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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李达见毛主席喊不出“主席”二字,毛主席:你主、主、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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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来到湖北视察,特地叮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以后自己来武汉,如果有一个人来见,他们谁也不能挡驾。

“哪个?”梅白下意识刚问完,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便补了一句:“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你主、主、主什么?”

为了方便在湖北的工作,毛主席在武汉下榻之后,提出请湖北省委派一名当地同志到自己身边,并要求这名同志必须熟悉湖北的情况,而且要健谈,有较强的表达能力。

叶子龙立刻将毛主席的意见转告当地省委,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得知这一情况后,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派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前去。

第二天,梅白就被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知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将他请到自己的住处,自己要和他好好谈谈。

梅白当时不太了解毛主席和李达的关系,但看着毛主席脸上那股难以抑制的激动,隐约感到二人的关系不一般。于是梅白立刻给武汉大学打去电话,让秘书通知李达,说有中央首长要接见他。

“中央首长?”李达听说这个消息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然后想起有学生说看到毛主席昨天在长江游泳,立刻恍然大悟:“快,快,快,马上给我要车,去东湖宾馆。”

没过多久,李达就乘车抵达东湖宾馆,当警卫得知来人是李达后,立即放行,并将车引到1号楼前停下。一进门,李达果然见到毛主席从里面走了出来:

“鹤鸣兄,你好啊!别来无恙吧!”

“毛主……毛主……”激动不已的李达也喊了起来,但由于不习惯,那个“席”字怎么都说不出来。毛主席看着李达的窘态,急忙握住他的手,略带责备地说:

“我说鹤鸣兄,你不要自己为难自己了。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喊你李校长好不好?我看不行,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还是这样称呼好。在这白云黄鹤的地方,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回忆哟!”

李达见毛主席还像20多年前一样随和,一时间无言以对。尤其是毛主席的最后一句话,将李达带回了当年他们在上海、长沙、武汉的那段难忘岁月。

当年毛主席和李达二人,一个在长沙,一个在上海,都在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奔波。而他们真正相识,是在李达主持编辑《共产党》月刊之后。

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宣传,联络各地的建党积极分子,李达向陈独秀建议,创办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党内刊物。陈独秀表示完全赞同,并询问李达给这个刊物起个什么名字。

“刊名我早已想好了,就叫《共产党》!”见陈独秀赞同自己的意见,李达急忙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陈独秀听后大喜,将主编这一刊物的重任交给了李达,并商议筹备出刊的一些事宜。

李达听陈独秀说长沙的毛润之也在筹备党组织,便问毛润之是不是五四时期主编《湘江评论》的那个毛泽东。陈独秀说就是那个毛泽东,而且他和李达一样是湖南人,很多意见和建议自己觉得很不错:

“你以后可以多加强同他的联系,用《共产党》这个刊物来架起你们之间沟通的桥梁。”

陈独秀随口说的一句话,李达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后来只要《共产党》一出刊,李达第一个就寄给毛泽东。

这本小小的刊物,成了李达和毛泽东相识的“信物”。

对于李达发表在《共产党》上的文章,毛泽东颇为欣赏,并将《共产党》作为长沙党组织的必读教材。在毛泽东的推荐下,一些好文章开始出现在长沙《大公报》上。

随着二人之间邮寄杂志和通信增多,素未谋面的他们都觉得彼此已经相交甚久。虽然《共产党》只出了6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1年6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李达等人决定召集各地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想到湖南是自己的家乡,李达决定亲自给毛泽东写开会通知。

为了保密,李达在信中说要毛泽东到上海经营公司,并要求看完信之后立刻毁掉。

走走停停了近一个月,毛泽东和何叔衡才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抵达上海,并按照信中提供的地址去找李达。当李达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时,立刻下楼迎接:

“润之、叔衡,虽然我们通信已久,但见面还是第一回啊!润之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难怪能写出那些叱咤风云的文章来。”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湖南老乡,我亲爱的鹤鸣兄啰!”说着,毛泽东紧紧握住李达伸出的那双大手,两位文交已久的湖南老乡,终于在上海见面了。

黄鹤楼一别20年后再见

党的一大结束之后,毛泽东在回长沙的路上,与何叔衡谈到创办自修大学的问题,二人商量之后,决定回到长沙后将这件事迅速办起来。

湖南自修大学开课后,虽然很快就名气大振,但毛泽东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跟上,而自己由于工作繁多无暇顾及,便找何叔衡商量,请李达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讲课。

当天,毛泽东就给李达写信“求救”,李达收到信后,立刻动身前往长沙。

这一次湖南之行半年后,李达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他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邀请,举家来到长沙,就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6月初,李达利用暑假来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驻地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李达是为了国共合作一事来找陈独秀,便劝他说心平气和地和陈独秀谈谈。

李达向来不主张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党内合作这种形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一旦与国民党合作,势必会被国民党吞并;况且国民党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除了孙中山等左派外,还有一大批政客和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言人。

