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武故事‖九一八之后日寇铁蹄下的彰武

为展示彰武地域历史积淀，弘扬本土特色人文资源，诉说彰武自己的故事，体现彰武特有的内涵。“彰武宣传”微信公众平台特别策划本栏目。本栏目将以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系列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讲述彰武的辉煌，让远去的故事汇成滋养读者的一泓清流，激励彰武人民传承历史，不忘初心，昂首走在“加速赶超，富民升位”的前进路上。

九一八之后日寇铁蹄下的彰武

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关东军头面人物坂垣、土肥原等按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东北方案，大举侵入辽西。

1931年12月，日军集中兵力于辽宁，策动西进，企图侵占锦州。攻锦日军分为三路，正面自北宁铁路长驱攻锦；左翼由营口、田庄台西进；右翼由彰武取道义县南下。

12月22日，日军侵占法库后即谋取侵占彰武。当时，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驻彰武，设防于叶茂台、十家子一线。26日，“日军飞机两架，飞县城投炸弹6颗，落在东门外”。27日，“日军飞机两架，到县城投炸弹两颗，1颗落北大营，1颗落城内”。30日，骑兵三旅旅长张树森接到上级命令，率部撤离彰武县城，开往义县。

张旅长临走时，和县公署重要人物打招呼，愿意随部队撤走的，可随同撤走。县公安局长王恕说：“谁愿意走，谁走！我是不走，我拖家带眷，躺着房子卧着地，走不起！”县长吴惠和早已于半月前辞职去北平。王恕这么一说，旁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硬着脑皮挺着，走一步看一步。

日军连日扔炸弹，骑兵三旅西撤，市民人心惶惶，商铺关门停止营业，县城内一片悲凉凄惨景象。

12月31日，日军铁甲车从新立屯开来，王恕到车站迎接。日军用刺刀逼着让王恕头前带路。王恕带领日军走到北门里十字街时，大声喊：“别怕，该开板的开板，该卖啥就卖啥！”他把日军安排在县公署院内，日军头子说：“你的，大大好人，县长的当！”

从此，彰武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1932年3月1日，在日奉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在中国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长达14年之久。这期间，东北人民成了亡国奴，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才得解放。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当傀儡：被人挟制却幻想与日本天皇平起平坐

伪满期间，人们负担符沉重的赋税。伪满的赋税种类繁多，有田赋、田赋附加税、营业税、当税、牙纪税、烟酒牌照税、出产税、酒公卖费、卷烟统税、棉纱统税、麦粉统税、牲畜税、屠宰税、契税、印花税、房捐、车捐、公斗捐、肉捐、学田捐、妓捐、杂税、门户赞等等，其名目数不胜数，多如牛毛，使人民难以承担。日伪统治者对不能交税者施以强暴，致使民众被逼奋起抗捐。

1934年11月11日，五峰村村丁来到乱山子屯收缴捐税。该屯农民邰国新、邰锁柱叔侄二人带领全屯30余人，奋起反抗，拒交捐税，撕毁了税票并痛打了村丁，吓坏了日伪官吏。当时的报纸（伪满《大同报》）以“抗违赋捐，殴伤村丁”、“藐视县令，撕碎催课传票”大字标题，在5天内竟连续两次报道，以此恫吓人民群众。

除了捐税之外，伪满当局每年还要发售“国债”、“富国债券”，开展“国民储蓄”这些所谓的债券、储蓄名义上都说是自愿，实际上都是硬行摊派，那一项不按摊派数额完成也不行，收入有限的农民不得不借债或变卖口粮，而致饥寒交迫。再到后来，摊派“国防献金”，搞“金属献纳”，要各家把铜、铁器皿当金属“献纳”，最后连门鼻子、箱嵌子一类物件也都得起下来当金属交纳，以此来维持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战争”。

日伪当局为达到其无限制掠夺东北人力物力资源，驱使全体人民去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1938年1月，设立“满洲国劳工协会”。同年12月，伪满公布所谓的劳动统制法，对劳动力实行强制征用。是年，赏屯村共摊派劳工135名，分配的情况是：“雇农91名，占67%；佃农21名，占16%；自耕农兼佃农6名，占5%；自耕农17名，古12%。”大部分摊派在贫苦的雇农和佃农身上。劳工的劳动条件极坏，倍受种种摧残，连生命往往都得不到保障。赏屯村被强迫出工的135人中，生病的28人，逃跑的9人，出事故的3人，负伤的2人，伤亡1人。1943年，冯家村雇农徐永芳摊上劳工，去勃利县掏山洞修飞机场。他回来说“天天吃橡子面窝窝头，都拉不下屎，住在地窨子里又湿又潮，罪遭老了。彰武去的劳工三成死一成。"五峰村孔家甲摊上3名劳工，甲长吃了有钱人家贿赂，最后将雇农杨承荣抓去，在阜新煤矿被压死。老婆和儿子忧愁过度，先后死去，落了个家破人亡。

