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志：曹琨

1911年10月10号，湖北新军工程营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宁静的夜空。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随之分崩离析，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历史的终点。然而，孙中山一手创立的民国政府并没有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民主与和平。

随之而来的，依然是列强的压迫和军阀的混战。在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间，民国政府如走马灯般地先后产生了八任总统。其中有一位出生贫寒，却手握雄兵、富甲一方，通过金钱贿选走上总统宝座的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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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一个乌云密布的冬日。一名年轻的布贩，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繁华热闹的天津大沽街头。囊中羞涩的他早已饥肠辘辘，漫无目的地游走着。谁曾想到，就是这个失魂落魄，穷困潦倒，名叫曹琨的贩布青年，在多年之后却能入主中南海，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1862年，曹琨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非常贫穷的造船工的家庭。他小时候读了四年的私塾，有一定的知识，尤其是字写得不错。辍学之后，曹琨既不愿意继承父业当造船工，也不想去当农民，最后选择了贩卖布匹的生意。但是因为家里面非常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

曹琨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琨为人性情比较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拳脚功夫。但是好酒贪杯，喝醉了常常是席地而卧。有时街上有一些顽童，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琨酒醒之后发现钱没了，也不当回事儿，只是一笑了之。从来不追问，他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曹三傻子”。

不过，正是凭着曹琨的这股子傻劲儿，他的贩布生意虽说不怎么发达，倒也挺红火，大家都愿意买他的布，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但是好景不长，因酒后失德，他连布也卖不成了。

一日，曹琨喝得酩酊大醉，街上一少妇看到他的醉态就掩嘴偷笑，曹琨便误以为对他有意，兴致冲冲地上前调戏妇女。这时，少妇的家人和街坊蜂拥而至，一顿拳打脚踢。并将他捆绑起来，要压着去官府问他的罪。这下可把曹琨给吓坏了，整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意也做不成了，在走投无路之际，天津正好招兵，曹琨决定去当兵，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曹琨是一块当兵的料，他的早年生活为他在军队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曹琨生得膀大腰圆体格强健，会武功，具备了当兵良好的身体素质。

第二，曹琨早年上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功底，毛笔字写得很好。所以曹琨既不是文弱书生，也不是鲁莽汉子。

第三，曹琨在贩布做生意的时候，养成了一个好性格。为人豪爽、讲义气、不爱多说话。

他善于观察人的眼色，这些都为曹琨，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安身立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他日后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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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 20岁的曹琨顺利地应募入伍加入了淮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由于曹琨体格魁梧，不怕吃苦，遇事忍让。入伍没多久就深得淮军管带郑谦的器重。郑谦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大将，主掌毅军。曹琨入伍后不久，因为粗通文墨，字写得好。所以郑谦就把他收为义子，曹琨对他的义父很是忠诚。郑谦经过几年的考察后，觉得曹琨这人不错，于是便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曹琨便成为了郑谦的乘龙快婿。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聘请法国的军官来担任教官，教授西洋军事。首期招收100名学员，学生由淮军各营中来选派，择优录取。

天津武备学堂招生的消息传出之后，淮军上下可谓是一片轰动。众多军中年轻才俊，都渴望得到长官的推荐，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员将是军官的储备，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最佳道路。

由于有郑谦的大力保荐，曹琨顺利地成为天津武备学堂的首届学员。在学校里，学习刻苦，为人谦和，无论是在枪炮操作还是在军事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1890年，李鸿章亲自主持天津武备学堂第一届学生的毕业考试。曹琨表现优异，获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这样说道“学生之著者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张怀芝、曹琨”，此后这些人都成为了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曹琨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从此由一名普通的士兵跨入到了军官的行列，迈出了他军事生涯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曹琨敏锐察觉道这是个大好时机，他决定投奔袁世凯。

1895年12月，曹空怀揣着天津武备学堂证书和毅军委任状投奔了袁世凯。

不久，就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曹琨表面上看起来很老实，很敦厚。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非常精明的人。

