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性失业等失业分类的内涵、特征与就业路向

贾康张晶晶[1]

摘要：摩擦性失业的理论来源，最早始于凯恩斯主义对古典经济学否认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批判中，后随现实演进与理论争鸣，又有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等对于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理论的补充修正，理论结合微观现实层面，也有UV曲线与DMP模型的解释区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在对摩擦性失业的理论来源、现实内涵及与各类型失业的异同作分析比较后，结合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失业问题，提出需明确地认识伴随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成长性”，城乡一体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业升级与数字化带动新型服务业发展，国民就业路向拥有广泛空间和市场潜力的保障。而当下与摩擦性失业和其它类型失业相关的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方面，短期与中长期措施需各有侧重，短期内，要结合现实应对好当期关口冲击，中长期，要依托高质量发展促进就业机会增加，并做好市场建设与完善就业保障的兜底制度安排。

关键词：失业 摩擦性失业 短期调控 中长期调控

引言：

2022年1-2月份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行至3月份国内环境受到新一轮疫情冲击与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国际环境则伴随2月27日以来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动荡，全球普遍进入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的整体风险局面。一季度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特别点明“超预期”严峻形势，经济工作需正确处理应对的突出任务，首当其冲是就业问题。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中央决策层及时采取一系列稳经济稳就业措施发挥积极作用，就业形势好转，6月全国城镇失业率回落至5.5%。国内上半年就业形势波动但基本盘总体稳定，1-6月平均失业率与2021年同期持平[2]，2022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54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万人[3]。

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程度加剧，9月份美联储最新季度预测下调未来三年美国GDP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和失业率，将2023年失业率预期调整至4.4%。欧元区8月公布6.6%的失业率数据，与7月持平。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失业率普遍增加并延续上升趋势。国内环境也因多地疫情反复与经济下行影响，就业情况的进一步稳定仍面临不小压力。据统计数据，年内约有1076万高校毕业生，比上一年增加167万人。7月15日，国家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指出，“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年龄段处于16岁至24岁的失业率数据，从今年4月起升至18.2%以上后，居高不下，7月更是达到19.9%的高水平，中国的就业形势，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较高失业状态。宏观层面全球局面的多重不利因素综合交织，使得2022年的就业情况比往年更为严峻，国家已重点看待失业问题，将其视作“超预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需要正视新挑战而完善应对之策。

一、摩擦性失业的理论来源

（一）古典经济学中的失业问题

古典经济学中对失业问题的关注源自“萨伊定律”，即认为“供给将会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稳定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将会实现自动出清，经济波动最终会被市场供求力量推动达到均衡状态[4]。整体上，古典经济学否认大规模失业的存在，认为只在短期内存在与充分就业并不相悖的自愿失业。

马尔萨斯于其后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假说，驳斥古典经济学的自动均衡，认为市场需求在等于有效需求时，商品价格由生产产品的费用决定，而市场需求与有效需求不等时，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5]。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学说，指出市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产品市场无法实现自动出清。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自然也会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影响社会就业。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经济持续萧条，失业人数剧增，使用古典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完全解释大面积的“失业”根源与社会现象。

（二）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理论

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从现实层面否定了市场会自动调节而达到均衡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次对失业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指出摩擦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流动或市场供应不完善而造成的一种失业，劳动力在地域间流动和行业间变更，都可能会造成摩擦性失业。

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中忽视的失业理念进行重大修正，承认市场存在“非自愿失业”，指出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现象，而有效需求影响社会就业水平，且因货币工资刚性短期内无法迅速调整，使得失业问题成为劳动力市场常态。其次，由于经济周期存在繁荣与萧条的波动，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的周期性失业。凯恩斯用菲利普斯曲线指出工资与失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失业与通胀率呈负相关，并依此分析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无法自我缓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来刺激需求、缓解失业问题，振兴经济。

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在宏观层面解释了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带来失业问题，但缺乏对工资刚性的微观基础分析。凯恩斯理论认为失业与通胀无法同时存在，而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各国出现了失业与通胀共存的滞胀现象，证明了以凯恩斯的失业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也存在其不足和局限性。

