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ESG连麦】哥伦比亚大学萨迪厄斯·帕洛斯基：挫折和挑战，让城市习得“弹性”

记者 | 蔡木子
编辑 | 郑萃颖

萨迪厄斯·帕洛斯基（Thaddeus Pawlowski）刚刚从埃及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回到纽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弹性城市和景观中心的常务董事，也是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研究学者和兼职副教授。

作为一名城市设计师，帕洛斯基努力将一种弹性和韧性融入城市的长期发展中。他曾在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和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工作，致力于降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他还曾在市长办公室工作，帮助纽约市从飓风桑迪中恢复过来。在与“弹性100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中，他帮助建立了“弹性加速器 ”（Resilience Accelerator）项目，汇集了当地领导人和全球专家，以推动全球弹性城市项目的实施。

“弹性是城市的本能，就像具有弹性是人的本能一样。”帕洛斯基说，

“但是，通过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合作，可以增进城市的弹性；而只具有单一目的性的城市，则会失去自己的弹性。”

在他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帕洛斯基俯瞰着窗外纽约的街道，侃侃而谈。他见证了这座全球最具包容性城市的弹性，也见证了她的磨难、失败和教训。“弹性需要时间来建立。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灾难来建立我们的弹性。”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城市是“弹性城市”？

帕洛斯基：我们用“弹性”或者“复原力”，来描述一种特质，即通过面对挑战、克服挑战，来获得经验、获得自我成长。所以，一座弹力强的城市就像一个复原力强的人。她是一个经历过重大挑战的城市，她能从这些挑战中不断学习，并在未来做得更好。这就像是，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为了更好地向前走。

界面新闻：全球哪个城市最具弹性？

帕洛斯基：我很难说哪个城市最具弹性，就像很少有城市完全死亡。我认为，很多城市是有弹性的，或者说城市的本质是有弹性的。因为城市是由很多人聚集而成的，她本能地会因为人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种进化功能。但通过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合作，可以增进城市的弹性。比如，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与民间社会合作，让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这就能增进城市的弹性。反之，如果一座城市，她只有一个长官，只有一个人作出所有决定，她就像只为了某一件事而建造的一样，那么她肯定是脆弱的。

我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她是为采煤和钢铁生产而建造的。 但当采煤不再有经济价值，钢铁生产转移到中国和德国等其它地方时，该镇的经济衰退了很多年。可是，现在她回来了，她找到了复原力，她发展了不同的经济形式。我认为，为了成为她今天的样子，这个小镇必须经历那些痛苦的过渡期。所以说，一个城市的弹性，往往是通过挑战和挫折习得的。

界面新闻：您能跟我们说说纽约的弹性经验么？

帕洛斯基：是的，纽约代表了一种非常大的弹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纽约市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从9.11到桑迪飓风，以及新冠大流行。现在，这个城市还处在恢复过程中，但你可以看到，纽约已经如此熙熙攘攘、生机勃勃。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像气候危机、住房危机等很多问题，纽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像上海、纽约、伦敦、新加坡这样“属于世界”的城市，她们拥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是这些非常“弹性”的人群，让这些城市也具有了非凡的弹性。

采用“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建设方式，最好的项目也可能受阻

界面新闻：您是“弹性加速器”（Resilience Accelerator）的创始人之一，能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是怎么运作的么？

帕洛斯基：这个项目就像一个桥梁，把政府、专家、社区、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推动全球弹性城市项目的实施。现在我们有100个弹性城市的全球网络。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迈阿密附近做了第一个“弹性加速器”。迈阿密有些像美国气候变化的“零点”，也就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她紧邻大西洋，城市非常密集，就像是一个紧凑的珊瑚礁，没有高于10英尺的地面。气候变暖带来海平面上升，正在这座城市里制造更多地下水。但是有人并不真正相信气候问题，并不认为需要市场以外的手段来干预，这是真正的挑战。

这就是需要“弹性加速器”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在连接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发挥作用。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政府的工作被居民“卡”住了，然后请我们出面去说服民意。

