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规和有关部门的合法性危机

相关法规和有关部门，是两样神奇的东西，前者代表了一种早已公认确定的且可以应付一切事情的执行规范，而后者则是执行该规范的权力承载。在社会中，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把模糊又确切的尚方宝剑，可以终结一切的纠纷，无论如何向前追溯原因，只要到此，仿佛就遇到了一堵墙，让人无话可说。

人活于世，如果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的话，必须有个对象，否则什么也说不出，也做不出来。比如抬头望向天空，就可以对太阳说点什么，可以说太阳东升西落，也可以说太阳西升东落。那么肯定不是所有的说法都是对的，这时，就需要有个判断对错的准则。

为什么要判断对错，也许太阳升起落下的判断并不太影响说话的人，但如果无法判断老虎是猛兽还是朋友，那就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了。那这个对错又从哪儿来？

最初这些都来自于经验，当人们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猛虎扑倒丧命，自然就会的出见了老虎要跑的结论。但人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此，经过长期的经验观察，人们开始从研究中得出一些知识，确定了老虎的习性特点，并将其归类，这样就有了一套可以判断对错的标准。

而这套标准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以将其称为“自然”，人如果说一些关于自然的事情，那么对的情况就是要合乎自然的道理。无论太阳东升西落、猛虎扑食还是万有引力、能量守恒。

自然就像一座法庭，随时可以根据其道理来判断对错。但其合法性就来自于自然之物的对错原因都蕴含在自然的世界当中，自然作为一切的理由，就可以充分的判决一切。

然而当涉及到人的一些决定的时候，自然的法则就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人的行为，不仅仅遵从了自然的法则，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意志。人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决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并不是由自然导致的，而完全由人自身所得出结论。

所以，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对错，就成了个难题。

古往今来，人们能得出的最好结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明确的来说，就是遵从理性的判断。比如我不希望别人伤害我，那么我也不应该去伤害别人。由此，对人的行为的判断，就可以借助于理性，也就是说“合理”成为一种判断的前提。

有句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性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或者悖论，即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往往能够得到一些矛盾的结论，无论从哪一边看，似乎都是对的，然后放在一起却无法自洽。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性，无法像自然那样稳定且统一，就算我不想伤害自己，也不愿意去伤害别人，但无法保证有个人天生的就想要去伤害别人，这时的“理”就失去了效率。在这样的环境中，注定会导致人人自危，互相猜忌，无法共存。

为此，人们必须要模仿自然，创造出一套具有绝对权威的“理性”，让聚集在一起的众人，可以充分知晓，并绝对服从。用什么来保证这个权威呢？就出现了立法和执法。

为了彼此能够顺利、安全的生活在一起，人们运用理性，制订了行为的准则，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然后将这些定义为“法”，人们做事就要“合法”，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在这样的威慑下，人们得以获得一个共同生存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这种“合法”的要求，并不像自然一般牢不可破，对照着自然可以看成一个整体，其原因汇集在一个不由人改变的外部世界。但“法”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也就是人赋予了“法”的“合法性”。当人们选择遵从一种“法”的时候，则将这种法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者说一些事情的能做或不能做的原因。但人们同样可以选择不遵从“法”，因为并没有一个强制的东西，能够让人一定要去认同。

所谓“法”或“权”，也并不是像太阳一般永远的闪耀，当法僭越于理，权凌驾于人时，合法性就显露出危机，那些曾经缔约，共同遵守法律的善良之人，同样也可以罢黜那些莫名其妙的规则，或掀翻看似牢固的牌桌。如果一条法，无人认可，也无人遵循，它本身是没有任何能力的，它需要权的强制性辅助。而权再大也不可能大过绝大多数人的意愿。

合法性的危机，不是突然显现，就像巨石上的裂纹，堤岸上的蚁穴，开始并不显露，人心的判别，最初并不会影响行为。一旦到达某个阈值，当人们汇集在一起，交流着彼此心中标准，发现曾经的合法已经不再合法，人们就推行一个新的规则，即便最初会受到阻力，甚至是权的威胁，一旦这些规则传遍每一个人，那么黑色玄武岩上的法典就自然崩裂，一切坚固的终将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