他明白，要想在军队里面升官，必须要得到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因此，在投奔了袁世凯之后，他是事事忍让，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意志，长官让干啥就干啥。因此很快就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在袁世凯的提拔之下，曹琨一路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干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省先后宣布独立。满清危在旦夕，不得不紧急启用，赋闲在家的袁世凯。1912年2月，末代皇帝溥仪无奈宣布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

由于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并不强大，手中没有多少军事力量、不掌握多少武装。而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掌握在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要想推翻帝制还需要袁世凯的合作，但是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不放心，害怕他把革命果实据为己有。

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方面，承诺在满清皇帝退位之后，让袁世凯当总统。另外一方面，还为袁世凯当总统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第一，临时政府的地点设在南京。

第二，新总统要在南京就职。

第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提出的这些条件，主要是让袁世凯离开北方的老巢，接受《临时约法》的约束，防止他搞专制独裁。以保证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1912年2月，孙中山派出蔡元培为首的专使团，北上接袁世凯南下就职。就在袁世凯即将成行前的一天晚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北京城里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士兵们沿街大呼小叫，一路烧杀抢掠。接着兵变就像瘟疫一样，在北方蔓延开来。继北京之后，天津、保定、通州等地相继发生兵变。袁世凯以北方局势未稳为由拒绝赴南方就职。

从而在北京宣誓就职，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利，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这场兵变的策划者，正是多年前被称为“曹三傻子”的曹琨，而他的幕后指使者就是袁世凯本人。

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引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大军分路南下镇压革命。曹琨率领第三师进攻湖南，迫使湖南取消独立。袁世凯占领长江流域之后，任命曹琨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

1915年，在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时候，曹琨是他的马前卒，非常热衷，鞍前马后地出谋划策。所以袁世凯登基称帝之后，曹琨被分为一等伯爵、虎威将军。从此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中的重要人物。但是袁世凯的皇帝没做多久，就于1916年6月6日去世，皇帝的美梦只做了83天。

袁世凯一死，他手下的众多部将为争夺权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自拥兵自中，形成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形成分别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系军阀形同水火。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出任国民政府总理，而大总统则由冯国璋出任。由于张勋复辟时强令解散国会。段祺瑞上台后，仍然顽固拒绝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段祺瑞废约法、毁国会的行为，遭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坚决反对。

孙中山于是在广州发动了护法战争，在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段祺瑞趁机鼓吹要以武力统一全国。

冯国璋非常明白，一旦北洋政府对南方开战，直系的利益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首先部署在南方，最前线的军事力量，就是冯国璋的直系部队。段祺瑞的如意算盘，是想一方面利用直系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队。另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护法军队消灭冯国璋的直系力量。

以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冯国璋当然清楚段祺瑞的一石二鸟之计，所以力主停战议和。

由此，直皖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曹琨本是直隶人，与冯国璋同属直系，但他不与直系过分亲密，不为冯国璋操纵。他不是皖系，却又在与皖系保持着良好往来。

1918年2月，正当段祺瑞和冯国璋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时。驻守在保定的曹琨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便是段祺瑞身边素有“小诸葛”之称的谋士徐树铮。徐树铮用三寸不烂之舌向曹琨大施诱惑。说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任期即将到任，段祺瑞有意扶持徐世昌当总统。只要曹琨肯加入主战派阵营，不久后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琨对副总统的职位梦昧以求。听了徐树铮的一番话，顿时心花怒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段祺瑞，并亲领大军南下入湖南作战。

而段祺瑞也遵守诺言竭力推举曹琨为副总统，并操纵北京政府以拨发军费为名，给了曹琨150万。

曹琨随即将这笔经费挪用到了副总统选举的运动费用上，票价每张2000元。尽管如此，曹琨竞选副总统的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首先让段祺瑞意想不到的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总统徐世昌并不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是继续推行冯国璋的停战议和政策。为了促进南北和谈，徐世昌一再拖延副总统的选举。另外，徐世昌想把副总统一职留给南方军政府。以示自己和谈的诚意。

