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才2年，清朝放心派洪承畴出镇江南？只因剃发令后局势太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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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末，洪承畴从陕西参政督粮道起步，与农民军血火拼杀，成为大明帝国的栋梁之才，支撑西北半壁江山。随后移镇东北，与清军殊死决战，战败降清，成为镶黄旗下无足轻重一汉官。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洪承畴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出镇江南，是洪承畴降清后初试封疆，消灭隆武政权，为清朝占领并稳定东南半壁，起了关键作用。

1、明末江南有多重要？

东南最富是江南。

明中叶邱浚《大学衍义补》曰：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以下几组数字形象说明江南的经济地位：

一是明洪武中期，全国夏税、秋粮总数2943万余石，其中浙江布政司275.2万余石，苏州府280.9万余石，松江府120.9万余石，常州府55.2万余石，一藩三府之地的税粮约占全国四分之一；二是明朝定都北京，江南输漕400余万石以供京师，仅五府出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三是苏州一府七县，垦田96506顷，约占全国849.6万余顷的百分之一，而税粮280.9万石约占全国2940余万石岁额的十分之一。

明代全国漕粮约400余万石，一多半出在江南，还有江南苏、松、常、嘉、湖的白粮18万石。在崇祯年间的漕米额数，南直隶共176万石，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五省共180万石余，仅东南部分地区的漕粮就占总数356万石余的49.6%。

自正统元年(1436)开始征收金花银之后，明政府的赋税大量地从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正统七年(1442)设立太仓，此后明政府的赋税收入可以通过太仓体现出来。

明末崇祯年间太仓每年的收入为261万两白银，其中南直隶与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占总额的22.97%，也就是占国库的五分之一强。漕粮米额数，南直隶与浙江、江西之和占总数75.7%，也就是四分之三强。

所谓“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储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形象地说明了东南经济对明政府的决定性意义。

2、剃发令的影响与洪承畴出镇江南

洪承畴出镇江南的背景，就是清廷重新下达剃发令，引发了全国性的第一次抗清高潮。

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曾于顺治元年五月下谕：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也。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之所以改变以剃发与否鉴别顺逆的传统政策，表现多尔衮对能否夺取广大中原地区没有把握，故以顺“民愿”来争取人心。这与清廷统治者所打出的“吊民伐罪”的旗号一样，确实迷惑了不少汉族地主士绅。

东南士庶对清廷产生了幻想。代表人物即史可法，弘光朝廷联虏灭贼、借虏平寇的方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但是，南明朝野的美梦很快破灭。庆祝仪式刚刚结束，六月十五日，清廷就重新颁布剃发令，规定京城内限10日，外省也自布告到日10日之内全体剃发，“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强制执行剃发令，粗暴而残忍地改变了广大汉族人民千百年来的风习和信仰，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其强度甚至远远超过明末社会动荡及明清皇朝兴替所带来的影响。

明朝必然衰亡，实早为有识之士预见，清军入关前已普遍存在于士绅阶层意识中。腐朽的弘光政权不足以挽救明朝命运，明清嬗代对固守封建伦常的士绅固然痛苦，但仍可接受，如钱谦益曾助清军安抚东南，致书士绅，有“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之语，而普通百姓更是无动于衷。

“王师之东出也，所过之地，士民仍壶浆以迎…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自剃发令下，而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于是前朝孤臣义士与远近奸民素怀异志者，借以为资，纷然四起。”

可见，剃发令下达之前，明清易代对东南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舆论对即将驾临的新统治次序也无异议。

正是剃发令在东南社会乃至全国播下了动荡的种子。

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成为诞生南明新政权及其武装的有力基础。

正是清廷的错误决策，导致清初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反剃发斗争，给抗清政权的出现、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外部环境。虽然在清军竭尽全力的血腥镇压下，先后失败了，但南明政权却前赴后继，不断涌现。

更有仇恨与斗争的潜流从此聚集起来，潺潺向前涌动，东南士绅和地方实力派拥立朱氏后裔，举起抗清的旗帜，这从根本上断绝了清廷实行招抚的可能，要统治南方，必须与南明决战。

3、为何派洪承畴经略江南？

多尔衮决定派洪承畴南去之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六日，多尔衮与内院诸臣讨论如何治理江南，认为“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即当遣人赍诏招抚”。虽诸大学士俱认为地方官就能胜任，无需另派大臣，但多尔衮还是坚持：

