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夫妇中年丧子后，十来年闭门不出，我敲门发现悲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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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员手记---605室的铁锈红门

我搬到荷花新村也有20多年了，我们是拆迁安置房，以前就是邻居。以我这颗八卦的心，我想对邻居们应该都有了解。

直到我做了人口普查员，按家按户地敲门进去，才明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实在是太透彻了。

那些每天和你客客气气打着招呼的邻居，只有你敲开了门，才看到表面平静的外表下，深藏着的哀切，有些人光活着，就已经拼尽了全力。

站在605室门口，我犹豫了好一阵子。10年了，就算楼上楼下的住着，我从来没看见这铁锈红的门打开过，以至于我都不敢确定，这10年里，我有没有见过他们，因为，我都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

我反复地默念着开场白，就如一个初上台的演员，临上台的那种慌张和不安。终于鼓起勇气，我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我又加重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声音，我松了口气，就想往回走，里面传来苍老的声音：“谁啊？”

我立马停住脚，忘了台词，只能按照常语说：“605室住户，您好，我是社区人口普查员，有些事情要请问您一下，就填下表格。”

门开了半条缝，一个女人的花白头发露出来，我一时无法确定她是不是605室的女主人，如果是，也实在老了太快了，女人看上去都70多了。

为了拉近距离，我笑着说：“姐，您好啊，我就住楼下的，社区让我做人口普查，内容有点多，能不能让我进来下。”

女人让出了半个身子，让我进去。房间里有一种好像许久不住人的霉味，空气都有点窒息。我找了凳子坐下，在手机上开始输入：“姐姐，你们家没变化吗？”

其实表格上的内容是家庭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我觉得不妥当，就改了口。

谁知道女人尖利地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我们家有变化吗？我们家能有什么变化？”

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把我给震了一下，我就说：“姐姐，把你们两人的身份证给我看下。”户口本我也不要看了。

“这个派出所不是可以查的到吧，还要来问我。”女人面无表情地说。

“是的，姐姐，所以我们要上门登记下，最后也会比对的，我做的就是基础的工作。”我环顾四周，说：“姐姐，我上次也来过，你的房子比我们大点，这布艺沙发还在，我就放不下，我住楼下405室的。”后面几个字我加重了语气。

“哦。”女人的脸稍微舒展开了，从包里拿出了身份证递给我，我很快就抄写好，就说：“那个大哥的身份证也给我下。”

里屋传来剧烈的咳嗽声，女人进去好像在问身份证在那儿，然后开始翻抽屉的声音。一会，女人愤愤地说：“你到底放那儿了，自己的身份证不管老，怎么不把人给丢了。”

我在外面喊着：“姐不用找了，我只要个身份证号码，医保卡上也有。”我看到了桌上一个袋子里装着病历卡。

“哦哦哦，上午刚看过病。我来拿。”女人出来，开始找医保卡，又对里屋的人说：“你的医保卡放哪儿了，不是让你放好的。”

我说：“不急，看看桌上有没有。”

“在了，在了。”女人把桌上的病例本一起给我，我抽出医保卡，填写好身份证号。就随口问道：“大哥身体不好吧？要多保重。”

女的说：“保重啥，就是那种要死的病，拖拖日子。”

我吃了一惊，大多人家，对家里的癌症病人，总是非常小心地瞒着，即使病人知道了，也是宽慰着。如果，我不是楼下邻居，一定会以为，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冷漠。

邻居夫妇中年丧子后，十来年闭门不出，我敲门发现悲痛事实。

我说：“现在科学发达了，这也不算啥，治疗一下的话，也没啥吧。很多人治疗了也没事。”

女人说：“反正都一回事，你说我们的日子有啥盼头呢？我们这不在熬日子。”

10年的熬日子，女人老的快，我看她的身份证，也不过60出头。

自从10年前，她的独生子去世之后，我还是第二次踏进她家的门。

她的独生子，一直是小区里妈妈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一路保送上重点学校。以至于我也占了光，人家见了我都说：“你是她家楼下的，她家儿子可好了，小学的大队委员，男孩子总是淘的，他一件校服可以穿一星期呢。”

