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强: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文化就是乡村的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

农耕实践的思想观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农业生产将土壤、水分、空气、阳光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所谓“靠天吃饭、靠地立身”，古人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孕育出天地人“三才”思想，“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是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齐民要术》提出，“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吕氏春秋·审时》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等。农时观强调“不违农时”，形成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地宜观就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比如古人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砂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节用观主要是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指用和养要平衡。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出适宜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农耕家庭的道德风尚——孝老爱亲，耕读传家。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家”为基础生产单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强化了小农家庭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也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比如，哈尼族先民在梯田农耕实践中，将积累的关于自然山水保护、动植物利用、生产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编成“四季生产调”，在父子、母女、师徒中流传。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北宋的宋仁宗颁布了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这一政策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不仅仅是富裕家庭的追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西道圣人”扬雄的“耕道而得道”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农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农耕社会的行为规范——守望相助，以和为贵。农耕劳动具有社会性，古人在开沟或其他耕作劳动中通常需要两人一组进行协作，实行二人二耜并耕，即耦耕。清代学者程瑶田以为，“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为言并也，共事并行，不可相无之谓耦。”耦耕后来泛指两人伴耕或集体劳动。开田辟壤、种植收获、挖渠建陂、抵御灾害等都需要人们互助合作，四川都江堰、安徽芍陂等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的见证。在传统乡土社会，劳力相互调剂、畜力互助合作、生产共同体等形式繁杂的劳动合作广泛存在，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乡邻间在共同劳动中，形成情感认同和规则意识，中华农耕文化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度大，有着多样的地形、气候特征，孕育了游牧、渔猎、种植等多种农业形式并融合共存，形成了种养结合、农林复合、农牧交错等，农耕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充分反映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包容性。合作在农业生产上有其必要性和普遍性，当前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合作经营、集体经营是农村重要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5万家，通过开展生产、流通、信用、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

农耕劳动的人文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农业生产战天斗地，为了收获劳动果实，劳动者需要与自然灾害、地形地貌、病虫害等多种不利条件和因素做斗争。有关研究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的3700年间，中国共发生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蝗灾482次，雹灾550次，风灾518次，此外还有疫灾、地震、霜雪等，总计5258次，平均每年1.4次，足见农业灾害的频繁性。一场灾害往往将一年的劳动付之东流，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劳动人民积极防灾抗灾，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农耕劳动具有艰苦性，“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哈尼梯田的三千多级台阶见证了先民的勤劳与汗水。在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铸就了中华民族韧性，这种品格也支撑着中华民族从一次次灾难中涅槃重生。传承艰苦奋斗的人文精神，在农业农村建设中，锤炼出南泥湾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跨越。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建设行动，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弘扬勤劳勇敢、不畏困难、苦干实干的精神，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就要让农耕文化“活”起来，推进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一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产业，成为产业兴旺的新动能。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复兴一批传统手工艺，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影响力，依托农耕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二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生态，成为生产宜居的风景线。保护好古建筑、古树名木、文物古迹、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等。传承传统生态农业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三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合乡风民风，成为文明乡风的根与魂。支持建设农耕博物馆等，用印迹乡村的形式推进村落共同记忆的回归。四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成为治理有效的软实力。将优秀农耕文化重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村规民约，成为广大村民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五是优秀农耕文化融入农民生活，成为生活富裕的正能量。挖掘传统民俗活动，融入农民丰收节，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性。鼓励优秀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拓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多元供给。

（作者张灿强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乡村发现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12月03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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