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邱昱：《以德为体：关于道德和自由的人类学》译者按

在21世纪初期，道德人类学登上了人类学的理论舞台。近十年来，道德人类学在英语世界得以蓬勃发展，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书出版于道德人类学发展中期。作为道德人类学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雷天助在书中对道德人类学做出了阶段性综述，同时也对道德人类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做出了提纲性展望。通过考察道德在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本书不仅翔实并系统地论证了人类学如何将“美德”“性格”“自由”和“责任”等道德概念纳入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还借道德考察了人类学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作者认为，道德人类学不仅是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子领域，而且可以推动整个学科的概念更新，进一步完善人类学理论，使其涵盖社会理论迄今为止尚未充分诠释的一些人类社会行为。

本书是人类学及相关人文学科的理想入门书籍，希望它也能为处于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人类学家带来激励和启发。

作者、译者简介

雷天助（James Laidlaw），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院教授、国王学院院士，曾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院主任长达十年。获英国人类学“威廉 ∙ 怀斯（William Wyse）讲席教授”荣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人类学、道德人类学、人类学理论等。已出版著作包括：The Archetypal Actions of Ritual: A Theory of Ritual Illustrated by the Jain Rite of Worship （1994）；Riches and Renunciation: Religion, Economy, and Society among the Jains （1995）；Religion, Anthrop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2007）; Recovering the Human Subject：Freedom，Creativity，and Decision（2018）；等等。

吴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学院讲师、凯洛格学院（Kellogg College）研究员 。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和中山大学专职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赞比亚的中国移民群体、情感人类学、道德人类学、跨国劳工关系和跨文化交流等。已出版专著Affective Encounters: Everyday Life among Chinese Migrants in Zambia （2020），获首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专著系列丛书”（LSE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一等奖。

邱昱，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国亲密关系、婚姻与移民、道德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主要田野地点包括中国、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

目录

第一章 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不自由”

实践论的经济化

人类学与道德

作为“社会”的道德

相对主义搭建的海市蜃楼

自我与他者

人类学和哲学

第二章美德：具有民族志姿态的哲学？

“美德”

人类学对美德理论的借鉴

麦金泰尔的理论

从亚里士多德式的反思到教会权威

美德、手工艺与习惯

后麦金泰尔时代的美德和传统理论

“他者化”现代性

第三章福柯的道德谱系论及其未为人知的“自由哲学”

欲望的历史化

雅典之谜

主体化

多种多样的自由

伦理与道德的区别

将雅典城邦中的自由和欢愉问题化

走出活力主义 （vitalist） 的舒适区

第四章 人类学中的“自由问题”

在开罗，学习规范

自由派的自由？

被培育出来的“无能”

自主性与自我独立

自主性与自我的一致

价值的冲突？

自由与行为自发性

交换彼此的自由

第五章 认真对待“责任”

对两种“能动性”概念“不必要”的划分

责任和道德自我

在阿赞德人（Zande）的占卜中建立责任

在统计推理（statistical reasoning）中建立责任

绝对自我责任？

第六章 不情愿的食人者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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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写作往往是一种“诠释”与“翻译”的过程。

一部优秀的人类学著作，不仅要求人类学家对田野做全景式描述（或深描）、情境性分析（或语境分析，即“contextualisation”）和结构型的理论框架建构，更重要的是，要求人类学家在读者与田野社群之间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不断地在本文化和异文化概念系统之间穿梭、比较、翻译，人类学家把熟知变得陌生，以达到借鉴和警醒；把陌生转化成熟知，以达到理解和共情。这么来看，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转译”过程，而翻译人类学的“翻译”更为这本就复杂的事儿添了另一层困难，因为在翻译人类学著作的时候，对话由双方扩充成了三方。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兼顾作者的田野和本文化与译著阅读群体的概念和用词之间的差异性，为了做到信、达、雅，译者还要尽量地“体味”作者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她）是怎样理解自己的田野对象的——思作者之所思，虑作者之所虑。然后，基于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译者再从自己的文化概念系统中找到恰当的、近似的词句，翻译出作者在人类学创作中做过的“翻译”。因此，翻译人类学著作需要译者将同一文本进行两次语境化处理；也就是说，译者要同时做两次“思想上的田野”。由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误译的可能性就变得很高，许多地方也变得“不可译”；若是再碰上写作风格“优雅”的作者，在写作时双关、暗喻、反讽等修辞方法信手拈来，那么这些问题也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这些就是我们两位译者在翻译《以德为体：关于道德和自由的人类学》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我们要保证“信”，忠实于作者的用词和修辞手法，尽量直译；另一方面，我们又想确保“达”，把作者的理念、议论方式和问题意识，用译著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两个没有接受过任何翻译技巧训练、此前尚未翻译过任何大部头著作的“门外汉”来说，“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当“信”和“达”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后者。所以，对于本书中的很多地方，如果读者与原文比较的话会发现，译者并没有直译，而是凭着多年来接受的人类学研究训练，结合自己对作者的问题意识和行文习惯的理解，咀嚼了原文，然后重新按汉语习惯，用自己的话重述了原文的意思。译者原本的构想是以“作注”的方式来翻译这本书，不过后来发现这一工程实践起来过于庞大，就放弃了。但是，译者仍认为，“作注”是一种翻译人类学著作的好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理论著作。这么做不仅可以更好地翻译出作者的问题意识，而且可以彰显译者的主体性，把译文（或注文）转化成观点，供日后进一步的学术商榷。