（三）新古典综合派对失业理论的补充

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失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结构性失业”概念，以解释现实世界存在的滞胀现象，认为结构性失业引起社会中的失业与空缺职位并存现象，指出劳动力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西方世界广泛存在的强大工会力量维护了货币工资刚性，形成了工人工资易涨难跌的非完全市场调节局面；另一方面，企业空缺职位的存在也推动了工资上升，解释了失业与职位空置现象并存，是形成滞胀的原因之一。

弗里德曼补充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否定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指出自然失业包括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及结构性失业等，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消费偏好改变等因素，社会将永远存在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现象。由此提出难以通过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化解自然失业的存在，进而主张由市场自动调节失业问题，应鼓励劳动力流动，反对最低工资规定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后来卢卡斯又将“理性预期”引入失业理论，提出不完备的信息导致了货币工资的非中性。现实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原因，是工人与企业雇主间无法得到可靠信息导致预期错误判断，主张不做干涉，使经济按自然水平运行。

（四）新凯恩斯主义对失业理论的修正

新凯恩斯主义在继承凯恩斯对市场非出清的前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修正工资刚性假设，吸收卢卡斯“理性预期”假设，认为工资是可调整的，但时间较为缓慢。

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工资理论，可分为名义工资粘性与实际工资粘性。名义工资粘性主要聚焦探讨企业中因长期劳动合同的契约式签订，使得名义工资无法跟随劳动力市场总需求变化而及时改变，阻碍劳动力市场在自然状态下实现均衡。实际工资粘性则典型地讨论了由索洛提出的“效率工资理论”，关键假设在于职工的努力程度是企业支付实际工资的单调增函数。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企业给出的工资如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企业雇佣意愿不足而采取降低工资措施，此时又会带来职工激励转弱工作效率下降的矛盾，企业与职工双方的矛盾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非自愿失业现象。随后，斯蒂格利茨指出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实，厂商无法对工人进行全方位监督，使其只能使用较高工资正向激发工人劳动效率，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厂商的监督成本，补充解释了高工资与高失业并存的现实，指出政府的失业救济具有正面作用[6]。70年代后期，陆续又有以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季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职业搜寻和匹配理论，在理论结合数理模型层面，证实劳动力市场的慢调节机制与不完善的供求机制，导致了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产生。

（五）摩擦性失业的UV曲线与DMP模型

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的理论之外，针对性地解释并区分摩擦性失业的UV曲线与DMP模型，也是联系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现象的重要理论补充。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于1944年《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首次提出UV曲线，指出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率与职位空置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有别于菲利普斯曲线分析的劳动力市场总量失业问题，贝弗里奇曲线（UV曲线）展示了失业与职位空置并存下，失业人数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化曲线，有效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区分了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和由于配置低效引起的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

在UV曲线对失业率与岗位空置共存研究的基础上，戴蒙德于1971年首次用“搜寻理论”解释失业与岗位空置并存现象，对于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现象的解释，工作搜寻理论使用“摩擦”对其进行解释，雇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所寻求的供给产品为工人，并非标准化的产品，对“产品”性质的考察无法短时间内准确评估，使得劳动力市场匹配的不透明性显著高于产品市场；其次，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存在协调性上的“摩擦”，即岗位与职工间时间、空间上的交互错配，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信息、搜寻成本的客观存在，会导致摩擦性失业。此后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在理论基础上进行模型扩展，形成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季斯DMP模型并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DMP模型提出了岗位空置率和失业率间的重要变量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劳动力市场在存在摩擦情况下进行匹配，市场紧张度上升时，失业劳动力更容易找到工作，失业率下降，劳动市场紧张度下降时，企业不容易找到工人，岗位空置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又受技术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再分配冲击因素影响。以莫滕森为代表的搜寻匹配理论和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三人命名的DMP模型，补充解释了UV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岗位空置并存的微观基础关系，对于指导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发展，有效应对就业问题减少摩擦性失业，具有值得肯定的现实意义。