徐世昌又是北洋元老，影响力很大。所以曹琨签发了贿选的支票，但众多议员不买账。纷纷站到徐世昌这一边。10月9日，两院议员举行副总统选举联合会，可是到会的议员寥寥无几，430名议员竟然有八成缺席，大部分议员都到公园去参加游园会。由于出席的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曹琨当选副总统的计划只能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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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19年12月冯国璋的去世，曹琨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之后曹琨迅速崛起，军事力量不断扩充。1926年7月，为了争夺北京政权，曹琨策动了反皖活动，联合奉系张作霖发动了直皖战争。

皖系节节败退，直系步步紧逼，最终以段祺瑞的惨败而告终。形成了直系和奉系共同执掌北京政权的局势。然而一山难容二虎，曹琨和张作霖和平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双方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

曹琨为了独揽中央政权，发动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战败。奉军撤回关外。曹琨从此成为了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北京政府也完全控制在直系的手中。大权独揽的曹琨，此时已不屑于副总统之位。他的梦想是攫取最高政权，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在得力干将吴佩孚的建议下，曹琨提出了“法统重光”的政策。

所谓“法统重光”就是名义上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旧国会）。曹琨之所以搞“法统重光”的这一招，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可以使孙中山在南方组织的护法军政府因为法统恢复，从而失去存在的凭据，取得不战而胜的效果。

第二，可以抵制一时兴起的“联省自制”运动，平息地方割据浪潮。

第三，可以通过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顺利赶走徐世昌。然后将国会和总统控制在直系手中，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为直系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然后再通过国会选举让曹琨名正言顺地当上大总统。

1922年6月1日，河南督军冯玉祥和陕西督军刘镇华，发出通电要求总统徐世昌“勿在恋栈，立刻辞职”，次日，吴佩孚又指使他的驻京代表，一连三次多打电话到总统府询问“总统何时启程离京”，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徐世昌感到北京再也没有立足之地，只得交印辞职，离开北京。

黎元洪得以复任，可依然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总统。一年之后，曹琨又制造了一场“驱黎”风潮，1923年6月8日，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曹琨派人在这里召开了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

6月13日，北京城中风声更紧，传出了军警要到东厂胡同，强迫总统下台的消息，黎元洪再也招架不住，终于被迫交出总统印玺，并通电辞职。

黎元洪离职后，野心勃勃的曹琨开始着手进行总统竞选，然而曹琨没想到，竞选计划才刚刚开始，遭到了当头棒喝，曹琨指使直系军阀逼宫、索饷的一系列举动，激怒了全国各界。同时，最让曹琨头痛的是在京议员人数不足的问题，议员们得知曹琨要竞选总统，心里并不愿意，但不敢公开表态，只得纷纷离京，致使在京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奈之下，曹琨决定效仿当年贿选副总统的招数故技重施。

曹琨虽有家财万贯，却不自己出钱。1923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一家鸦片制造商的家里，主人正在灯光下清点贩卖鸦片的款项，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喧闹声，紧接着房门被人踢开，几名士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主人强行押走。

原来曹琨及其党羽正在为贿选筹集经费感到头痛之际，直隶省长王承斌提出了“捉财神”借军饷的办法。所谓捉财神，就是派出20多名密查员，分别到大名、顺德、广平等地抓获500多名鸦片烟草制造商，将他们押至天津，经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一部分交不起罚款者执行枪决。就这样，那些早就吓得魂飞魄散的有钱商人们，纷纷缴纳了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罚款，以挽回自己的一条性命。

通过此方法，吝啬贪婪的曹琨一下子就勒索到500多万的经费，另外，还有一招是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各县知事筹款，大县两三万、中县一两万、小县八千至一万。全省共有117个县，通过借军饷，曹琨又搜刮到了近500万元。

经费解决之后，曹琨竞选计划立即开始实施，1923年8月24日，早已被曹琨用40万收买的国会仪长吴景濂主持参众两院谈话会，宣布凡出席每星期常会的议员，每次可领出席费100元，金钱的力量确实是强大的，已经离京南下的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只要出席会议，则每月可领到600元，于是不少议员陆续回到北京。

