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良到!”“徐青山到!”“王永元到!”“张起旺到!”“……到!”一二九骑兵团的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
1942年4月29日,日军发动了残酷的冀南“四二九扫荡”,冀南军区总部陷入了敌人的“铁壁合围”之中!
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人员也紧跟了上来。刘春雷听见有位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能是倪家营子!”
以后,当刘春雷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像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将士,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村。
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敌人一面加强卫河渡口的防守,一面向王行杖方向增援,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一个机枪小队。
日军的重机枪响了,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
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擦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妇救会员、文工团员、后勤管理员,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反顾,为撕破日军的“铁壁合围”,不惧生死,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右侧的机枪阵地,一彪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成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抢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重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道路,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他们大概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八路军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八路军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猛子”,那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炒鸡蛋慰劳的豪杰。
他是个左撇子,从小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谁能抵挡得住。韩连长杀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利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把残余的日军赶进了土坡后的小树林。
刘春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鬼子在顽抗。马刀拼刺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先前在冲锋时,刘春雷就知道“公鸡”不行了。颈部受伤的战马经过长距离剧烈奔跑,血冒得跟涌泉似的。
战马通人性啊,它也知道今天是最紧张的时刻,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虚弱得都开始打晃了,可它还在跑。
现在,看着跪卧在地上发抖、奄奄一息的“公鸡”,刘春雷知道战马是不行了。
“这是一匹立过大功的功臣马,它应该有功臣坟的!”刘春雷心痛万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二排长颜胜才过来喊:“大刘,快走快走,不能留在这里。”刘春雷抬头正想回话,却看见颜胜才在马上蹦了一下,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栽到地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枪,把他脖子打穿了。
韩永正率领的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日军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匆赶往王行杖村与骑兵团会合。
这时,经过搏斗,日军警备队已被八路军全歼,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
参与防御王行杖村的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位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份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被撕开了缺口,曾玉良团长催促着赶紧整理队伍。骑兵的机动性强,战场集结的时间反而更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接着往外冲,趁着敌人后面的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到包围圈外面去。
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
有匹战马还带回一个伪军士兵,那原本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这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就往回跑,伪军控制不住就被带了过来。
王立贵是刘春雷的南宫老乡,新兵营“乘骑分队”的时候两人同在一个班,他是个不爱言语的好好先生,可这次却牺牲了。
三连在先前的几次冲锋中损失最大,战友们红着眼把那个倒霉的伪军拽下来,拖到路边当胸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领导都看见了,谁也没说个“不”字。
紧急整顿好队伍,部队立刻出发。八路军的动作快,日军的动作也快,骑兵团向西南方向走了不到五里地,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就赶到王行村,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
骑兵二连奉命返回去救援,看见大队日军正自西向东开进,坦克车、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王永元参谋长摇摇头,说:“后面的人完了。”
日军占领王行杖村,重新封住了缺口。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五百多人又被堵在了包围圈里。
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他们或体弱、或年幼,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下反复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冀南行署文工团的一位女干部,带着14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
最后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一起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
这群坚强的孩子们,年纪最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他们手里紧握着的“武器”,是二胡、是口琴、是小洋皮鼓。
冀南财校的五个学员也跑不动了,面对步步逼近的鬼子,同学们拥抱在一起,高喊着“民族自由万岁!”,拉响了手榴弹。
包围圈里的人们在弹雨下奋力地奔跑着,终于,他们的奔跑停留在了王行杖东南方的霍庄。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134位勇士被俘了。
日军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49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日军拷打干校的学员,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在霍庄,一百三十多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全部被杀害,这些烈士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包围圈里牺牲惨重,但总部机关大部分冲了出来,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也全部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事后想来,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突围人员向西转移时,是包围圈里的人们奋力向东突击才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他们宁死不屈、坚守秘密,才使敌人无从判断总部领导的去向。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包围圈里的烈士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上级首长和战友们的脱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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