二、摩擦性失业的现实内涵

（一）产生摩擦性失业的学理分析

摩擦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方，因从找工作起至真正获得工作之间存在的“摩擦”空档期，形成的暂时性失业现象。通常情况下，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将在自然失业率附近波动，原因之一便是工人在与空置岗位匹配过程中存在的天然时间差而导致的摩擦性失业。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属性、信息不完善、季节性变动、技术迭代、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换、宏观制度因素，等等，均会使得劳动力市场在配置时出现失调现象，导致一批人面临转移待业而增加摩擦性失业现象。对于产生摩擦性失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匹配天然需要的搜寻时间，导致了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常见失业现象，也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特征（陶红等，2021）。很大程度上，劳动力市场存在时间差缺陷，工人寻找匹配岗位、企业雇主寻找合适职工，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消弭，双方进行信息互通与匹配均需必要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摩擦性失业无法避免。就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看，反映出的矛盾集中在求职者无法按自身意愿快速找到适合岗位，而企业雇主也无法很快识别匹配具有适宜技能的工人。

第二，季节性、技术性、经济条件改善等因素，部分加重了摩擦性失业。如技术迭代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新形式会取代原有工作岗位，高校毕业季带来了大批就业人口涌入市场形成配置需求的冲击，航运、旅游等部分行业面临的季节变动带来短暂性失业等。伴随经济条件改善和城镇化发展，在面临劳动经历弱化、受教育程度提高的背景下，新就业人员普遍意愿倾向于寻找体力劳动压力低、工资较高的工作，而在未能找到的情况之下，会选择停留在失业状态或者频繁离职[7]，也造成新时期就业群体的摩擦性失业问题。

第三，国家经济结构的阶段转换也造成了部分摩擦性失业。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原有岗位消失、新岗位形成，工人进行工作交换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临时性失业，产业结构变换带来的岗位需求变换使得工人进行劳动力市场寻找新工作时，可能面临更为陌生的就业信息，缺乏新岗位所需知识的决定性条件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

由此可看出，结构性、季节性、技术性、经济条件改善等多种因素，均会造成并于一定程度上加重工作更换中的“摩擦”现象，增加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匹配的时间差，而摩擦性失业与其他类型的失业相互交织，更加使得失业局面复杂化。此外，我国新时期普遍的摩擦性失业现象也与新发展阶段涌现更多的新业态和劳动者的观念转变有关，“铁饭碗”岗位的减少与社会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多，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赋能带来新兴岗位和职业产生。劳动者自由选择工作的观念和随时可更换工作的宽松环境，均是补充解释新时期经济运行中摩擦性失业普遍存在的原因。

（二）摩擦性失业的特征比较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较成熟的失业理论一般分为两种类型[8]：一种是受经济周期循环影响的需求不足性失业；另一种是劳动市场供求结合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考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将由外部的经济环境、技术变革、季节变换等因素引起的市场非自然失业划分为周期性失业、技术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三类，而将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不大且稳定、顽固存在的市场自然失业，划分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第一，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同属于自然失业现象，是市场中自然存在的失业类型。区别在于：一是引起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是企业雇主所需劳动者拥有的技能与劳动者本身的技能不符。结构性失业并非是劳动力需求的不足，而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匹配导致，一段时期内原有的劳动力难以改变所拥有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无法快速满足经济结构变动的需要。二是结构性失业出现的背景，通常是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之时，由新兴技术或动能更换引起的劳动者技能迫切升级需求，市场中将出现新岗位空置与旧劳动力失业现象并存。三是相较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中造成失业的时间更长。

第二，技术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属于非自愿性失业类型。引起技术性失业与季节性失业的原因主要是技术迭代与季节变换，如新机器设备与材料运用带来新的生产技术与运作方式，出现低端产业链上的劳动力过剩局面而导致的失业现象。季节变换也会使得受气候条件约束的特定服务业人员，如农业、渔业、旅游业等面临非自愿性失业现象。通常技术性失业、季节性失业会因技术普及和季节变换而被解决。

