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家族：对上海日常生活影响有多深？资产20亿，垄断吃、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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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集团1923年之后的工业投资，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租界的特点而设计的。这些投资一般都具有垄断性的特征，既不让中国民族资本插手，也不让其他帝国主义的垄断集团参与。

至于某些已有其他集团控制的领域，则千方百计地采取打进去或联合的办法，相互利用，分占高额利润。这些投资一般都与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又体现了其剥削面广的特点。

1、垄断市内公共交通

上海在1920年春，曾有一英国人名汤汉生者，成立过一家中国汽车公司，以载客30人的公共汽车两辆，行驶于静安寺路和兆丰公园（即现中山公园)之间。不久因开支太高，无利可图而歇业。

那时上海的市内公共交通，除电车外，基本上还完全处于马车和人力车的时代。因此，以公共汽车为主要工具的客运交通，便成为急待发展的事业。但要发展这一行业并非易事，要有远见，有相当的资本，更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

1922年前后，弗雷德里茨向工部局申请开办公共汽车行线，获得了经营特权。但弗雷德里茨资本短绌，因而与安利洋行达成协议，以25,000两的代价，将经营特权转让给新成立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

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于1923年6月7日根据香港公司法登记成立，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核定资本100万两，分为10万股，每股10两。实收资本为47,500股，475,000两。

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开办时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H.E.安诺德（董事长）、陈炳谦、H.汉壁礼(Hanbery)、W.R.麦边(Mcbain)和雷金纳德·沙逊(R.E.Sassoon)。1927年改为H.E.安诺德（董事长)、陈炳谦、E.海亦姆(ayim)、W.R.麦边和F.R·达卫。后因多次发生工人罢工，1931年起增加虞洽卿为董事。

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C.J.米加（董事长）、H.E.安诺德、HM.曼、F.R.达卫、W.R.麦边、E.海亦姆、虞洽卿、李铭。

1924年10月9日，该公司以公共汽车六辆开始行驶于外滩至静安寺路的第一条路线。其后在公共租界内的路线陆续增加至14条。行线从1929年的34.55英里增至1936年的72.46英里。从1929年2月4日起这家公司正式获得了在公共租界内经营公共汽车的垄断权。

载客人数也迅速增加，1930年时全年不过2200万人次，“八·一三”前已增至3580万人次，1941年更增至8900万人次。
车辆拥有数亦从1924年的20辆增至1941年的195辆。
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于1932年6月间，因增购车辆和扩充康脑脱路（现康定路）车库，将核定资本增至500万两，分为50万股；实收资本增至200万两，分为20万股，换算法币为280万元。
安利洋行在该公司开办时，只拥有2,500股，占当时实发股数47500股的5.26%。

沙逊集团各直属公司成立之后，大量收购该公司股票，并视之为禁脔。

1932年5月18日，F.R.达卫在增资时指示：

“因为我们在各方面所存在的股权关系，我们应有拿到全部股票的权利。…事实上是我们向公共汽车公司提供了资金，而且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如果任何数量的股票被外界股票持有者认购，都要想办法归到我们这边来。”

1933年，沙逊集团包括安利洋行在内，已拥有该公司股票112241股，占实收资本20万股的56.12%。

1936年更增至115,653股，占57.83%。1939年后大量抛售，至1941年仅拥有17,458股，只占实发总数的8.72%。从现存的1941年股东名册来看，绝大部分股权已转入华人散户。该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1939年的最高价为6月份的每股30.25元，最低为8月份的18.50元。1940年的最高价为5月份的37元，最低为6月份的15元。1941年的最高价为25.75元。

1924年至1941年，该公司在17年间只分配了四次红利。从现象上看，这家公司的投资利润率好像很低，但实际并非如此。

沙逊集团设立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因此，除增资外，主要依靠利润再投资进行扩充。

该公司在1953年写的一份简史中就这样说过：“逐年盈余所得，大部分用作扩充本公司之业务”。

该公司1924年至1940年的营业总利润为691万元，除去营业总亏损19万元，盈余总数为672万元。至1940年止提取的准备金为489万元，普通公积金47万元，共计536万元，占利润总数79.75%。换句话说，就是这家公司盈余的近百分之八十，都用之于扩大再生产，可见其野心勃勃了。

