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绑在十字架上,一个刽子手拿着数寸长的铁钉、举着铁锤逼问道:“死到临头了,还不服输?”见对方投来鄙夷的目光,刽子手疯狂地将铁钉一锤一锤砸进他的手掌,深深地钉进木桩里。
那人名叫凌福顺,上衣被剥了个精光,往他身上钉的钉子足足有四寸长。刽子手们也极少实行这种酷刑,动起手来手忙脚乱的,凌福顺轻蔑地嘲笑道:“真是一群笨蛋!”
[微风]凌福顺,生于1912年,家境极其贫苦。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双目失明而失去了劳动能力。
还在襁褓之中的凌福顺便由母亲背着过上了乞讨谋求生存的悲惨日子。穷人家的孩子,懂事的都早,他很小就开始帮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做工挣钱。
13岁的时候,就连母亲也熬不住生活的艰难离开了人世。凌福顺不得不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当过学徒、种过地、卖过茶,总之,想尽各种办法都只是为了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长期在底层生活,他见识到了太多人间不平之事,和他类似的、比他更惨的。每一次见识、每一个听闻,都在加剧他内心对不公社会的反抗之意。
19岁,凌福顺进入县里的常备队当兵,对于他这种穷人家的孩子来说也算是一个出路了。这一时期,正是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之时,根据地的建设也如火如荼。
这时,革命的火种被地下党带到了凌福顺的家乡,第一时间就感召了大批像凌福顺这样的人。他毅然离开了常备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组织武装革命。
1934年2月,22岁的凌福顺就在老家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他一边吸收进步的穷苦百姓,一边不顾自身安危到常备队进行策反工作。
凌福顺是个热心肠的人、力气大又肯吃苦,所以在常备队的时候,同事们有什么事情都找他帮忙。因此,他积累下了相当好的人缘和威信,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这些,都为他策划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7月,凌福顺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在闽西的苏区反“围剿”失利士气低下之时,闽东的革命却在蓬勃发展,8月游击队就被改编为闽东游击队的第11支队。
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艰难的万里征程,凌福顺则在周敦发动了农民武装夺取县城。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用一封假的信从国民党的警察和部队手中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第11支队在凌福顺的带领下稳扎稳打,既成为了一支令当地国民党政府头疼的革命队伍,又保证了自己在战斗之中继续发展。
随着主力红军漫漫长征路的开始,赣闽的环境急剧恶化,游击队的生存空间在敌人的包围之下不断被压缩。
1935年8月,第11支队,被改编为闽东独立师的一个营,凌福顺成为首任营长。这个师的政委,则是后来名列开国上将的叶飞。
国民党对游击队采取的进攻策略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他们人多、武器好,可以凭借着这个优势把游击队一一分化到不同的区域,打起仗来无法互相支援。
即便环境如此恶劣,凌福顺还是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打土豪”戏码,让他们又恨又怕。
萧家岭伏击以少胜多、城关戏院勇夺枪、七仙桥下国军“送”物资、智取国军炮楼,这些都是在凌福顺的带领下取得的光辉成绩,一人一枪是孤胆英雄、一支队伍是众志成城。
1936年4月5日,凌福顺只身入村侦察敌情行踪败露,整个村子都被敌人包围。敌军手持刺刀挨家挨户进行搜查,还当场杀掉一名不愿意出卖他的老百姓。
凌福顺不愿意拖累无辜的群众,便冲出来与敌人战斗。双拳难敌四手,任他如何英勇终究打不过对方人多势众。
深知无法突围,凌福顺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用最后一颗子弹送自己上路。那一枪没有命中要害,他还是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想要从他这里获取更多组织和部队的机密,但任凭敌人如何严刑拷打,他都只是轻蔑地告诉敌人“凡是穿棕衣戴斗笠”的都是我们的游击队员,气得敌人继续给他上大刑。
不仅如此,在敌人严密的看管之下,受尽折磨身体虚弱的凌福顺还差一点成功逃走,只可惜在即将脱身的前一刻被敌人的走狗发现了。
4月25日,凌福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压到了窗外的沙滩上。一棵柳树前竖起一个十字型的木架,那里是敌人为他选择的牺牲地。
敌人残忍地用钉子锥子匕首割在他的身上,鲜血浸润了他脚下往日金光闪闪的沙滩,但却不曾让他有一刻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用尽所有力气高喊“从红莫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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