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的丝路“探秘者”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和他的团队，把学术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为考古事业贡献着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丝绸之路考古要有东方视角”

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西北大学作关于阿富汗考古的学术报告，其间樋口隆康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满座哑然。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此次叩问激发了王建新对月氏文化的兴趣，也为他后来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奠定了基础。

彼时，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只限于中国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以外的领域，中国考古学家没有发言权，丝路研究的主要资料与成果也为西方学术界所主导。

1999年，王建新在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指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我们只有掌握世界文明的一手资料，不再吃‘学术剩饭’，才能发出‘中国声音’!” 2009年，他成为首位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王建新带领考古队从东天山地区出发，追踪大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经过深入的考古研究，王建新教授带领团队在中亚地区廓清了月氏人的分布范围，让这支尘封已久的东方族群重现于世。

2009年，王建新第一次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前拍照留念。王新建团队供图

如今，王建新带领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正在填补国际考古学界的空白，揭开丝绸之路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无论是“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创新型研究模式，还是“游牧聚落考古”；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新发现的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还是极可能属于大月氏的文化遗存，均属于中国从东方视角切入丝绸之路考古贡献的学术性突破。王建新团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取得新成果。

中国考古学家不是西方探险家

从19世纪末到20年代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进行学术考察与探险活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活动，包括敦煌莫高窟文物在内的众多中国文物被掠夺到外国，流散到世界各地。一些丝路沿线国家也经历过一样的苦痛。鉴于此，中外联合考古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当地人民情感的重视尤为重要。

丝路联合考古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不仅是尊重本土人的意见、所在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尊重对象国的文化遗产。在乌兹别克斯坦撒扎干遗址发掘一座墓葬时，王建新考古团队就开创性地修建了保护大棚、安装中国自主研发的环境监测与安全监测设备，得到了当地考古队伍的一致赞扬。

“国内可以看到很多考古发掘现场都建立了保护大棚，可在乌兹别克斯坦，这种做法还是第一次。”王建新表示。此前，中亚地区有很多遗址被发掘之后都千疮百孔地留在原地，而王建新团队选择回填或者加固，“获取考古资料决不能以损害文化遗产为代价”。

2016年撒扎干遗址保护大棚外，中乌考古队员合影。王新建团队供图

中外考古合作，不仅体现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也落实于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文化遗产。2014年，王建新参与的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项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的项目是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

“此次联合申遗成功仅仅是个开始，工作还多着呢。”王建新表示，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合作，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17年6月9日，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王建新教授团队在介绍考古发现。王新建团队供图

大遗址考古的中国智慧

“我们做了二十来年的大遗址保护工作，这是中国特有的实践。我们围绕大遗址保护形成了整套特有的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这样一套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考古的做法和理念，是有价值的，值得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享。”王建新说。

今年9月，王建新在与乌兹别克斯坦新成立的文化遗产署主要领导座谈时，亲身感受到这一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落地的价值。乌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表示，乌方非常迫切地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带动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保护，把中国的经验与做法“搬过去”，促进乌兹别克斯坦的遗址保护。

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发掘结束时合影。王新建团队供图

展望未来，大遗址考古模式将成为中外联合丝绸之路考古的新方向，帮助沿线国家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建新认为，彰显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的大遗址考古模式有望走出国门，为丝路伙伴再现古老文明的璀璨，续写新时代交流与对话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