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已远远超出医学范畴，到了需要领导层做出决策的时刻

VIA：于是今

疫情发展到今天，疫情防控已经远远超出医学范畴，如何进行全方位地防控，是需要领导层做出决策的时候了，而非仅仅由卫健委来确定和发布防疫政策。因为疫情防控已经深刻影响到普通百姓整个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对民众生活的严重冲击，这需要整个社会对疫情防控进行检讨和反思。

三年前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那时政府一朝宣布，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整个中国转眼间进入到静默状态，大家众志成城，很快扑杀了凶猛的疫情，那是怎样的悲壮和雄武啊！人民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愿意停滞所有活动配合防疫政策，勾画出中国历史中最悲壮的史诗之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生命权利奉为最高原则的鲜明典范。在中国，只有共产党为了人民、组织人民、号召人民、领导人民能够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抗疫战争。在之后的防疫过程中，中国人民受到了最好的保护，我们的病例数最低、死亡率最低，后遗症最少。

但是，疫情在三年中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当下，我们能不能固守原来的原则、能不能实现疫情的完全防控，这已经成为社会日益撕裂的一个问题。

本人不是医学专家，不敢置喙于防疫专业领域，但有如下疑惑需要所有人共同寻找答案。

首先，奥密克戎病毒危害程度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医学专家给出答案。现在只有行政管理部门和卫健委在发布防疫政策，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医学专家的整体意见。虽然张文宏、钟南山的短视频在网上流传，但他们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是否应当改变防疫政策，却缺少权威的科学机构予以回答。三年了，国内国外研究机构已经拥有足够的实例来论证当下病毒危害性了，只有专业科学结论能够给社会一个权威的答复。这个科学结论也有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需要完善和发展，但科学问题需要科学家来给出答案，这是实事求是原则在防疫问题上的根本体现。科学缺位的时候，谣传和迷信就会披着真理的外衣招摇撞骗，比如有的说新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有的却说这个后遗症导致人们后半生都将痛苦不堪，这些都需要国家从科学层面给出权威解答，而不能放任这些传言四处散播。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同时，科学是更好的消毒剂。

评估代价是个民意民心问题。世上有些问题就是不存在“既要也要还要”的答案，在面对选择时，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需要对利弊进行衡量取舍，获得利益需要承担代价，这是辩证法，是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当人民群众相信疫情严重危害大多数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心悦诚服地服从最严苛的防控政策；当人民群众不再相信病毒对身体危害程度的时候，就会对各种打着“精准防控”的一刀切做法进行抵制和反抗。现在，网上流传着各种针对防控进行抵制和质疑视频，正是这种民意的体现，连防控人员，包括保安、街道、医疗人员内部对如此防控也是高度怀疑，甚至完全不认可。这种景象与三年前的同仇敌忾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社会的思潮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失去防控的民意，那么再完美的防控措施都是徒劳的。

疫情防控不仅是医学科学问题，也不仅是封控严密与否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一个和谐社会最大的功能就是它的协同性，整个社会形成无数条隐秘的生产服务价值链，它在不断地创造性产出，正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协同和人民勤奋，才能在四十年间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经济奇迹。美国对中国开展的贸易战，其目标也是打断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说起产业链似乎很高大上，但它不就是扎根于我们社会中每个人的具体工作吗？当下的防控措施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体的协同能力。本人是律师，所在律所接到很多因为疫情防控解除租赁商铺的案例，当租赁人提出因为不可抗力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时候，知道法院的判决吗？法院认为疫情不属于不可抗力，解除租赁合同违约。且不说这种判决的对错，单单是无数个小小的经济实体就要面对经营场所封控无法经营、员工封控无法上班、企业封控无法转账、交通封控无法送货等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过度封控措施相当于我们自己破坏了产业链，损害了宝贵的协同性。协同性的破坏，背后是无数个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背后是责任问题，而责任问题背后是利益问题，而利益问题背后是民心问题。当一个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意味着损失的违约责任由谁承担？损失如何分配？如果所有的事情都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人们当然会减少交易、避免风险，那么整体经济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从今年八月到目前为止，我本人已经经历了三次隔离，耽误了很多工作。我的孩子上学住校，一个周末经历了学校宣布继续住校、要求家长确认是否住校、要求立即离校等起落三次，如此操作，我们的生活工作还有什么确定性可言？

