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左权将军的交往故事

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猫村的一个贫民家庭,原名左纪传。19岁时，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左权参加了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因表现突出，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赴苏前夕，左权在广州酒店参加为欢送即将启程留苏学生举行的茶话会上，见到了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身穿长袍的毛泽东，举杯向大家表示祝贺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对革命的基础如何理解，以及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打了一个比喻，将革命事业比作建造房屋，说如果房基不稳固，一经风雨，房屋就会倒塌。勉励大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目的就是为中国革命打好基础。

毛泽东的演说话音刚落，左权就带头热烈鼓掌。刚才的一番话，已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1930年，左权从苏联回国，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正值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创办，毛泽东对左权极为重视,不仅让他当了军官学校的校长，而且还在地方上给他安排了领导职务。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左权又被任命为新十二军的军长。那时他才25岁。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已调到红第一方面军总部任参谋处处长的左权，按照毛泽东的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和广大红军官兵一起，在15天内，消灭敌人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当时,分管作战计划的左权，因其工作细致，办事认真，给毛泽东又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年底，左权奉命来到瑞金叶坪的红军总司令部，参加军委会议。到会的有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李富春、刘伯坚等人，听取隐伏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党员袁汉澄的报告，内容是进行宁都暴动的准备情况。为了确保起义成功，毛泽东亲自委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为中央军委代表，携带电台，在宁都城南40公里的彭湃县固厚圩联络指挥。

临行前，左权把袁汉澄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处。那时的毛泽东个子高大，背显得有点驼，面容削瘦，額骨突出，头戴八角帽，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军服，像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仔细再看,才会发现他的衣袋比别人的大，可能是为了让它们发挥书包或文件袋的作用吧！

毛泽东举止随便,有着某些农民的习惯，喜欢憨笑。他亲切地同袁汉澄握手，然后对着左权说道:“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

接着，毛泽东又问袁汉澄:“袁同志,你以为有把握吗?”袁汉澄一时紧张得答不岀话来，停了一会儿才说:“有把握。”“有多大的把握哩?”毛泽东又问。“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看着他们说:“能争取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能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就是好的。”左权感觉到，毛泽东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特别是善于预测。这时毛泽东还预言说:“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武装力量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留给左权最明显的印象是毛泽东坚强的意志。他感觉到毛泽东就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那样，越是在时势困难的时候,越是奋斗不息。

到固厚圩后，左权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三次深入虎穴,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起义取得成功。这支有一万七千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后来，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十五军政委。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由毛泽东提议，中央军委于12日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这时的毛泽东自己已被排挤,离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但他仍在用自己的一点余力，让左权这位深受他喜爱的将领,去实现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抱负。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曾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0年秋，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一起在五千里长的华北战线上，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次空前的进攻性战役的胜利，显示了我军的威力，鼓舞了正处于艰苦抗战中的全国军民。对此，毛泽东曾激动地称赞:“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1942年5月，左权在辽县十字岭指挥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突围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7岁。

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到南方视察的回京途中，在河北重镇邯郸下车,专门到市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左权墓前脱帽致哀，表现了他对这位革命战士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