“未平地方宜用大臣先去招抚，随设抚按继之”。

六月十二日，他定议派洪承畴“南去”任招抚大臣，随即传渝多铎“以天下为一家，正此时矣！王可移文各该地方文武，宣布德意，招抚居民”。闰六月二十三日，又派吴惟华、孙之獬、黄熙胤、江禹绪、丁之龙等人分别招抚广东、江西、福建、湖广、云贵等地。

七月七日，以都督同知谢弘仪为右都督，招抚广西。可见，多尔衮的如意算盘是，南京一下，南方诸省包括江南、福建、广东、湖广、云贵等地，将一举传檄而定。

此前，洪承畴是清内秘书翰林院的大学士。顺治元年六月，清廷命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与其任蓟辽总督之任职衔相当。

早他入内院者冯铨，乃多尔衮写信招来的故明大学士，阉党成员。

入关以来，毛遂自荐前往江南者颇不乏人。有明降将副总兵蒋承恩，参将唐虞时、唐起龙、顺天巡按柳寅东，吏部左侍郎陈名夏等。但清廷欲派一“大有担当”者前去，为此颇费踌躇。

当时，内三院是汉人较为集中的地方，而顺治二年内三院的大学士，汉人出身者只有冯铨、洪承畴、谢陞、李建泰，范文程、宁完我则为汉军。冯铨虽比洪承畴早入内院，但他与南方士绅关系紧张，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比洪承畴晚两月进内院的谢陞早死，李建泰与洪承畴相比，分量又不足，内院舍洪承畴外别无合适人选。

孟森曾论：

“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外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观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其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

此说对考察洪承畴降清后所起的作用及清廷用人策略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

决策者自是多尔衮，但背后隐隐约约似另有其人。洪承畴中选，除在明朝累积清名，人人知其为“至清好官”外，内院冯铨为他说话，更有八旗贵族“诸王”推荐。诸王中，说话最有分量的，即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

如前所述，松锦战役中，济尔哈朗曾是洪承畴的手下败将。洪承畴被俘后，首先见到的八旗贵族也是“右真王”济尔哈朗。满人质朴，济尔哈朗很可能对洪承畴怀有好感。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廷任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十四日铸给“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关防，二十六日赐衣物鞋帽、雕鞍驼马等物，二十八日又赐他6户蒙古人。

顺治二年八月，洪承畴到达江南，开府于江宁府治东北——原属明朝西平侯沐英的黔宁王府东，原明织造府后。

4、洪承畴的地位和权力

顺治二年七月初，洪承畴临行，清廷敕书“保厘南土，实赖股肱”云云，似是期望甚深。

依敕书“江南”范围是“江宁、江西、湖广及将来归附各省”，质言之，即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则洪承畴权限之大，清初节制一方的汉军总督如陕西孟乔芳、浙江张存仁、宣大马国柱等似均不能与之比肩，但实际情形却复杂得多。

顺治二年五月，清军进入南京，清廷即令兵部确议定夺“江南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要地应设之总兵官及水陆兵马”。

对清而言，江南最重之地莫过于明朝南都金陵（今南京），入清改为江宁府，洪承畴抵达后颇有措置。清廷在此设置驻防固山额真（即都统，后改将军）镇守，梅勒章京二人协理，满蒙官兵2000名。

这是洪承畴招抚江南期间的军事后盾，但他却无权过问。

洪承畴的权限后来有了一个微妙变化。

洪承畴初镇江南，清廷虽赋予“便宜从事”之权，但并非毫无保留。

敕书有云：

“凡满洲大兵直省官兵各有统领，卿宜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

军事上“禁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种安排反映出洪承畴的实际地位。

他虽在降清汉官中颇有声誉，但毕竟降清未久，情笃谊渥又不能与旧汉军旗人相比，况远镇南京，不能无所顾忌。

内院大学士的地位在清初也不明朗，所以尽管多尔衮自云对洪承畴寄以厚望，但从清初满、汉关系着眼，洪承畴的地位与权限与顺治十年经略五省时不能同日而语。

从实际情况看，勒克德浑以天潢贵胄接替多铎，才有专制一方的权力，洪承畴的地位最多不过与叶臣相当。然而，就在勒克德浑、叶臣、洪承畴等前往南京的同时，南方的形势已发生变化。