第三，周期性失业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非自然失业，也是劳动者的非自愿失业类型之一。与摩擦性失业显著不同，引起周期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周期性失业的背景通常出现在经济周期性地进入衰退时，如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放缓期间，失业率会显著提高，劳动力市场广泛出现失业现象。

与各种性质的失业特征比较可知，摩擦性失业广泛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流动中，是工作转换中的常见失业现象。摩擦性失业的主要特征一是行业分布广泛，各行业均存在摩擦性失业现象；二是失业的时间期限一般较短，因此也称为工作转换期的短暂失业；三是劳动力市场中失业与岗位空置同时存在，但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却与结构性失业有所不同，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技能不匹配导致的失业，而摩擦性失业却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信息衔接识别在短期未能匹配所产生；四是摩擦性失业普遍出现于就业市场中，其他性质的各项失业会与摩擦性失业交织，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摩擦性失业的程度与拉长摩擦性失业的存续时间。由此看来，把当下我国16-24岁年轻人试图初次进入职场而不成功的失业，主要归结于摩擦性失业的说法，并不准确和严谨。其应认知为主要归于经济低迷形势下的周期性失业，最年轻年龄段的求职者尚无“就业粘性”、上岗更加困难的表现。

大变革时代的就业与发展问题需妥善解决，导致失业的原因众多，因此对失业的类型进行分析，掌握相关变动规律，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前提。明确失业类型才能更为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政策寻求妥善解决。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需利用好宏观政策工具；解决自然失业中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既要注重短期视野内的调节作用发挥，也要做好长期视野内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建设和完备信息化建设。

（三）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的现实考察

当前的世界处于决策层已有明确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内外部的挑战性问题，均需密切关注作好动态分析把握，以求走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前宏观背景带有复杂性特点，结合国家总体诉求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至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着力打造好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克服多重下行因素，保障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第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阶段与动能的转换，引领新常态，第二要力求控制中美关系交恶后的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乃至有可能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第三要特别注意对冲新冠疫情和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已直接指出的“三重压力”问题。其中，就内部形势发展而言，我国正处于现代化之路上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给出的全局性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于“十四五”结合2035的中长期十五年规划战略设计，需应对好当下形势中不容忽视的挑战性因素，努力促进劳动力市场上的充分就业。

面临国内产业升级与国际大环境复杂性加剧的环境，一段时期新旧动力转换内的摩擦性失业与就业选择调整，大体属于劳动力市场波动的正常现象。人类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动中，参与人具有不完备的信息，对其行动选择的反馈同样是不完美、不完备、非及时的[9]。摩擦性失业主要因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流动性缺乏而普遍存在，摩擦性失业困境在各个经济体内都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求职者从前一个工作过渡到下一个工作之间，必然存在“摩擦系数”。但就政府政策调节的取向而言，应尽量减少堵点，降低就业岗位变更的摩擦系数。

图一所示，是据国家统计局近十年公布的失业数据可知，整体上，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从2012年的917万人增加至2021年末的1040万人，同时也因就业基数的扩大，失业率近十年均在4%左右波动，基本保持稳定。伴随2019年末突发疫情冲击，我国在克服2020年的困难局面后，2021年的失业情况已有所缓和。而2021年第四季度后，又有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显现，给全国劳动力市场也带来压力。

考察近一年的全国失业率数据表可知，全国城镇失业率从2021年9月的4.9%波动上涨，2022年4月达到新的高值6.1%，全国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和外地户籍人口失业率与此趋势相同，均在今年4月达到新的高值，分别表现为本地户籍失业率5.7%，外地户籍失业率6.9%。再从就业年龄段区分而言，25-59岁人口城镇失业率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性波动趋势，在今年4月达到5.3%的新高值后有所下降，而其中16-24岁人口城镇失业率从2021年9月的14.6%波动上升，4月突破18%后继续上升，至7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19.9%后，8月份开始下降为18.7%。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6-24岁的青年群体的就业支持客观条件和综合力度不足，同时也表明青年群体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段时期内也因多方因素交织，较普遍地面临失业困境。与全国城镇失业率波动上升同时存在的，却是全国内平均薪酬的上涨，据智联招聘企业发布的《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38个核心城市企业的平均薪酬为每月1.0014万元，而伴随二季度的疫情冲击带来整个宏观经济压力局面下，二季度的平均薪酬却不降反升，涨至每月1.0341万元，环比上涨3.3%。