在经营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的同时，沙逊集团还觊觎上海英商电车公司。该公司是早在1905年就成立的一家垄断上海公共租界有轨和无轨电车客运的企业，于英国政府注册，核定资本70万股，每股一英镑，实收67万股，分记名和不记名两种股票。

1932年4、5月间，沙逊集团开始收购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的股票，据F.R.达卫1932年5月18日的备忘录记载：

“我们至本月19日已买进的（英商电车公司）股权，将达40万银两左右。”

沙逊集团1936年拥有英商电车公司股票16,610股，占其实发股数的2.48%,但其成员已能挤入该公司董事会。

后因上海形势不稳，沙逊集团又陆续抛出该公司股票，1939年所占比重降至1,010股，只占0.15%；1940年上升至6,205股，占0.93%；1941年又降至2,615股，占0.39%。太平洋战争之前，沙逊集团在该公司五人董事会中占了两席，即达卫和海亦姆，仍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这家公司。

上述情况已可说明沙逊集团对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公共交通的垄断状况。

2、垄断货运仓储业务

以G.E.马登为首的英商茂泰洋行是专营运输仓储业务的，成立于1927年，业务发展迅速。

1932年与英商会德丰公司合并，业务大，共有运输部、报关部、拖驳部、仓库部和国际旅行部等五个部门。此外，还有黄浦轮渡局和上海搬场公司两个独立对外机构。

运输部有5吨以上卡车30多辆和车场四处，拖驳部有船30余艘，仓库部有大小仓库10多座，国际旅行部与美国运输公司挂钩，黄浦轮渡局有渡轮10多艘，上海搬场公司有各种汽车20多辆。另外还兼营国际保险公司和华北保险公司的代理业务。

当时上海的轮船码头和仓库都集中在虹口沿黄浦江一带，到了1931一1932年，这一地段的运输业务已几乎全部为茂泰洋行所包办，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垄断局面。

会德丰改组时，沙逊集团打进会德丰。会德丰的核定资本为1000万两，分为100万股，每股10两。实收资本为239,356股，2,393,560两。沙逊集团以各直属公司名义投资12,605股，由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出面投资24,227股。会德丰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G.E.马登、H.E.安诺德、巴特威尔（P.H.Bordwell).、E.海亦姆、宋文魁五人，其中安诺德、海亦姆代表沙逊集团。

会德丰改组之后，成为上海拖驳公司和茂泰洋行两个附属企业的持股公司。

沙逊集团因此也控制了茂泰洋行。茂泰洋行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G.E,马登、H.E.安诺德、F.R.达卫和宋文魁四人，沙逊集团占了一半，另由马登的亲信霍金斯(W.J.Hawkings)担任总经理。

改组后的会德丰营业情况并不很好，1935年度甚至停发股息。1937年起改变业务做法，由会德丰本身兼营航轮投资和上海的拖驳及水陆运输业务。而茂泰则专营报关、转运及仓库管理等项业务。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运输业务空前发展，会德丰因是英商招牌，业务飞速发展，盈利亦大幅度增长。太平洋战争前夕，茂泰在本市拥有的仓库已达27所，遍布市内各处，并将其虹口的业务重点，逐步移至中区和西区龙华一带。

沙逊集团通过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成为会德丰附属企业茂泰洋行的董事，和马登一起垄断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的货运、驳运和仓库业务。

3、垄断饮料行业

上海的饮料工业也是沙逊集团重点控制的一个部门。当时上海的饮料生产为怡和啤酒公司、正广和有限公司和上海啤酒公司等三家英商企业所垄断。

前者属怡和集团，正广和则属麦克葛雷戈弟兄所有。沙逊集团使用了类似与马登共同控制会德丰的办法，和麦克葛雷戈兄弟共同占有了正广和。

沙逊集团对上海啤酒公司则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沙逊集团对这两家公司拥有的股权，从三十年代起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基本上没有变动。

正广和是一家于1864年就在香港成立的老企业。

上海机构是1922年根据香港政府公司法登记成立的，主要经营汽水制造及洋酒贸易等项业务。核定资本为八厘优先股10万股、普通股20万股，每股票面皆为10两。实收资本为优先股8万股、普通股14万股，共计22万股，220万两，换算成法币为307万元。沙逊集团拥有的股票甚少，只有1,700股，占其实发股数的0.77%。但董事会的组成人员G.F.麦克葛雷戈、N.D.麦克葛雷戈、F.R.达卫和巴特门(F.Bateman)中，达卫是代表沙逊集团的。