独生子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事业单位，谈了个不错的女友。她在马路对面的小区，买了婚房。她说：“我儿子说一碗汤的距离，又可以互相照应，又不干涉。”

意外有时比幸福来得快，意想不到的一件小事情，夺去了年轻人的生命。女人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邻居们，做好的饭菜，轮番地送上去。男人本来就不爱说话，默默地看着我们。我们只能把新做好的饭菜放在桌上，把几乎原封不动的剩菜带下来。再后来，女人起来了，慢慢地也生火开饭了。邻居们也不再上去了。他们家的门就这样关上了。

只是在半夜的时候，常常听到楼上走路的声音，据说女人睡不着，整夜就在房间里转圈。老房子隔音差，半夜里听着糁得慌。我去环北市场买了两双厚厚的毛拖鞋，可以让声音减轻一点。我把鞋子挂在她家的门口，敲敲门就下楼了。过一会儿，女人来敲我家的门，把100块钱塞给我。我怎么能收下，女人变着脸说：“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不要我的钱吧，我的钱可是干净的。”

我愣了下，就收了钱，又拿出我给自己买的一双手套和帽子，谎说是自己织的，让她不要嫌丑。她收下了，轻声说：“谢谢，就上楼去。”

我跟着上去，铁锈红的门又重重地关上了。

这以后，不知道是我们习惯了，还是女人穿了拖鞋，楼上的声音轻了很多。但是，我好像再也没见过他们夫妇，邻居们也不再说起他们。

如果不是人口普查，我不会敲开这铁锈红的门。我突然有点不好受，都10年了，我们就这样忘记了邻居的苦痛。我填好了表格，但又不想马上走，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打量了下她的餐桌上，一碗红烧肉，一碗炒青菜，青菜闷了，有点发黄。还有两个包子。我突然想起，那女人很会做面点的。

那是个像现在这样的秋日，夜风微凉。我去楼下倒垃圾，看到女人站在单元门外。姣好的身材，披着一件毛线风衣。我问她：“在这儿吹风啊？”

她笑了笑，柔声说：“我在等我儿子。”

我大笑着：“你儿子都上高中了，还怕丢了。”

“晚自修差不多这时候，反正我也没事。”她突然眼睛亮起来，望向远处。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个儿男生，蹦跳着过来，亲昵地从女人手中接过包子，一口就咬下去。女人递过去湿巾纸，嗔怪道：“就知道吃，也不擦手，让人笑话。”

男生这才看见我，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妈做的包子太好吃了，比新丰的好吃。”女人就把另一个包子递给我。我摇摇手说：“谢谢，我晚上不吃东西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给女儿做早餐，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原来女人带了几个还热乎的包子过来，说：“我刚蒸好的，样子丑了点。”我吃了一个，真的比新丰包子还好吃。

我找着话题说：“姐，这是你做的包子吗？我在老年大学上面点课，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包子呀打11个擀还是15个擀，姐你能教教我吗。”

“你爱打几个就几个，都是吃的。”她冷冷地说。

“姐，这是你做的包子吗，样子真好看。”我想伸手去拿下，又觉得不妥，缩回了手。

里屋的大哥又咳了几声，说：“她哪会做包子，她做的包子硬得能扔过钱塘江。”

她回过头去，眼睛朝着里屋，说：“做了又没人吃，又不是没给你买。”她说的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声音有点尖利，并不是吵闹的样子，仿佛每个字都要思考后才说。我想，大概是很少说话的缘故。

我想起来，她以前可是报幕员，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主持人。

我站起来，很想去里屋看看大哥，但又有点害怕。就又坐了下去，温和地说：“姐，我也退休了，现在老年大学学习，那儿有很多课程，对了，还有编织课，你知道我十个手指生排箫，你可能会喜欢。”

我这才发现，她穿的衣服有点熟悉，就是那天秋夜，她穿的毛衣风衣，她说这是她自己编织的，说的时候，还得意地笑着。

衣服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穿在她身上，垮垮的。她本来就苗条，现在可以说是瘦骨伶仃。她说：“我从来不会织毛衣，小孩衣服都没织过。”

