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中国建交，毛主席说了10个字，把建交时间推迟22年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对中国国内可能出现的内战保持“中立”。1948年下半年，英国政府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提出了“门内留一只脚”的对华政策。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英国多次表达了承认新中国的意向。

1949年3月，英国把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态度通报了美国；同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与停留在长江上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激烈军事冲突。

尽管“紫石英号”事件较为恶劣，但英国政府没有放弃既定政策，似乎急于想与新中国缔结正式的外交关系。与之相反，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中英建交这一外交事宜显得不是那么急切。

1949年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谈话，其中有10个字，真实表达了毛主席与党中央就中英建交的真实想法。 也正是因为这10个字，中英建交比原定计划时间推迟了22年。

图｜中英国旗

我们的故事就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始说起吧……

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8年底，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本国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共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

很快，英国内阁决定保持原定对华政策不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事实上的关系。

根据这一指示，沈阳、北京、天津等地解放后，当地的英国领事馆皆留在原地。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发生冲突。

此次事件后，英国政府没有放弃原定政策，英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由此看来，英国急于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缔结正式的外交关系。

与之相反，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制定新中国外交战略时，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

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大家明确表示：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该急于去解决，就是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为毛主席的这10个字，让中英建交往后推了20多年。

这一外交政策还有个别名“一边倒”。

“一边倒”，顾名思义，当时的新中国虽百废待兴，可我们不会依赖任何国家。即使英国非常渴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建交势必需要经历一阵比较漫长的“阵痛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英国迅速作出反应，于1949年10月3日至7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两次提到：英国是否承认中国，决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英国的态度。

贝文这番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旧中国政府承诺的国际义务。

1949年10月5日，英国前驻北京总领事馆高来含给周总理递送了一份文件。

该文件明确建议：中国地方政府与英国领事馆先建立非正式关系，接着中英两国正式建立联系。

按理说，英国政府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份文件，从法律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对新中国的合法承认。

由于这一份文件对国民党政府之前遗留问题没有明确表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不予回应。

1949年10月10日，英国外交部命令其驻广州的外交人员，不要随从“国民党政府”移至重庆。

同时，英国还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及一些西欧国家频繁接触，希望多拉着一些“盟友”，共同承认新中国。

为了与中国建交，英国多次主动找到美国磋商这一问题。

1949年11月初，英国向美国送交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自己（英国方面）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政权。

不管是出于政治现实的原因，英国政府倾向给予新中国与人民政府法律上的正式承认。

1949年11月中旬，在美、英、法三国外长巴黎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通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

1949年12月15日，英国内阁通过了正式承认新中国和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成人决定。

第二天，周总理在政务院会议上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9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就与西方国家建交程序问题电告刘少奇。

该封电文的内容非常直接，毛主席认为诸如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如此公开宣布要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必须要冷静看待这一问题。

图｜伏案写作的毛主席

如果英国想与我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党中央应该让英国方面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同时可把英国的态度完全公开发表，这样的话就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说到这里，同学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当时的新中国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各方面的实力完全比不过西方国家。

英国即使再怎么落魄，好歹在世界各地还有一些殖民地。这个老牌西方帝国为何“急不可耐”地要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呢？

二、英国急于建交背后另有目的

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复杂，按照英国的想法，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迅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让新中国承认旧政府时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说得更直白点，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放弃香港，把港岛这块风水宝地永久送给英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那作为回报，英国会与其他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与人民政府的合法性，进行一系列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此外，当时的中国倾向于和苏联缔约；苏联横跨亚欧大陆，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向来水火不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一众西方国家进行“冷战”，这时刚刚成立的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势必就会影响英国、美国的利益。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用最上等的行动（谋略），或使用外交手段战胜敌人，为本方赢取最大利益；英国就是想浑水摸鱼。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就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急于建交，坚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与英国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前，必须要通过正式合法的谈判。

另外，中苏缔约是当时中国外交首要任务，毛主席更希望中苏两国继续达成友好合作关系，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范。

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政府遗留问题，重新订立新约，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专门拜访了毛主席。

二人谈话时，罗申提到了中英建交。毛主席当即告诉他：“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举动。”

毛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实际上就是反过来利用英国等其他英联邦国家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给苏联方面施加压力。

使得斯大林下定决心签订中苏缔约，在谈判桌上有求于我们，毛主席、周总理会掌握更多话语权，为当时的新中国谋求更多便利条件。

随着中苏谈判形势的变化，中英建交问题出现新的变数。毛主席正在与苏联进行缔约谈判，中英如果此时建交，必然会影响中苏二国关系，中国“一边倒”的战略将直接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新中国拒绝英国的承认，其他西方国家必定会紧随其上，不与新中国建交，那新中国的外交形势与国际地位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英之间“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

图｜1949年，驻守在中国香港的英国军队

1950年1月5日，英国政府正式通知国民党驻英大使：英国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关系终止；第二天，英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高来含亲自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约见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向他递交了贝文给周恩来的照会，承认新中国为中国的法律上政府。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取得联系，接受了英国方面委派的胡阶森为建立外交关系的代表。

对于中国的态度，英国方面表示不理解，贝文指出：中英双方已经交换文本，这就表示中国与英联邦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若双方欲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通常是在建交后，而不是在它之前。