上海啤酒公司的创办人为丹麦人，于1913年根据香港政府公司法在沪成立，原名为专门经营啤酒的酿造业务。

该公司的核定资本为500万两，分为50万股，每股10两。实收资本20万股，200万两。沙逊集团拥有21,950股，占实发股数的10.97%。这些股权都是通过巧取豪夺而取得的。1932年6月，上海啤酒公司准备发行新股，F.R,达卫指示工作人员说：

“假使上海啤酒公司的新股能在6月30日发行，并且能在股票市场上获得报价，我建议你们能形成一个每股15银两的购进价格。开始时可以开价13.5银两，如果没有股票售出，增加半个点，但不要超过16银两。即使是以15银两购进的股票也是非常有利的。”

上海啤酒公司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邬藩田、L.J.米加、F.R.达卫、F.霍葛(oehnke),G.F.麦克葛雷戈、N.F.麦克葛雷戈，实际权力完全为沙逊集团所掌握，甚至连经理薛格勒(Sichler)的工资，也需维克多·沙逊批准。

上海啤酒公司后来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啤酒公司，解放之前的年产量可达40万箱。但因部分原料需依靠进口，抗日战争之后的原料来源受到影响，营业情况不及正广和。

从上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维克多·沙逊和沙逊集团对上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住”，在“行”和“吃”的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投资活动对上海这个城市的逐步向现代化发展，对某些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归根到底，由于沙逊集团对这些行业所特具的垄断性，使我国民族资本在这些领域中毫无发展余地，正如毛主席所说：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4、其他垄断行业

沙逊集团至1936年时投资范围已涉及13个行业的40家企业，投资金额达到8,971千元的高峰。

1937年以后，上海的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急转直下。沙逊集团采用金蝉脱壳的撤退手法，在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大量抛售股票，抽走资金。

沙逊集团1941年在华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9.62亿元，资产净额为8,224万元，并且这时沙逊集团已经过了第一次撤退，工业投资股票已大部抛售，房地产股票也已一部分脱手，因此还不能反映沙逊集团投资高峰时的全貌。

但即使如此，近20亿的庞大资产总额，不但当时一些著名的中国民族资本集团如荣宗敬、刘鸿生等望尘莫及，就是象英美烟公司这样有名的英商垄断集团也难以匹敌。

1941年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的资产总量也不过6.23亿元。只占到沙逊集团的三分之一左右。沙逊集团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旧中国掠夺的财富确实是惊人的。

5、对上海金融行业的垄断

新沙逊洋行自从1872年成立以来，直至1920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印度和欧洲等地虽然设立了好多家直属公司，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下属公司，一直是由新沙逊洋行上海分行总揽各项业务。

1923年安利洋行的兼并以及1926年华懋地产公司的成立，是沙逊集团在旧中国设立子公司的开始。由于资产的增加，业务范围的扩大，沙逊集团迫切需要有若干金融机构作为管理中枢，以便为其所属企业筹划和调度资金，并向它们发布指令。

沙逊集团根据其内部的系体，先后于1928年成立属于维克多·沙逊的远东营业公司，同年又成立属于迈耶·沙逊夫人的上海地产银公司，1929年成立属于菲茨格拉尔德夫人的汉弥尔登信托公司。1930年又设立新沙逊银行，为整个集团所共有。

这样，就由新沙逊洋行以及上述四个单位组成了沙逊集团在中国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金融垄断体系。新沙逊洋行为沙逊集团领导机构之主体，1872年设于孟买。

远东营业公司1928年创设于上海，远东营业公司的业务内容，据其自称为“除经营其他一般银公司的业务外，对于所有在沪之房地产业务曾以长期投资方式…另设上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即以公司所有在沪之房地产用转帐方式划归该公司经营。其收租及管理事务则…委托新沙逊洋行代理。

远东营业公司曾于1929年在南京东路外滩开设华懋饭店，…当时曾有少数其他之散股东，但至1948年9月，全部股权已为公司收回”。

1928年创办时，维克多·沙逊即将安利洋行“A”种股票33,955股，价值2,601,665两和“B”种股票2,347股，价值117,350两转入该公司。不久，又由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和国际国外银公司转进各项国外股票和债券等计256,345英镑。

