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接受历史的审判？

防疫三年，基层防疫人员胡作非为、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例屡见不鲜。11 月 7 日 16 时许，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陆某亮、赵某政、赵某洲等7人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并实施拖拽、殴打等行为，其后被行政拘留。11月29日，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廖勇殴打危某引发热议，其后，廖某被开除党籍，政务撤职。近日，一个在朋友圈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几个大白强行闯入一间酒店，对只穿着内衣的女子动手，实施强制措施。

很多基层的防疫人员（大白）此前都从事别的职业，一夜之间获得了某些权力之后，某些人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自认可以对他人颐指气使，进而粗暴无礼，胡作非为。对此，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都是官本位，这些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发泄此前久居人下的压抑感；第二种看法认为，部分基层防疫人员的过火行为，主要是为了图表现，以此获得职位或晋升机会；第三种看法认为，这些基层防疫人员身上有“平庸之恶”——在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人作如是观。

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基层防疫人员以体制为依靠，自我扩权，而非严格遵守依法防疫的原则，更谈不上科学防疫和精准防疫。防疫压力通过行政系统逐级传导导致的层层加码，为部分基层防疫人员的胡作非为提供了激励和动力。而他们的胡作非为更多是理性计算和利益考量的结果。在防疫的紧急状态下，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合法伤害权，这使他们在实施某些非法行为时有恃无恐。例如，湖南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廖勇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殴打危某，也只是受到了党纪、政纪处理，而没有承担法律责任。

显而易见，“平庸之恶”不能完全解释部分基层防疫人员的胡作非为和违法乱纪。把防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让防疫人员无法使用合法伤害权，才是杜绝乱象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