我只能悻悻然地告辞出来。我找到社区做计生的社工。年轻的社工说：“那家我知道，一年一度的失独家庭活动，他们好几年没来参加了。这个经费专用的，他们不来活动，我都无法交代。”小姑娘皱着眉头说。

“那男人得的是什么病啊？”我担忧地问。

“哦，好像是肺癌，对了，我报上去就是得了肺癌不参加活动。”社工轻松地说：“上头也不问了。”

第二天，我再次敲开了铁锈红的门，女人疑惑地看着我：“昨天不是填过了吗？”

我举着手中的花说：“姐，你看我粗心的，填报的人要给个小礼品的，我昨天忘了。”她开了门，我把一束月季插在我带来的花瓶里，放在餐桌上，房间里一下有了亮色，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女人的脸也有点柔和。

我又从环保袋里拿出毛线和两根棒针：“姐，我想给我家女儿打块围巾，你帮我起个头。”

她犹豫了下，还是接过针线，我扶她在沙发上坐下，这沙发好久没坐了，有一点灰尘。她开始有点生疏，一会就熟练，很快起好了头，又帮我打了几排，说：“小女孩的围巾，插秧花的好看。”她示范着教我，可是我织了几排，不知道是不是心不在焉，又错了。她想了想说：“天冷了，还是阿尔巴尼亚针好，暖和点。”我知道阿尔巴尼亚针法是最简单的。

我看到她的毛线风衣：“是不是这个，挺好看的。”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微微有点红晕：“这衣服很旧了，我家里穿穿。”然后进房间去，里屋有人问：“谁来了？”

她说：“是社区那个人口…”我大声接过去：“大哥，我是楼下的晶晶妈妈。”走进了房间。

女人换了间宝蓝色卫衣，亮堂了。她看见我进屋，急忙转身，指指脸。我领会，马上戴上口罩。男人坐在阳台上的藤椅上晒太阳，口罩戴得严实，看不清他的脸，露出深陷下去的眼睛。

他咳了几下，女人给他递过水，说：“你少说话。”

“没事，我喜欢听。”我搬了凳子，坐在阳台上：“我是楼下的晶晶妈妈，以前经常聊的。”

“哦哦哦，是不是在楼下跳绳的那个小姑娘。”男人说话也很慢。

“对对对，我家体育就不好，你还指导过她。”我顺口说着，也可能真有。

“是的，我那时在体工队。”他又问：“你家小孩上初中了？”

“嗯嗯嗯，不是。”我含糊地答道。

“上高中，要考大学了吗？”女人突然插嘴说：“我想起来，我记得要有一批资料给你的，我最近记性不好，你是上来拿的吗？我给你。”

女人走进边上房间，我跟了进去，房间又暗又黑，有黄梅天刚过开始晒蒸的味，那味道从陈年的箱子里发出，晦涩而发霉。我拉开了窗帘，阳光穿过灰层，照了进来。她从书架里找到发黄的书。我说：“我自己来找。”

那年高考完，她带着儿子到我家来借用电脑查学校（怕影响学习，她家电脑断网）。她开心地说：“全省30万考生，考了5千名。”儿子在旁边撇着嘴说：“阿姨，要不是我没算好时间，最后数学题没做完，我能上浙大了。”

“看看看看，又骄傲了。“她爱怜地说。

我笑着：“总有点小遗憾，你家真棒，要是晶晶有你一半，我梦里都会笑醒。”

女人对儿子说：”你那些参考书不用了，给妹妹吗？”

“我家还小呢，我下次来拿。”我家那时还在读小学。

“好的，阿姨，我整理好，给你留着。”男生快言快语。

我从发霉的书架里找了两本书，我会永远保存着。20年前的参考书，书里有一个阳光少年的笔记。

我找到了下次再敲门的理由，605室铁锈红的紧闭的门，既然被我敲开了，我将走进去。（作品名：《普查员手记：605室的铁锈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