三、拖一下，一拖拖到22年后

尽管英国方面措辞强硬，但我方坚持必须要先谈判的原则；1950年1月20日，毛主席就与英国的谈判方针问题，通知刘少奇对英国的答复应当“拖一下”。

外交部工作人员不明白主席说得“拖一下”到底是何意。

所谓的“拖一下”，从字面意思看是不急着与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还有更深一次的含义就是等到中苏条约谈定后，再与英国方面建交，这样话语权和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

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交，还能通过利用谈判的机会，迫使英国在对国民党态度与联合国的问题方面作出进一步让步。

1950年2月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让英国重视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英国既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任何外交来往。

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也需要弄清楚是如何态度。

1950年2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战略同盟关系初步确定。

2月14日，胡阶森抵达北京，刘少奇亲自批示：对英国外交人员有适当、周到的礼节上来往，但不要过分热情。

谈判刚一开始，胡阶森就急着表示奉英国政府之命到北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初步与程序的问题进行谈判，自己随时有时间。

1950年3月2日，中英两国谈判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谈判。

中方向英方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问题中，最重要必须解决的就是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问题；以及香港和英国属地最后应该如何解决？

故阶森表示：中方提出的两个问题相当复杂，牵扯到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自己不是法律专家，会立即报给英国政府。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称已经获得本国政府指示，对上次会谈中方提出的两项问题进行口头答复：

英国方面认为，关于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从1950年1月6日起，英国与国民党已经无任何外交关系。

图｜英国外交官艾登与周总理交谈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所属席位问题，需要召开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通过才行。

关于中国香港以及国民党遗留在香港的资产问题，英国方面要中方诉诸法律。

明面上看，英方给出的回答似乎还有那么点道理。在一个大框架下，英国不会给新中国设立任何难度，同时断绝了与中国国民党的任何外交。

然而，这些都是英方口头表明，所谓的“诉诸法院”最后都是一笔糊涂账。

换句话来说，英国方面没有明确自己的态度，有些糊弄人。

对此，章汉夫强调：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以及国民党还有香港问题，最重要还是看英国方面的态度。

言下之意就是：中方对英方的回复不满意。

之后，中英双方举行过多次谈判，香港与国民党的问题已无太大争议，就中国重新恢复联合国所属席位的问题，英国方面态度一直比较暧昧。

到最后，中方明确表示：在两国建交之前，这一问题是必须要先解决的。

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支持“先谈判，后建交”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不肯接受中国的建交条件。

在联合国恢复席位的问题上，英国政府虽然早就明确投了“弃权票”，同时与国民党断绝了外交关系，看似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然而，英国投了“弃权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纵容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关于国民党在香港的财产问题，中方的焦点集中于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财产归属问题。

既然英国想与中方建交，就应该把所有属于中国的财产还给我们。

可是在1950年2月23日，港英当局高等法院宣布香港的“两航”公司出售无效，其中还是带有一些私心。

时间来到1950年4月，由于对于建交谈判的前景表示失望，更因为美国不断施压，英国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1950年4月2日，7架中国民航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被匪徒炸毁，周总理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港英政府应该对此次我国所受损失担负完全直接责任。

立即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所有在港的资产完全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处理。

这一时期，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一直住在北京，表示中英联系渠道并未断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英双方暂停谈判。

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时，中国政府决心利用国际局势缓和的时机，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

图｜1950年，英国登报表示与中国建交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一再向中国表示愿意改善关系，中国政府积极予以回应。

周总理凭借卓越的外交才能，主动展开外交攻势，中英双方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的协定。

1954年4月30日，周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会谈，谈到中英相互承认的问题时，艾登说：英国早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国一直不承认英国。

周总理对艾登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接下来。

周恩来又会见了英国工党议员威尔逊、保守党议员罗伯逊，谈话中，明确提到了要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两国贸易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相关重要问题。

1954年6月17日，中英两国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协议规定两国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外还能处理商务问题。

1954年9月2日，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中国驻伦敦的代办；至此，中英两国关系进入了“代办级”的阶段。

但两国关系还是处在谈判建交阶段，至于中国为何一直不同意与英国正式建交，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不肯改变。

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始终追随美国。

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想把两国的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蒙哥马利元帅受英国政府委托，两次访问中国。

因为英国政府不敢得罪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持续表现出两面性，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态度非常不满意。

1962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在日内瓦询问陈毅外长：在上届联合国大会我们已经投了中国的票，还需要再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英互换大使？

陈老总：投一次就够了，但必须是全票，因为上次联合国大会英国只投了中国半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英两国采取了进一步的有力步骤，促使外交关系迅速提升到“大使级”水平。

图｜毛主席（图右二）与周总理（图右三）刘少奇（图右一）合影

结语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英国驻华代表，从此发展中英关系又提上日程。

1971年1月，中英两国开始正式进行外交谈判，我方还是坚持在联合国、香港、台湾问题上，必须要英国给出明确态度，

1972年3月，经过充分协商后，英国方面接受中国提出的三点要求；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公报，将两国的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

英国政府公开承认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

基辛格访华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我们国际地位远非20年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