除此而外，伪满期间从1940年（伪康德七年）起颁布“国兵法”，之后，对检查不合格的青年，称为“国兵漏”，每年强迫从事4个月（连续3年）无报酬的劳役，即所谓的“勤劳奉仕”。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快掠夺粮食，满足其战争需要，将粮食购销由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推行“粮谷出荷”（即伪满时，日本侵略者强行向农民以极低价格征购粮谷）政策。由县长、副县长等人组成“出荷督励本部”，下设工作班，分赴各地进行“督励”，刮尽农民手中粮食。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剩下的还要用于种子、饲料和交租，真正能够做为口粮的为数不多，大多是糠菜半年粮，如遇有灾害，更加悲惨。出荷工作班下乡，到处搜索粮谷，翻箱倒柜，殴打农民，闹得人心惶惶。彰武有部分水田，生产水稻，水稻全部出荷，平民百姓休想得到一粒大米，吃大米饭是“经济犯”。因出荷粮没交齐的农民，被毒打和灌凉水的不计其数。

自1939年3月，公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对煤油、盐、棉花、酒、豆油、卷烟、毛皮、橡胶制品、火柴、面粉、煤等，都实行配给。配给量很少，从县到村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那已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难以维持生计。伪满后期，县城居民每月只配给成人小米6斤，高粮米3斤，儿童配给半数。

日伪统治者又设经济警察以取缔所谓各种活动，对城乡人民进行种种限制。白面、大米不准中国人吃也不准中国人存，一旦违禁便被视为“经济犯”。彰武街居民李明华患胃病，早晨吃点大米饭，准备去奉天（沈阳）治病，不巧，刚来到火车站，他胃病发作，吐了大米饭，被铁路警察抓起来，投进了监狱。

1941年7月28日，伪满发布“七·二五禁止令”，伪县公署通令所有大小商号，一律按照警察局经济系规定的商品价格出售商品，如有违抗者，便以“经济犯”论处。县内民族工商业者，受到了极为惨痛的迫害和打击。日伪警察特务以统制政策为借口，大肆敲诈勒索。哈尔套街糕点铺的姚玉堂去库伦旗买糖时，顺便给小商贩陈龙捎去四箱桔子，当陈龙卖桔子时，被姓刘的警尉补发现，硬说是买姚玉堂的。第二天就把姚玉堂抓起来打成经济犯，关押一个多月。县城内的德盛庆店铺在“七·二五”通令后，因库存有100包白糖（每包100市斤），被警察署打成经济犯，把老板关押了半个多月，为了解脱这场无辜灾难，各方托人，花掉了1000多元，最终还把100包白糖给没收了，才免予判刑。1933年12月，伪满公布“暂行保甲法”，十家“连坐”的保甲制，将人民群众严密控制起来。日、伪当局推行“连坐”制，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当时，有首歌谣：“抓劳工，要出荷；家家户户搞连坐。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

日伪当局怕人民起来反抗，还经常出动警察进行讨伐“土匪”活动。据资料统计，自1932年4月到1933年6月的1年多时间，伪彰武县警察署即出动警察20次744人次进行讨伐“土匪”。还进行“铳器回收”，怕人民群众手中藏有武器，反抗其统治。这种“铳器回收”一次接着一次。到后来，如警察认为谁家有鸟枪，即施以酷刑，把人背手绑在凳子上，警察拿凉水掺辣椒面灌鼻口，直灌的鼻口窜血，死去活来，最后连农民家的铁勺子也得把裤卸下来当“铳器”交上。

在日伪军的法西斯白色恐怖下，伪军警只要认为谁“有犯罪可能”，就可以随意地把人抓走，并投入狱中。双庙村一个叫王宪国的，1941年在黑山税捐局当雇员，就被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打成“国事犯”，送到新京矫正院去“矫正”；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才跑回来。

“九·一八”事变后，彰武农村经济和民族工商业陷入严重的危机与萧条之中。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扩大，经济统制日益加强，统制的范围与种类日益扩大，至伪满末日，日伪统治者所进行的统治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工商业在经营上受到严格控制与限制，逐渐被“统制”的机构所吞并或者关厂停业。

1941年，冯家毓德新、永泰昌两家糕点铺每月由县配给12袋“绿兵船牌面粉”（每袋40斤）、4袋“红兰车牌”面粉，到1944年根本不配给面粉，只好用黄米面、小米面来制做糕点。

日本侵略者为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以巩固其殖民统治，把大批日本开拓民移住到东北农村；设立“自警村”，1935年4月，在彰武县冯家火车站东南强占好地600亩，设立铁路自警村。从日本国内调来200青年学生配有步枪和轻机枪，每年抽走100人，再补充100人。他们经常喝醉酒到附近刘家烧锅、林家围子等屯寻衅闹事，调戏妇女，为非作歹，村民人心惶惶，常常彻夜不眠。刘家烧锅屯有个外号张大玄（好吹牛的意思）给自警村的头头前竹万之助种地，一次好奇地看了日本式的菜窖，竟被罚了五石高粮。

日本侵略者为让中国人民当他们驯服的奴隶，进行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从1935年起，在县城建立日语专门学校，在小学开日语课，配备日语教员，规定“由于日满两国的亲善关系，学习日语的必要自不待言“。“本县在本年九月，建立日语专门学校，讲授日语。此外，在五个县立小学配备日语教员以图普及日语”。“是时，每日晚间，以县公署为主体，农务会、商务会一般商人汇集一起，从5时起听两个小时日语课，当时每天有250多人参加。

以上资料来自：1996年版《彰武史话》

转自：彰武宣传

你若喜欢，请点个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