当然，眼下的防控措施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老人。本人的父母也是年过八十的老者，他们往往有很多基础性疾病，容易受到疫情的伤害。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但是，在面对一种风险的时候，是不是任何政策都需要从保护最弱的人群算起？对此解答我认为还是应该交到科学家的手里。从现有的死亡病例来看，北京几例均为八十多岁的老者，而且均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在这个年龄上去世，他们已经算是颐养天年了。我爱我的父母，我也希望他们永保平安康乐，但我也清楚，愿望不能代替现实，社会是现实而残酷的，就像交通的发展不会完全允许步行者随意穿梭马路一样，一方面它要前进发展，另一方面它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这是人类社会必须接受的现实。治病吃药尚且存在副作用，如此复杂的社会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防控措施。

强大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优势，也是中国得以复兴崛起的重要保证，但是，切不可过度浪费这种领导力和组织力。我们党的组织力和领导力是建立在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愿赋予了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量。反过来说，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是人民群众得以热烈支持的根本原因。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切莫将领导力视为当然的、自然的、天生的，而是可以变化的、相互影响的。在社会领域，一个可怕的现实是，人心是善变的，对于伤及利益的事情，无论前期给予的是多么大多么好，如果未能善始善终，则人心就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领导者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顺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三年来，不变的是疫情一直存在，但变化有没有呢？还是有的，首先，病毒有没有变化？奥密克戎和最初的病毒还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危害性？三年变异对病毒来说可能相当于人类几亿年的变异，这种变异能不能引起政策的变化？其次，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不是都是愚昧无知、或者对病毒无所畏惧？世界杯、马拉松都可以举办，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不能正常？这种变化需要领导者作出全面的回应和政策调整。

疫情防控已经形成新的巨大的利益链。虽然政府在反腐上严控利用疫情谋利利益链的形成，但防疫已经形成巨大投入，它必然固化巨大的利益团体和阶层，这些团体和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真是希望封控永远延续下去。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几天爆出有的核酸检测公司已经申报IPO上市了，这种以国难为商机的体制一旦形成，将极大损害防控措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疫情防控如果将检测部门、医药部门等利益相关方意见作为标准答案，那么将涉及国民收入分配的巨大调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方上下其手，故意拖延开放，则构成对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巨额掠夺。北京虽然已经抓了几个核酸检测机构负责人，但面对暴利能否防范其他人铤而走险还是未知数，面对大范围疫情爆发，这几个被抓者有可能仅是冰山一角，监察体制无法完全对检测等部门的合规合法性进行监督，正所谓法不责众，最后，整个国家的政策会被这些利益集团操纵和把控，如果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会成为值得担心的问题。

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间接否定了三年来国家的重大投入和人民的辛苦努力。三年来，我们开发了疫苗，为此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为全国人民免费注射疫苗，而现在完全阻断的措施，似乎疫苗毫无用处，如果人们最终将根本接触不到病毒，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为此大范围注射疫苗呢？疫苗注射，是三年防控以来的重大变化，我们的疫苗到底效果如何，能否防范疫情，这都需要给社会一个答案。我相信，政府也不会接受疫苗实际上没有任何效果、只有封控才真正有效这个答案。

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我所担心的，是这种成绩会不会被僵化的教条慢慢侵蚀，最后成为巨大的包袱和损失。一味追求单方面的成果，对其代价视而不见，一出悲壮的史诗可能会转化为滑稽的闹剧。中国传统文化中伟大的中庸思想，不是号召执政者和稀泥，不是简单地走中间道路，而是随时调整，掌握平衡，不偏执，不极端。我们政府也在争取掌握平衡，避免极端，但是，政策没有完美的，代价是必然要承担的，在代价之间选择既需要科学，又需要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