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史称“两司马”之一的司马迁，写了纪传体的《史记》，从黄帝起篇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前后三千多年，百三十篇，五十多万字，成经久不衰之经典。
另一个司马光，写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度1362年，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被赞为“天地一大文”（梁启超语）。
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作为开篇，是他认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这是文明的起源。
而司马光不当不正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且作为“周纪一”，又是为何呢？
不得不说，他自己讲到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应当是其写这部书的最高目的了。
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此时，五代十国的动荡割据局面刚被终结几十年（五代终结于960，十国终结于979）。
尽管北宋建国后，经济迅速恢复，文化日渐繁荣，但当初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痛场面，并没有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凡有大志的知识分子，皆怀报国之心，亦极为珍惜统一安定的社会局面。
司马光的父亲，曾长期担任主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这使司马光从小就有条件更多接触到常人所见不到的前朝史籍、档案等文献资料，于是，应当有更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愿望。
有学者称，北宋兴起了讲史、研史的热潮，但由此也众说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司马迁写此书，是为了廓清伪杂、以正视听。
或许，司马迁的确有此意。不过这一定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这从他完成了此书前八卷（周纪和秦纪）后，便忙不迭地以《通志》为名，奏呈宋英宗即可看出。
当然，英宗对《通志》大为欣赏，命设书局续修。待神宗继位，更加重视，立马擢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还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将书名定为《资治通鉴》。
说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就可以说到司马光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笔的“心机”和“考量”了。
《资治通鉴·周纪一》开篇便是——
-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纪”历史仅此一句，下面便是司马光很长的一段“史论”——“臣光曰”。
臣光“曰”什么呢，他长篇累牍反复论证的意思是——天子的根本职责，是维护“礼教”；维护礼教的核心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总之，要君臣有别。
他正反举例、引经据典、层层论证，说天子若做不到上述的根本职责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诸侯、臣子不懂得尊崇天子、本分守名，无异于叛逆之臣。
他认为，更应该“担责”的是周威烈王，其给了晋国三大夫诸侯的地位和名分，就令周朝先王的礼教丧失殆尽了。
他感慨说：呜呼！君臣间的礼纪一旦崩坏，天下就开始以智谋、武力互相争雄了，这让当年受周先王分封的诸侯国君之圣贤后裔和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亡灭殆尽，真令人哀伤呀！
这样的史实加史论，英宗、神宗又岂能不喜欢。
所以，《资治通鉴》历来被看做是一部帝王必读的标准教科书。
这样说，并不否认《资治通鉴》所具有的重大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
这是一部蛮好看的很具可读性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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