鉴于译者在翻译本书时用的这点儿小心思，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澄清对几组关键词的翻译方式。

第一组关键词，“道德”和“伦理”。

汉语学界习惯把“morality”翻译成“道德”，而把“ethics”翻译成“伦理”。因此，现在很多人类学译著沿用了这一方式，把“anthropology of ethics”译为“伦理人类学”。在本书中，译者觉得这么翻译欠妥，故而反其道而行之，将“ethics”译为“道德”（和“美德”)，将“anthropology of ethics”译为“道德人类学”。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作者曾多次强调，“道德”和“伦理”的用词差异在人类学相关著作的撰写中并不那么重要——大多数人类学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两词混用的现象。

其次，如果较真儿起来，作者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沿用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做法：“morality”强调规范，而“ethics”更倾向于个人品性和处世方法。如果从这一层意思出发，“ethics”更接近汉语中“道德”的含义。按哲学家安乐哲的说法，“德”的原意就是“因个人魅力而产生的一种吸引力”，故有“美德”一词。而在汉语中，“伦理”一词原是指古代的音乐条理，后有人与人关系之秩序与规范的含义。按费孝通的理解，“伦理”指的是“纶”和“人伦”，即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排列组合方式，而不同的社会关系和阶序要受不同的规范的制约。按这一理解，“伦理”反而更接近目前西方人类学界的“morality”。所以，在本书中，一般将“morality”翻译为“伦理”，而将 “ethics”翻译为“道德”（和“美德”）。

第二组关键词，“自由”（“自由主义”）和“自主”。

另一组频繁出现的词是“自由”和“自主”。在原文中，很多时候“freedom”和“liberty”是通用的，都用来指代“自由”。这也很符合汉语的习惯。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第四章），作者借鉴了伯林和斯金纳的观点，对“自由”做了进一步区分，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要特别注意这一区分——很多地方省略了“积极”和“消极”。这一区分在作者讨论“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时候尤为重要。

另外，原文中多次使用“autonomy”指代特定方式的自由。在翻译时，译者皆把“autonomy”译为“自主”，即便在汉语表达上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拗口。

第三组关键词，“中介性”和“主体能动性”。

最后一组概念最为复杂，因为这组概念的定义本身就是第五章中争议的焦点，也是作者理论的根据。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学研究者把“agency”译为“（主体）能动性”。但作者认为，这种对“agency”的定义方式大为局限，甚至“扭曲”了其本意，因为对（主体）能动性的判定包含判定者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换言之，行动人只有在做出了判定者（大多数情况下是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所认为的具有“能动性”的行为时，才算是具有“主体能动性”。鉴于此，作者建议回归使用“agency”一词的原意，即“中介性”和“能动性”的双关。

对“agency”的重新界定的确给翻译过程带来了很多困难。在第五章的很多情况中，“agency”既指代“（主体）能动性”，又指代“中介性”。同时，作者也用“agent”指代“中介者”。这种多项指代难免会产生混乱。为了尽量避免误解和误译，译者在第五章中用了大量的英语括注，在拿不准的时候就标注了英文原词。希望这么做，读者可以自己定夺“agency”的特定指代意义。

是以为按。

学者推荐：石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雷天助的这本书，以其优雅的文笔为优势，必将改变人类学对道德和伦理的研究。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许多最重要的想法、模型和理论，这包括“实践”“相对主义”“能动性”以及最重要的“自由”这一概念。

学者推荐：T.M.吕尔曼，美国斯坦福大学

这本书论点清晰、文笔优美、文采斐然，将成为新道德人类学的基础性文本。这一新道德人类学方向将既具有伦理责任感又具有哲学深度。

乔尔·罗宾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这是一本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改变游戏规则的道德人类学的著作。这本书具备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涉及多个哲学研究领域，在使用民族志材料方面也令人耳目一新，是人类学学者不可错过的理想读物。

以德为体：关于道德和自由的人类学

〔英〕雷天助（James Laidlaw） 著

吴迪、邱昱 译

董郑芳 责编

ISBN 9787301334300

定价：89.00元

2022年11月出版

编辑 | 茶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