笠哭丧着脸，围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老蒋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因为戴笠与其他军政大员不同，他的地位和权力皆来自老蒋的私相授予，老蒋但凡完蛋，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抓狂中的戴笠什么招都想过了，甚至准备寻找能够“飞檐走壁”的高手去营救，已经到了急病乱投医的地步。而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出面斡旋，戴笠又自告奋勇前往西安“随驾”以表达忠诚，这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地方杂牌军最痛恨这帮蒋系特务，据说戴笠登机前特意带了两把手枪，当然不是打仗用的。

而与此同时，特务处的上级机构“力行社”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裂，骨干成员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都站到了宋美龄的对立面，支持何应钦对西安方面用兵，这就有逼迫张、杨杀蒋的嫌疑，老蒋事后对此怒不可遏，因此力行社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戴笠在事变前的情报搜集、事变中的费心“救驾”、事变后对张、杨的辣手，都使老蒋颇为满意，在粉饰自己的《西安半月记》中还特别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这就意味着，特务处的崛起也是时间问题了。

果不其然，西安事变后“力行社”的骨干成员大部分失宠，期间毫无作为的CC系和“党务调查处”也被老蒋骂得体无完肤，而戴笠的受宠程度和权势日增。

五、真正意义上的“军统”出现于1938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2月，为整合所有特务组织和谍报机构，组建了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警察厅长陈焯为副局长），当然，这不是我们普遍认为的“军统”，而是军统前身“特务处”、中统前身“党务调查处”等单位共同组建起来的一个大杂烩。其中以徐恩曾的“党务调查处”为基干组建第一处（党政情报处）、以戴笠的特务处为基干组建第二处（军警情报处）、再以后来的大汉奸丁默邨为处长组建第三处（邮政检查处），早期的军统局以对日谍报为主，当然也有秘密监控延安方面的任务。

注意两个点，第一是从这时开始，戴笠和他的特务队伍不再是秘密组织的特务部门，而是正规军事单位“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与力行社、复兴社的隶属关系已经解除，由于老蒋对力行社一帮骨干的严重不满，其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第二是戴笠的机构，终于跟“党务调查处”平起平坐了。

军统局二处从最初的十个人发展到拥有数千人和庞大网络的特务机构，并且成为了黄埔系内部的一个重要派别，其中固然有老蒋着意扶植的因素，但是西安事变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确实是一个分水岭。

当然这几个货是硬捏在一起的，陈立夫虽然位高，但是戴笠却有老蒋罩着，所以军统局内部是互相不服乌烟瘴气，局本部和三个业务处在南京居然是分成四个地方办公，可见其混乱程度。直到1938年3月29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的“五届四中全会”时，根据老蒋的提议，会议才作出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和分别管理的决定，即将军统局第一处独立出来，正式组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简称“中统”的特务机构，以徐恩曾为副局长主持工作，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

同时以第二处继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招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军统”诞生（第三处裁并），以戴笠为副局长主持工作，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侍一处主任兼任，只因当时的侍一处主任是湘军出身的贺耀祖，所以他挂了军统局长的虚职，后来的钱大钧、林蔚等人其实都兼着这个职务，主要由于是戴笠不过是黄埔六期的铨叙陆军少将（职务军衔是中将，也就是军统局“中将副局长”），资历和级别实在太低。另一方面，“力行社”被解散，什么同志会什么复兴社当然也烟消云散，其基层成员大多转入新成立的“三青团”。

所以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是1938年4月被批准成立的，军统内部每年纪念的“四一大会”也源于此，以示跟陈立夫领导的军统局有本质的区别，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军统”，其挂牌时间其实已经是1938年8月间，不久武汉沦陷，局本部整体迁往重庆。