对大环境中的摩擦性失业可起有效缓解作用的是灵活就业形式兴起。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形式，比2020年上升5.36%，2022年整体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超过2亿人次。灵活就业在有效链接劳动力市场供需、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降低摩擦性失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激励创新创业。结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化技术运用于劳动力市场，各项数字平台极大地集成了市场变化情况，缩短了链接供需的反应速度，时间和空间上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范围，推动了灵活就业新形式的发展。

三、解决失业压力问题的路向选择

（一）就业的基本面支撑与空间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国的现代化，从短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是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10]，就业问题也需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作综合考虑。就业问题的合意解决从基本逻辑关系看，首先应注重生产力、经济繁荣因素在基本面上的支撑。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就业机会”来源，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已形成了由占据国民经济“56789”份额（具体指50%以上的政府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科技创新专利成果、80%以上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与企业数量）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作贡献的局面，所以解决失业压力问题，本源上必须在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深化配套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繁荣发展的努力中，贯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并伴随产业升级、城镇化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凭借中国经济客观上具备的仍有很大空间的“成长性”，形成充分就业市场的空间保障。

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两者之间有明显差距，每年尚可生成一千多万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空间仍十分巨大。而且伴随城镇新增就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将有长期特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待不断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一般服务业更为蓬勃的发展也成为必然趋势，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供给以及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就业空间，也随之扩宽。按第一二三次产业比重的演变规律，在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制造业之外，轻资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将涌现更大量的就业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更为细分的多样化服务业、个性化与定制化的服务供给机制，将更多生成就业机会。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除城镇就业人数与就业岗位增加外，中共十九大提出、国家大力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带动农村地区结合数字技术和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红利，涌现了众多“淘宝村”“淘宝镇”等新的企业形式，各乡村地区结合自身特色发展特色农林牧渔产业、新型乡村区域的产业和物流、康养、文旅服务业等，也可能大幅带动新发展阶段乡村地区的就业。

（二）就业市场引导：产业链向中高端跃迁和新兴服务业涌现

促进现有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国家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必经之路，也必将与支持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相结合。频频引起社会争议的“35岁失业潮与下岗潮”等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现有产业链总体仍处在低端状态，对于富有经验的员工缺乏更具创新性质的中高端产业链予以容纳。产业升级中，要积极促成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在一些中低端产能转移后，尽可能在我国产业链上留下并生长出更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供给能力。应积极借鉴国内一些企业和企业集团“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经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把本土产能位置，从“微笑曲线”的中部（加工）为主，向左右两端的“创意创新，树立品牌”和“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推举上去，力争逐步地更多掌握“微笑曲线”两端的主导权。伴随市场开拓与工业、制造业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过程，也必然更需有经验、有成长性的职业技术师与中高级工程师，从而涌现更多较高薪酬岗位。也需强调，培养能推动制造业、工业升级的高级人才，必然需要理论结合实践的长期工作经验积累，人才培养既需要职业技能的专项教育，更需依靠充分就业的基本底盘提供实践改进空间。

亚当·斯密指出了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有赖于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熟练化和合理配合。劳动者是整合分散的知识与技能的载体，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不同于简单直观的产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三次产业中的工业、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产品更新、产业链升级与服务优化等形成的生产率提高，更多依赖于就业的劳动者依靠“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总结，因而在初始环节以政策措施和机制创新引导充分就业市场提供进步空间是很必要的，市场的试错空间与动态升级，能产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新兴服务业、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岗位，客观上形成市场化的人力资本培育的“大学校”。积极地以充分就业打开市场空间，市场开拓又会涌现更多就业岗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就业冲击下的短期调控：着力稳住经济大盘，动态优化疫情防控与合理运用就业过渡措施