随着南明隆武政权、浙东鲁监国的相继建立，湖广一带数十万大顺军未如清廷所料就抚，反与南明政权结成联盟。这一系列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多尔衮错误估计形势实行民族征服政策的结果。

其时，阿济格、多铎所率的八旗兵刚撤回北方休整，而汉三王、吴三桂等甚至撤到关外，清廷正等待南方望风归附，故勒克德浑出镇南方所率兵力不多，其余各省则寄任各省八旗汉军及督、抚、提、镇，要地则寄望于八旗驻防。

如杭州，多铎军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等攻占杭州后，也设立满、蒙八旗驻防，与江宁一样成为清初最早的驻防点之一。

江西、湖广则由梅勒章京屯泰、总兵官金声桓等驻守。不料形势陡变，浙闽、湖广告急，清廷一时捉襟见肘，只得派勒克德浑率军增援上游，而镇抚东南一带的真正责任就落在洪承畴肩上。接替勒克德浑、叶臣驻防的清军将领，不论是满洲巴山，还是汉军张大猷，其名位皆不如叶臣辈尊崇，不足以指使洪承畴，最多只能起牵制、监视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等到清廷注意到南方广大地区远非如想像那样可以传檄而定，抗清势力高涨后，清廷在顺治二、三年间对南方重新部署。

二年十一月，张存仁总督浙闽，罗绣锦总督湖广，二人皆为汉军，分驻长江中下游的武昌、杭州，与江宁互相呼应，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东迄于海的广大地区，是为清廷最南线。与之相应，八旗兵重新南下，除勒克德浑移驻湖广（七月班师）外，三年初，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伐四川张献忠，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前往杭州，征战浙、闽，三支八旗大军与川湖、江南、浙闽督抚互相配合，上下策应，构成沿长江一线的防线。南明方面即使最凌厉的攻势亦瓦解于此防线以南，清军驻防与绿营制度与有力焉。

顺治四年(1647)八月，浙闽总督张存仁因建宁府县相继失守，两次向洪承畴告急。

洪承畴认为：

“职招抚南方，凡各省俱有策应之职”，应“急图为同室之救”，派出江南经制以外被裁徽州总兵李仲兴，率马步兵300名驰赴军前，续拨南赣总兵柯永盛5000官兵内的2000“就近协剿”，因此，他实际上对东南各省的绿营军队也有调度权。洪承畴直接指挥的是由原明军队改编的江南绿营官兵。明朝降清马步官兵约有20余万，基本上被清军继承下来，“除原系各处营制内抽调者，应各还原营外，…其水师及战船，仍著领兵官照旧修理，用心操练”。

5、洪承畴掌握的军队

后经裁革，至顺治四年七月，江南徽宁池太安庆五府广德一州经制、苏松常镇四府经制陆续设立，其中，安徽抚标所属官兵共7482人，江宁抚标所属官兵共27197人，凤阳抚标所数官兵数目缺载，但从前两个经改编的经制规模分析，比明朝旧制约减一半或三分之一，多者裁减四分之三。故原降清的明军估计最多留一半。

洪承畴标下亲军大约3000人，其中1000是水兵，辖江宁、安徽、凤阳三巡抚经制兵马，加操江巡抚等兵马，总数当不到10万。

针对明朝防卫体系的弱点，洪承畴调整了江南防线。

如镇江营下陆拾分州和埤城两地，“原未设有官兵，近因海贼土寇披猖，…故设官兵贰汛，俟地方平定，另议撤汰”。苏州府平望营，原额449人，增至807人，几增一倍兵力，因“平望通达太湖，系盗贼渊薮，今议设兵。”

常州府宜兴营，原额501人，增至704人，因“该汛与浙江广德连界，逆孽不时蠢动，最称险要”，增设官兵以“分防湖状、张渚、周铁镇、杨港等处”。

根据特殊情况，加强对海陆要冲崇明、江浙通衢平望、宜兴等地的防务。江南防卫体系就是从洪承畴镇守时期起确定下来，原明军队未费什么周折就转化为满洲八旗军队的马前卒——绿营。

洪承畴招抚江南期间，最为得力的绿营将领有池太营总兵卜从善、徽州营总兵胡茂祯、松江府提督总兵吴胜兆、张天禄等人，他们在镇压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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