远东营业公司是沙逊系统各直属公司中业务发展得最快的一个企业，不论是盈利，还是资产总额的增长，都居首位。

如我国经济衰退比较严重的1934年，上海很多企业皆有亏损，有些企业甚至倒闭，但远东营业公司这一年除发了5%的股息147万元外，还加发了红利10%，计294万元。

据维克多·沙逊1935年的估计，远东营业公司已有近100万英镑的资产。远东营业公司的帐面资产总额1939年为31,102万元，1940年为58,043万元，1941年竟增至77,705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远东营业公司在战争期间被日军接管的产业全部发还，并将上海原有附属机构——上海地产公司和华懋饭店撤销，各该公司之房地产及旅馆均收归自营，资产负债亦一并并入。

同时，维克多·沙逊将远东营业公司的总公司迁往香港，上海改为分公司，代理总公司经营在沪业务，全部房地产的经租工作仍委托新沙逊洋行办理。

上海地产银股份有限公司创设于1928年7月，香港注册。

上海地产银公司的业务，据其自称为：

“除经营其他一般银公司的业务外，对于所有在沪之房地产业务曾以长期投资方式…另设东方地产有限公司，即以公司所有在沪之房地产用转帐方式划归该公司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地产银公司将附属机构东方地产公司撤销，房地产及旅馆业务收回自营，并将同属沙逊集团之汉弥尔登信托公司并进。同时，上海地产银公司的总公司由上海迁往香港，上海改为分公司，代理总公司经营在沪之产业及都城饭店和华懋洗衣厂等业务，全部房地产的经租工作则仍委托新沙逊洋行办理。

汉弥尔登信托有限公司，1929年12月6日成立于上海。

汉弥尔登信托公司的主要业务有下列几方面：

一、经营抵押放款。二、转借款项。三、投资房地产。

公司自有之产业，主要有汉弥尔登大厦，帐面价值为745万元；静安寺路西摩路（现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产业，帐面价值为227万元。

新沙逊银行是因适应上海业务的发展需要而于1930年成立的。总行设于香港，上海、伦敦等地设有分行。

新沙逊银行是沙逊集团上海各企业的中枢，充分体现了金融资本的作用。它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单位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又以6.5厘的利率贷给安利洋行等附属单位。

对各附属企业还规定有一定的贷款限额，如1933年时对华懋饭店的贷款限额为100万两，华懋地产公司为500万两，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为150万两，利喊机汽车行为65万两，中国靔泥公司和璧聚公司各为45万两。

新沙逊银行以巨额资金提供给这些单位使用，对这些单位的业务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新沙逊银行还直接向上海某些企业投资，承购公司债和购置中外债券，并为附属企业如祥泰木行等单位出具保证履行合同的证明书。除上述业务外，新沙逊银行还在上海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利用中国币制的不稳定，兴风作浪，从中渔利。

有人曾评论说：

“沙逊财阀在金融界特别是外汇市场上，其实力实凌驾汇丰银行之上。…1935年11月币制统一前止，因国内政情不安，美国银价的提高等，故上海外汇市场全部萎疲于投机的气氛。此时沙逊财阀利用其新沙逊银行作为投机的工具，而获得巨大的利润。”

新沙逊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这种投机活动，不但在当时获得了大量利润，而且为沙逊集团1939年之后的抽走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的金融垄断体制，就是由上述五个单位和五名核心成员组成的。

它们的主要作用为：

（1)决定业务开展的方针策略。

如企业的开设和清理，购进哪些房地产或企业的股票。以什么价格购进，各企业发放股息的时间和股息率，以及当形势发生变化时采取什么策略等等。

（2)筹划与运用资金。

新沙逊银行的资金来源，除依靠本身资金和各种存款外，还以附属企业的股票和房地产道契作抵向其他外商银行借款。这些筹划资金来源的任务，一般皆由核心成员负责。至于大额资金的贷放，当然也要由他们同意，公司债的发行亦是由他们策划的。

（3)参与各附属公司和投资关系公司的董事会工作。

(4)监督检查各附属企业的业务开展情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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