1.短期调控首先要强调稳住经济大盘，积极对小微企业进行扶助

分析近年的新增就业岗位，已有论者（如陈全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作了仔细分析，基本结论是中国已不止是90%以上的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提供，而是100%以上，因为国企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原因，形成的就业岗位总体规模是净减少的，“亏空”的部分则由民营企业补上，而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形式存在。稳住经济大盘、稳住就业，需要积极对占据市场主要部分的小微企业提供帮扶措施。可借鉴2020年财政抗疫特别国债所筹集的部分资金直达基层，由政府贴息对小微企业提供便利、优惠的商业性贷款的经验，保障实体经济中最大量的小微企业运营与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流不断裂。保障最主要的企业群体能正常运转，才能保障整体的经济稳定、民生稳定，再力争经过恢复过程使增速在合理区间运行，衔接到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时间表中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要强调中国从高速增长进入“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后，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若当前阶段继续回落至低速增长，整体上将失去超常规发展的优势，无法如愿实现追赶-赶超战略实施中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的缩小，而落入被动局面，就业压力也不能得到有效缓解。短期应对冲击后以稳住经济大盘衔接中长期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最终才能达到2035-2049的既定目标。

2.关键问题上需处理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合理权衡，凝聚共识并动态优化

中国形成的“动态清零”抗疫技术路线已经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客观而言各国国情不同，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群体免疫”经验。但结合现实疫情变化趋势，可考证的科学事实已显示，新冠变异毒株传染力大大增加的同时杀伤力明显降低，对于抗疫措施的优化，不能简单延用初期的严防死守，动态中的优化要强调总结好本土经验，掌握好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弹性空间，进一步对接到就业潜力空间的释放。

3.短期调控可积极考虑缓解就业压力的过渡措施

2022年一季度后半期延续到二季度的疫情加剧等因素，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仅为2.5%，距离全年5.5%的既定目标存在较大距离，经济方面的冲击已是既成事实。国务院已就稳住经济大盘给出了通盘部署和工作指导，在此背景下，面对4-8月间的青年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压力局面，可适当采取过渡性的应对措施。如积极考虑引导毕业生基层过渡式就业的可能性，非强制分配方式下，可借鉴大学生村官计划，引导应届毕业生走向基层实际工作增长历练，缓解当期就业压力外，也可使毕业生在学校生活与社会工作间更为从容做好衔接。同时，应以政策引导、工作指导鼓励基层的乡村干部系统，跟上新型城镇化的演进思路广泛吸纳人才。对于原有的大学生就业签约的时间点要求，需依现实情况安排适当延期，对应届生身份与应届生档案予以一定时期内的保留，缓解短期内突出的就业压力问题。

（四）就业冲击下的中长期调控：重视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和以PPP模式带动就业，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有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1.中长期就业问题的解决需重视民企作用，对民营企业进行正向支持引导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企业家作为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领导者，在社会创业创新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要支持保障提供广大新增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发展，重视“关键少数”的企业家要素，培养民营企业良性的长期行为，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就业岗位。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要以多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贯彻这样的指导精神，首先，亟应注重在问题导向下继续消除实际存在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对民企人士释疑解惑，落实政策支持，使他们把“定心丸”吃到位。同时，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在发展中所产生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集群效应，已在创造新增就业、优化就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不仅催生了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相关的新职业，也让类似直播电商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对于新兴数字平台等民营企业，在出现问题积极纠偏整改后的新阶段，应把“完成整改”紧密衔接于鼓励其更好创新发展之中，使其可创造的就业空间落到实处。其次，对于中央强调的抓住有效投资的放大作用方面，要利用好PPP这一创新机制，在对基建安排适度超前上使其作用得到更多更好的发挥，使社会资本与政府形成投融资方面的资金支持合力，既可带来综合绩效的提升，更可带动社会就业增加与国民收入增长。