比如，我们在迈阿密海滩上做了一个项目。那里有很多历史建筑、大型酒店。而随着气候变暖，整个地方未来都可能会被水淹没。有时，即使在没有下雨的晴天，这些街道也会被水淹没。所有的地面基本上就像紧凑的珊瑚礁，地下就像是有着大孔的瑞士奶酪，十分吸水。所以，政府正试图把整个城市抬高，这意味着所有的建筑、道路都要抬高。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花很多钱，工程遇到了来自居民很大的阻力。比如，当你抬高整条街道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人都非常担心他们的车道或入口就此消失。因此，我们召集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居民，测试模拟展现了不实施项目的直接威胁，以及工程如何解决这种威胁，让居民们用可视化的方式看到可感的证据，并且考虑到居民的需求优化了工程设计。我们成功传递了信息，这直接促进了工程的重新开展。

界面新闻：如何取得居民支持，往往是城市规划建设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么？

帕洛斯基：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城市建设的方式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我认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如何把更广泛的民意纳入到规划和设计决策中，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挑战。没有社区居民的支持，最好的项目也可能失败。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纽约遭遇桑迪飓风之后，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了10亿美元的资金来重建房屋和海岸线，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布鲁克林一个叫红钩（red hook）的社区，有很多公租房，居住着比较贫穷的人，这样的社区十分脆弱。政府打算用10亿美金的一部分来重建这个社区，并改善景观。他们聘请设计师，绘制了美丽的图纸，设计师赢得了奖项，工程最终进入施工阶段。

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他们为了施工砍掉了社区已经生长了很多年的大树。尽管这个社区的房子很差，墙很薄，但是大树为房屋带来了难得的荫蔽，也过滤了高速公路和港口带来的尘土。社区的居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砍掉这片森林。这个本意很好的项目，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导致工程停摆。如果他们不是闭门造车，而在工程开始之前充分吸取民意，他们本可以保留树木，或者用分阶段的方式来更换树木。在所有的城市更新项目中，我们都需要更少的“自上而下”，更多的“自下而上”。

与其花10亿美元重建，不如给当地社区组织100万美元自建

界面新闻：您曾在纽约市应急管理部门和规划部门工作过。我知道，应对桑迪飓风是你的一项重要工作。您还记得飓风袭击纽约的那天情景么？

帕洛斯基：是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准备应对一场海洋风暴。桑迪飓风登陆纽约市的那天，我正在长岛度假。我立马赶回了城里，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开始制作地图，试图搞清有多少房子被损坏，预计需要多少临时住房。几天后，我骑车去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南部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街区巡查。房子的碎片到处都是，我就像是行走在人们的房子上。由于飓风导致的电线杆倒塌起火，很多房子整个都被烧毁了。

当时，我在和人们交谈时真的很紧张。因为作为一个应急管理部门的职员，我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现在的糟糕情况负有责任，我们没有在飓风来临之前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界面新闻：在桑迪飓风袭击纽约之前，你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么？

帕洛斯基：当我开始在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后，我就在制作一个纽约所有地下基础设施的地图。当人们看到纽约庞大的地下隧道和地铁系统时，就判断纽约市的大问题是洪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淹没。然后，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这是毁灭性的，又让我们开始认真规划应对袭击纽约的飓风。我们似乎总在应对上一件最糟糕的事情。

在桑迪之前，我们的确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应对海岸风暴的计划。但桑迪发生的方式和我们预想的有些不同，与我们以前遇到的其他类型的飓风都不同。我们有天气预报，但桑迪与另一个来自东北的气漩相交，使得风暴潮更加剧烈；我们做了各种房屋的加筑或加高计划，但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桑迪到来之前，没有那么多人意识到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也做了疏散计划，但我当时真的很担心，没有足够多的临时援助住房提供给居民。