曹琨开出每张选票5000元的票价，可是曹琨担心付款之后，议员们又不投票，钱打了水漂。议员们担心，投票后曹琨不付款。双方互不信任，互不相让，最后，曹琨向议员们承诺，在选举前，给每人发5000元支票，选举之后，方可到银行兑换。这样，受贿议员们和曹琨之间，关于“先付后选”或者是“先选后付”的矛盾，才得到解决。曹琨贿选总统的丑剧，才能顺利拉开序幕。

1923年10月1日，曹琨的党羽已向议员发放贿选支票573张，每张票件为5000元，分别由大有银行、劝业银行、麦加利银行进行付款，支票一律未填日期，待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到银行兑现。除了普通票价之外，还有万元到万元以上的特别票价。

1923年10月5日，北京城中，警察正在挨家挨户勒令各商铺悬挂国旗，北至西单楼，南至宣外大街，沿路站立着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军警，众议院外也有宪兵警察夹到排队，议员和旁听人员必须经过搜查才能入场，入场不得擅自退出。

一个选举总统的会场，竟然犹如是开战前的战场，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为保证大选成功，曹琨的党羽们早就包租了众议院西边的公寓，临时架设数部电话，随时与众议院保持联系。

上午11点，党羽们相继来到公寓，每隔几分钟就通话一次来询问情况。然而，一直到11点半，签到的议员任然只有400多名，党羽们赶紧派出可靠的议员，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人回来。于是，会场门前车来人往，不时有议员被拉进来，有些甚至是患病的议员。为了凑足议员人数，曹琨的党羽们临时决定，凡出席者，哪怕不投票，也一律发5000支票。

一直折腾到下午1点，终于有593人签到，国会仪长吴景濂这才松了一口气，下令摇玲开会。

首先由吴景濂报告签到人数，到会参议院152人，众议员441人，共计有593，符合法定人数。可以进行投票选举，投票从下午2时开始，至4时结束。结果，曹琨得票480张，孙中山33票，废票12张。另有段祺瑞、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分别得到1至20票不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2张废票中，竟然有一张写着“五千元”三个字。

公寓内，曹琨的党羽们忐忑不安，怀着急切心情关注大选的进展，下午5时，电话里终于传来了期盼已久的喜讯，吴景濂报告曹琨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寓内一片欢呼，党羽们各个喜形于色，欢呼雀跃，而心情最为激动的莫过于远在保定的曹琨。

虽然此次贿选志在必得，但未见结果曹琨难免情绪不安，现在魂牵梦绕的总统宝座终于到手，曹琨如释重负地站在窗前，遥望远方的北京城。回想起自己当年卖布为生的艰苦岁月，初入军营时的忍辱负重和低三下四，以及九死一生的戎马生涯。历尽艰辛，费尽心机，如今终于赢得了一国元首的高位，不禁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事后查明，在曹琨贿选事件中，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琨贿赂，原则是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是，根据人物地位的作用不同，高的可以达到1万元，低得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一共花费了1356万元。

贿选成功后，引起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怨愤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孙中山联合张作霖和皖系军阀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共同抗击曹琨。使同盟瓦解，就成为曹琨就职之后，急需解决的第一件事。

曹琨主张通过拉拢张作霖以拆散反直的“三角同盟”，曹琨派出与奉系有交情的王占元等人轮番去沈阳向奉系示好，但张作霖反应冷淡。曹琨的“和奉”计划泡汤。正当曹琨一筹莫展之际，吴佩孚向曹琨献计，他认为皖系和直系虽然是兵戎相见，但同属北洋正统，应该联络皖系，孤立奉系，这样一来“三角同盟”就土崩瓦解。