陈独秀知道李达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有成见,拒绝和他讨论这一问题。李达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与陈独秀争吵了几句,一气之下决定离开自己亲手参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

尽管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但丝毫没有影响李达和毛泽东的感情。1926年,毛泽东携全家到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一次会议上,偶遇了三年多未见的李达,才知道李达一家也住在武汉。

农讲所开学之后,李达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工作,无偿到农讲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一段时间,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战斗在武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人越来越不利,毛泽东找到李达,希望他能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并希望他尽快回湖南,以唐生智的名义为我党培养一批干部,以应对国共分裂后在湖南没有力量的问题。

“润之,你放心,这两件事我立即去办,争取在近期回湖南去。”李达见毛泽东没将自己当做党外人士看待,真心实意地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李达就去找唐生智,顺利地将毛泽东交代的两件事全部办妥。

第二天毛泽东约李达游黄鹤楼,站在黄鹤楼上,李达如实汇报了昨晚和唐生智见面的情况,并表示自己第二天就坐火车回湖南。两人从早上一直聊到了中午时分,才恋恋不舍走下黄鹤楼。

自此一别,毛泽东和李达20多年没有再见面。尽管两人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也不知道彼此的境遇,但他们的思念却总是难以割舍。

李达的新书出版之后,总要想方设法给老朋友送去一本,而毛泽东在繁忙的战斗之余,也多次托人向李达问好,并称李达是“真正的人”。

待局势稍有好转,毛泽东就邀请李达赴解放区共商国是。

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请他们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想办法给李达带信:“吾兄是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达心领神会,但当时他正饱受胃病困扰,一时间难以成行,便托人装了一架收音机,夜深之后收听新华社的广播。

1949年初,李达的病情有所好转,湖南起义的工作也初步确定,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要除掉李达的风声越来越紧,李达便开始抓紧赶赴解放区的准备工作。

在湖南省工委和华南局的帮助下,李达和两位保护他的人员踏上了前往解放区的征途。他们先抵达广州,然后辗转去了香港,在香港住了近半个月,集合了一批民主人士和高级专家后,华南局立刻派人将他们送往解放区。

经过七天的昼夜航行,李达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天津,并乘专车直赴北平。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李达被单独安排下榻在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等人专程看望了李达。

稍微休息的几天后,李达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将在香山寓所请李达做客和叙谈。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

5月18日,李达吃过晚饭后,乘坐毛主席派来的专车前往香山。毛主席早早在住所门口迎候,见到李达立刻迎上前去:

“鹤鸣兄,多年不见,你可好吗?”

“润之,你还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乐观啊!”李达急忙跨出车门,紧紧握住毛主席伸出的双手。

两人一起手拉手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李达先汇报了湖南的起义形势,随后又聊了聊唐生智的情况。毛主席认真地听着汇报,不时在纸上写着什么,听完汇报之后,毛主席又询问李达这2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武汉分手之后,李达按照毛主席的嘱咐回家乡创办党校,结果还没招生就遭遇“马日事变”,不但被敌人通缉,还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李达无奈逃回家乡,先后辗转多个地方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无奈躲到了大山,结果遭遇了土匪。

两位老朋友就这么聊着,毛主席虽然意犹未尽,但见李达有些支持不住,便安排他去自己的床上睡。等李达一觉醒来,发现毛主席还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

香山长谈之后,毛主席见李达的身体不太好,便写信叮嘱他多多休息,工作的问题以后再说。但李达还拖着病体,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毛主席请李达到中南海叙谈,李达向毛主席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对此毛主席并不感到意外,当即同意了李达的请求,并安排刘少奇作他的入党介绍人,自己和李维汉作他的历史见证人。

不久,李达正式履行手续,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李达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毛主席曾多次提出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表示还是想从事教育事业,主动请缨回湖南大学继续教育工作。作为老朋友,毛主席对李达的想法了如指掌,因此当李达提出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的要求时,毛主席稍加考虑就同意了。

带着自己多年的理想,和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李达于1950年2月正式就职,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湖南大学校长。而这一年,李达正好60岁。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湖南大学被撤销,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担任校长。当年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回湖南视察,因此两位老友没有在长沙长谈,因此毛主席在第一次视察湖北时,特地安排与李达见面。

再度说到当年武汉一别时的情景,李达有些惭愧地对毛主席说,自己很遗憾没有跟着他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不同意李达的话,轻轻摇了摇头说: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在国民党统治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呀!你还遗憾什么?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李达却有三板斧,除了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

李达见毛主席对自己的评价如此之高,更加不好意思,说当年如果听他的劝说,就能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了。毛主席见李达仍不肯原谅自己,赶忙又开玩笑说,他虽然没有参加长征,但他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

两位老朋友边谈边开玩笑,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当时坐在一旁的梅白有些吃惊,不敢相信毛主席对李达有如此高的评价,送走李达之后,梅白趁机让毛主席公开评价一下李达,或者将刚才的一番话发表出去。毛主席明确地告诉梅白: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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