2.加快统一市场的建设，保障人才要素在更公开透明信息下的跨区域合理自主流动，减少摩擦性失业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制度规则，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打破市场分割、不当垄断和地方保护，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特别是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11]。统一完备的市场建设大有利于链接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对于劳动者跨区域、行业流动带来的摩擦性失业，可起到极大的缓解作用，机理在于很大程度地降低各区域空间的信息不对称与跨区跨业的就业搜寻匹配的时间摩擦成本。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更能赋予市场主体信心，打开创业创新的空间潜力和增加就业的市场潜力。在给予各行各业信心与引领预期向好方面，政府需通过“自我革命”的改革更好发挥作用，在职能转变、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政府职能合理到位。应积极总结上海自贸区经验，使企业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企业负面清单”，依靠自身优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政府方面则应使用“正面清单+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权必有责”地约束政府行为，进行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和问责，最大限度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打开企业焕发潜力、活力的空间，这也将为社会带来伴随企业长期发展的更多就业机会。

3.国家层面应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配套，做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兜底制度安排

良好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者消除后顾之忧的有力保障。同时要注重考虑在我国实际生活中，灵活就业已成为愈益广泛的就业选择渠道，随灵活就业占比的提高，带来庞大自由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国家层面要做好适应这一现实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细化与更新，推动劳动力市场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消费潜力的挖掘，长期内不应主要依靠有一种观点主张的全力刺激消费的手段，而应以有效投资作为大前提的关键性切入点，形成良好的可持续投入机制，不断形成就业机会积极带动劳动力市场上的充分就业，争取在中长期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出更多收入岗位与培育中高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在社保条件配合下，对接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满足释放消费潜力的调控意愿，可持续地对接到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分阶段达成。

总之，伴随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依托于未来仍相当可观的经济社会“成长性”，在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城乡一体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产业升级与数字化带动的新型服务业，均是广泛就业路向的空间和市场保障。当下就业问题的解决，短期内要结合现实应对好当期关口冲击，把握好着力稳住经济大盘、动态优化疫情防控与合理运用就业过渡措施的关键要点；中长期而言，要注重处理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增加问题，必须强调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前提，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后一定要衔接到经济中长期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趋势。应对就业问题的中长期选择，首先要有新增就业岗位的活力作支撑，而民营企业作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最重要保障渠道，必须贯彻好中央“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改善预期，健康发展。与之相应，需抓好有效投资的关键性带动作用，利用好PPP机制创新，引导形成适度超前的基建项目，从而扩大内需提升景气，带出更多就业机会。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繁荣与就业，亟应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中，加快统一市场建设步伐，打破劳动力自由流动壁垒与消除堵点，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就业市场摩擦，并积极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广大就业群体的保障兜底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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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1.

[3]贾康.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精神实质[J].中国金融,2022(09):37-38.

[4]贾康,刘薇.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5):17-28+2.

[5]胡永远.摩擦性失业的微观基础及其启示——纪念诺贝尔奖得主戴尔·莫滕森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2014(11):98-106.

[6]钟甫宁,陈奕山.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4(03):2-9+20.

[7]丁慧,黄海龙.搜寻与匹配理论——对摩擦性市场的研究——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论述评[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0(06):11-17+76.

[8]雷红生.凯恩斯就业理论对我国就业的启示[J].决策探索,2006(1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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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钱小英.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1998(10):29-37.

[12]蒋选.论各类失业的结构性质——对西方失业理论的另一种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05):59-63.

[13]贾康,大变革时代的城市就业与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gOdNHXgu_bY4wK0GKesLrg

[1]【作者简介】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张晶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2]王萍萍：就业形势有所好转稳就业需持续发力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7/t20220715_1886529.html

[3]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月度就业公开数据。

[4]雷红生.凯恩斯就业理论对我国就业的启示[J].决策探索,2006(12):72-73.

[5]贾康等. 财政学通论[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9.10.

[6]刘兰.西方失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4(01):48-52.

[7]钟甫宁,陈奕山.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4(03):2-9+20.

[8]钱小英.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1998(10):29-37.

[9]道格拉斯·C.诺思,胡志敏.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01):1-7.

[10]贾康,刘薇.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5):17-28+2.

[11]贾康.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精神实质[J].中国金融,2022(09):37-38.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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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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