六、军统势力的急剧膨胀又使老蒋如芒在背。

名义上的军统局局长是不到罗家湾局本部上班的，这里当然是戴笠说了算，而军统“三驾马车”中另外的两位，也因故或借故不来，其中资历超过戴笠的郑介民，在军统的职务是“主任秘书”，但是他始终在军事委员会二厅（情报）忙活，不愿意在戴笠手下听吆喝，戴笠借机提拔亲信毛人凤担任了“代理主任秘书”，掌握了军统大部分资料和秘密，为其后来继承戴笠的衣钵打下了基础；而后来任命的“军统局帮办”唐纵，是侍从室二处六组组长，老蒋身边的和核心情报幕僚，也基本不去军统局坐班。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情报、谍战以及沦陷区的地下活动，成为特务机构活动的重点领域，而在这些方面，新的军统拥有先天性的优势，毕竟成员多为黄埔毕业生，因此在老蒋的支持和戴笠的统领下，军统的插手领域和活动范围、以及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几千人发展到内外勤多达50000余人，尚不计秘密发展的成员、汪伪内部的投诚者以及军统掌握的武装，比如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等等，据估计如果算上暗中“反正”的伪军，戴笠能够掌握的武装人员不下几十万。

按照高层对“两统”的分工，“中统”是不可以插手军队事务的，同样“军统”也不可以在政府机关和党务系统内培养势力，老蒋的意思就是“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而实际上为了争权夺利以及业务上有所重叠，这两家的内斗屡禁不止。同时在老蒋手下的三大政治派别中（政学系、CC系、黄埔系），始终存在着争当主流的矛盾，其中政学系是一群老官僚（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他们主要控制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那么在黄埔系看来，CC系及其附属的中统，才是他们成为唯一嫡系的大敌，作为黄埔系的急先锋，“军统”从一开始就是制衡中统的有力工具，戴笠自然也清楚老蒋的真实意图，历来对中统就是毫不客气。到抗战中后期，“军统”的权势滔天，已经渐有压垮“中统”之势， 其高潮事件就是在戴笠的精心设计下，中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贪腐败露被“撤职查办，永不录用”，也就是说，戴笠居然把政治对手的实际控制人给搞掉了！

因此到了1945年的春天，在特务系统中已经是戴笠的军统一家独大，连侍从室警卫组都被军统掌握了，这又让崇尚权力制衡术的老蒋心生疑惧，加之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不断呼吁，以及唐纵对军统势力评估的秘密报告，老蒋开始下决心抑制军统的势力了。早在抗战胜利之前，老蒋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五人秘密小组”来监控军统，不仅自兼组长，成员还包括陈立夫、唐纵、胡宗南（你没看错）和宣铁吾等四人，每月要求戴笠必须详细汇报军统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已于1945年8月升任“代理局长”，适逢举国掀起反对特务统治的巨大浪潮，老蒋就坡下驴，下决心裁并和改组军统局，在之前已有“五人秘密小组”的基础上，又于1946年2月公开下令成立一个“八人小组”，全权负责军统局的改组事宜。这八个人分别是戴笠、郑介民、唐纵、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陈焯（北平警察局长）、黄珍吾（南京警察局长）、李士珍（中央警校教育长）、叶秀峰（中统局长），里面除了旧部郑介民关系还算凑合之外，其它六人几乎全部是戴笠的政治对手。

戴笠深感大事不妙，借口在华北地区巡视“肃奸”工作，迟迟不肯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会议，其实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一面发动各种关系游说，希望能够让老蒋在改组和缩编军统局的问题上回心转意。另一方面暗中布置军统势力的分散转移，同时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作为后路，更指示军统心腹成立秘密组织“警坛社”，而最后一个是极其犯忌的“作死”举动，接到密报的老蒋曾经说道：“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图”（可不是副局长了哦）。

只不过戴笠当时毕竟权势熏天，各方均有所顾忌，军统局的裁减和缩编工作推进起来非常困难，而戴笠一旦于1946年3月14日机毁人亡，军统局的改制立即上了快车道。下一篇文章，笔者将着重介绍军统之后半生“保密局”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