曹琨想起3月13日是段祺瑞的生日，便马上派人准备厚礼，授意各省的直系军阀给段祺瑞发去贺电，表示祝寿和尊敬，然而面对盛情，段祺瑞显得不冷不热。吴佩孚又前往杭州，以副总统为筹码拉拢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但卢永祥表示，自己不拥护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总统，非常感谢吴佩孚的情意，但不赞成以拉拢个人的办法来解决时局问题，就这样直系的“和皖”计划也落空了。

1924年9月3日，直系将领江苏都督齐燮元为了收回上海，兵分三路，发动对卢永祥的进攻，江浙战争爆发。15日，张作霖率大军兵分两路，向山海关、朝阳方向进发，曹琨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调集军队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10月22日夜晚，中南海总统府欢声笑语，曹琨正眉飞色舞地和同僚们频频举杯，原来正在前方作战的所属将领冯玉祥又发来了打胜仗的喜报，因此，曹琨特设晚宴庆贺冯玉祥的胜利进军。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然是自己最后一次庆祝胜利的宴会。

晚上，曹琨带着酒意酣然入睡，子夜时分，数百辆军车，在夜幕中悄然穿过安定门，入城后，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从车上峰拥而下迅速占领各交通要道路口和火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构。隔断了总统府以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并解除了 总统府卫队和警备部队的武装，接受了全城防务。

冯玉祥派遣所属将领鹿钟麟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的这次政变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未放一枪一弹，在夜幕沉沉中，控制了总统府和整个北京城。曹琨就在这个酒香梦美的夜晚失去了总统宝座和人身自由。

从1923年10月10 日贿选上台，到1924年10月23日被囚，曹琨没想到，自己花巨款只换来了一年零十多天的总统宝座，到头来竟然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冯玉祥虽然是直系中的重要将领，但一直以来受到吴佩孚的多方排挤和压制。

因此，冯玉祥早就想伺机打掉吴佩孚，同时冯玉祥对曹琨贿选总统一事深感不满，因为冯玉祥他来自于社会底层，早年有着朴素的爱国思想，1920年，与孙中山接触之后，革命倾向日益浓厚，产生了强烈的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因此在他精心谋划下，发动了北京政变。对直系军阀打击巨大，直系在政变后，从此一蹶不振，彻底退出了北京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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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张作霖驱逐出北京，被囚禁一年半之久的曹琨又恢复了自由身，从此定居天津，成为一介平民，作了天津的一个寓公。

1938年3月的一天，天津英租界泉山里曹宅，75岁的曹琨正在书写字画，突然进来几个人，一进门就点头哈腰，叽叽呱呱地向曹琨问好打招呼，曹琨一看是日本人，把手中毛笔往桌子上一扔，礼节性地将来人请到院中讲话，原来日本人想请他出任伪政府首脑。

曹琨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行径及其给中华民众带来的灾难，使曹琨增添了一层对日本人的愤恨，他打断了日本人的讲话，痛斥日本在东三省和华北所犯罪行，最后语气坚定地说：“就是每天喝粥，我也不会去为你们日本人办事。”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又利用已经做汉奸的曹琨旧部来劝降。曹琨大骂其人，将其赶出了曹家大门。晚年的曹琨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

5月，日本人调集大批军队，形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曹琨得到消息之后，气得大骂了一通，骂完之后，由于心情烦躁，加之天气闷热。再洗了凉水澡后，当天晚饭后，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洗澡着凉患了感冒，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了肺炎。

5月16日，当家人请来名医的时候，曹琨已经病危。医生也束手无策。曹琨在弥留之际。握住女儿的手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趁胜恢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说完，便溘然长逝。

曹琨死后，其灵柩安放于天津英国公墓，重庆国民政府感于曹琨晚年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与日本人合作，派出代表到天津吊丧，并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追授曹琨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琨一生是复杂的，从普通士兵到军阀大帅，从民国总统到津门寓公。他以武力和金钱开道，在群雄并起的军阀混战中扩充实力，穷兵黩武。为了觊觎总统之位，横征暴敛、贪赃枉法，通过贿选铺平了问鼎总统之路，最终却身陷囹圄。晚年的他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正气凛然，保全了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