界面新闻：事后回想，在应对桑迪和灾后重建中，您认为，纽约市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帕洛斯基：在灾后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纽约有些老房子如此脆弱，它们真的应该提前被重建；我们还发现，有很多社区根本不应该被建造在那里，因为它们是非常脆弱的地方，比如非常接近海平面，它们很难把水挡在外面。灾后，我们重建了纽约大概5000所房屋的电梯，在另外5000所房屋上进行了重大重修工程，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们在飓风之前做这些工作，肯定要便宜得多，因为那时没有劳动力短缺和材料短缺的问题。

此外，纽约一直有住房危机。过去十年来，纽约的房子正在减少。越来越多的住房被有钱人买走，空地没有被重建，留给普通人和穷人的住房空间比十年前还少。在桑迪飓风之后，我们想为受灾流离失所的人建造一种可以非常快速复制的临时援助房。但可惜的是，没有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但我仍然在推动这个想法。在灾难之前，我们需要更好解决平民住房问题，并对临时援助房有一揽子计划。

最后，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在花钱的方式上更加民主。在美国，由于我们的历史，有一些弱势社区居民一直没有得到像白人那样的经济机会，比如住在唐人街的华裔美国人，住在日落公园的墨西哥人，还有很多住在公租房的非洲裔美国人。现在，联邦已经承诺把40%的建设资金用于这些最弱势的社区。但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钱中的一部分交给社区领袖，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中建立能力，来做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与其花10亿美元给当地住房管理局重建公共住房，不如给当地社区组织100万美元，雇用社区内的5个年轻人来建设和管理真正适合他们社区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年轻人，使他们不仅能做这个项目，还能做未来的城市更新项目。这不只是一个规划建设项目，也是一个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可以慢慢解决弱势社区发展的可持续问题。

让年轻人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心，我们需要更多的远见

界面新闻：我知道，您刚刚从埃及举行的COP27大会中回来。在会议中，您有什么观察和感受？

帕洛斯基： 去到这个会场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在埃及这个像沙漠中的度假小镇一样的地方，举办方搭了大大的帐篷，配有巨大的空调，没有太阳能电池板，所有东西都是靠石油运行的。这些设施作为气候大会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合适的。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远程完成这个会议。

当然，能去亲身看到这个大会是美妙的。我去参观了中国馆，那些绿色工业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看到不同的普通人是如何谈论国家优先事项，这很有趣；美国馆全是关于科学和气象的，活脱脱像一个太平洋岛屿馆，强调的是原住民的权利。所以，看到不同国家如何处理气候问题的视觉证据，是很有趣的。

另一个让我有些惊喜的收获是，这次参会改变了我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印象。我去之前，并不相信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人都赞同真正的工作是发生在国家和城市内的政府中，而不是联合国协议中。但当我亲身来到大会，我看到协议的达成，发达国家将向较贫穷国家支付费用，补偿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我看到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太平洋小岛国都达成了一致，我感到这在如今这种非常脆弱的全球地缘政治中，是非常有意义的。协议至少为这些国家的互动设定了标准。尽管协议缺乏强制执行机制，这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界面新闻：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气候变化对城市造成的威胁。纽约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怎么样？

帕洛斯基：缓解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我们不得不处理的问题。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也必须承担一些损失。我认为，纽约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做得还不够。这里有很多的富人，他们有巨大的财富，他们应该为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损害向穷人支付补偿。纽约市还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我认为，我们需要像对亿万富翁征税一样，像对游艇或超级豪宅征税一样，开始为重建森林支付税款。纽约有一百万座建筑，很多都还使用着化石燃料，就像我们身处的哥大这座建筑。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更新这些使用传统能源的建筑和设施，使用更多的清洁能源。

界面新闻：您认为，目前，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帕洛斯基：在美国，很多中产阶级工作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却不怎么关心气候变化，他们更关注现在的现实问题。普通市民缺乏足够的远见去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我也看到，年轻一代要关心气候变化得多。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未来，他们的孩子将无法拥有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所以，城市应该把年轻人放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中心来——更多地投资于年轻人的教育，更多地鼓励大学和学院协同它们的学生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中来。让年轻人参与到决策中，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