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子湖畔到雪域高原，这是我的父母一生无悔的选择

从西子湖畔到雪域高原

——回忆我的父母亲

张志红

回忆我的父母，其实也是回忆老一辈党员们所共同走过的人生道路。下面我想从女儿的角度来谈谈记忆中的父母亲的一些往事。

先谈谈我能感受到的从父母亲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强的党性和奉献精神。

我的父亲张明华是学生兵，17岁从浙江宁波参军的，参加过解放舟山群岛、一江山岛、浙江沿海剿匪等战斗。我是1957年在杭州出生的，那时父亲在杭州浙江军区青年部工作，1958年2月派往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学习，1959年2月毕业。妈妈在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历史系读书，听父母亲说，我们家就住在现在的西湖著名景点柳浪闻莺附近，风光如画，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当时还有外婆。我们家在杭州的生活条件在那个时代是比较优越的。

1959年，西藏反动的农奴主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发动了武装叛乱，西藏局势十分动荡，为了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中央果断作出平叛的决定，中央军委在长沙军校中紧急动员抽调60名干部支援西藏部队。

在那个时代，在我父母那一辈人中，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当时父亲面临的选择是：一边是美丽的城市、舒适的工作和优越的自然生活条件，一边是当时极其艰苦落后的边疆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又是那样遥远艰苦；一边是和平环境，一边是带兵打仗，作为老兵，战争的残酷和危险他是很清楚的，父亲当时是浙江军区政治部的机关干部，算是年轻有为，家里当时也有困难，那时我才两岁，我弟弟快要出生，父亲不报名进藏是可以的，但他还是义无返顾无条件地报名去了，50年代西藏的空中航线还没有打通，父亲他们是从青藏线爬山涉水进军西藏的，一路充满了艰辛和风险。

在父亲进军西藏走后的第四天，母亲在杭州生下了弟弟，因为临产时全靠同志的帮助，所以弟弟的名字叫志助，就是同志帮助的意思。

父亲进藏后担任西藏军区步兵第一团骑兵连副指导员，1960年，西藏形势危急，父亲在边境打仗，杭州与西藏路途遥远，信息不通，那时也无法打电话，因为根本就没有电话，母亲也不知道父亲死活，担惊受怕的不行，非常牵挂，就决定也去西藏。那时，我还年幼，就留在杭州的省军区幼儿园，弟弟也才两岁不到，就让我在宁波的奶奶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把弟弟送到宁波抚养，害得我奶奶直到老了还在遗憾，要不她也会有自己的退休工资，不必让儿子花钱供养自己，多自在呀！那时，我在杭州的外婆由于我母亲进藏去了，就把户口又迁回江阴农村，后来一直在乡下过着相对比较贫穷的生活。

母亲走后，我一个人在杭州生活到5岁，后来我叔叔把我接到宁波和爷爷奶奶叔叔一起生活。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正，大家责任感很强，虽然我是一个人在幼儿园全托，幼儿园的阿姨想到我是边防军人的孩子，所以每个月会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我父母，说得很详细，后来我母亲一直想谢谢幼儿园的阿姨，但因为年代久远，人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这一去西藏就是20年多。那个时候西藏的生活工作条件比现在的西藏要艰苦得多，所以爸爸他们在边防平叛是很艰苦的，饿极了还抓过地里的老鼠吃。我妈妈跟我说起过在西藏初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由于在战斗中连续不停地奔波追击，父亲人弄得象流浪汉一样，头发胡子老长，棉裤的棉花一块块翻在外头，因为衣服湿了，晚上要在火堆边烤火取暖，衣裤有的地方烧焦了，看了让人心酸。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爸爸带的又是骑兵部队，在冰天雪地里餐风露宿，翻山越岭地打仗，那份危险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一次父亲从马背上摔下来，第三腰锥压缩性骨折，战斗环境中没办法，只在平板床上躺了几天，后来虽然畸型愈合，却落下了终生腰痛的后遗症。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印度方面对我提出了领土要求，并越过边界，打死打伤了我30多名边防军人，屯兵在我领土上，接着爆发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父亲又参加了这次反击战。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得很漂亮，中央说是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

后来父母亲把中央慰问团发的一个茶缸一直带在身边，上面写着：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还印有一个和平鸽。中央慰问团是陈毅元帅带去的，父母亲都珍惜这段经历。我当兵的时候，我母亲给我两个印度军队的罐头盒，战场上捡的，是我父亲的战利品，在当时看算挺精致的，给我作针线盒，我现在还在用。

父亲还给我一个很老的罗马手表，是一个印度军官的，缴获后分给我父亲，上面功能很全，有英文日历、星期、带夜光，当时我当通信兵，经常值夜班，父亲说用得着，可惜后来这块表找不到了。父亲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履行边防军人的职责，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守卫西藏这广袤、荒凉但却是祖国神圣不能分割的领土。就象毛主席说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父亲选择了这种人。他是从西藏最艰苦时期走过来的，父亲进藏时是二十七、八岁，回到宁波已近五十，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的西藏边防。

我母亲是在杭州大学读大三的时候进藏的，我听她讲过，当时坐在运送粮食的大卡车上，也是从青藏线进去的，车上还架着机枪，要随时防卫匪徒的袭击，我母亲是解放前从无锡乡下来宁波作童工的，在党的培养下逐步锻炼成长。50年代是宁波的劳动模范，当过宁波团市委的组织部长，后来组织送她去读书，从工农速成中学到大学，进藏后妈妈也没跟人讲曾担任过什么职务，所以在乃东县委当组织干事，参加西藏民主改革。

我听她讲，当时她们完全跟农奴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带干粮，因为农奴没吃过汉族吃的东西，觉得很好吃，所以都把粮食给农奴吃。因为条件限制和风俗，农奴一年到头也不洗澡，西藏农奴住的房子是很差很差的，要现在看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母亲却和他们共同生活，身上长满了虱子，母亲说回来后烧了十几桶水都烫不完。藏族女的穿袍子觉得汉族穿的裤子干活很方便，所以又很羡慕裤子，妈妈把裤子都给了她们又教她们做裤子，就是这样的工作作风，所以和农奴分手时都舍不得哭了。

我小时候看过母亲寄来的照片，跟翻身农奴没两样，又黑又老，可妈妈在杭州时的照片都是很年轻漂亮的。母亲去西藏时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直到她老了我才知道她在西藏支气管曾十多次地出过血，当时我很吃惊！这样情况居然还在西藏坚持十多年，真是很危险的。西藏的缺氧、干燥、寒冷对呼吸道疾病都是非常不利的，在西藏一点小感冒都可能引发肺水肿、脑水肿而丧命，这种例子我就听到过好多起，所以我真不知母亲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小时候和母亲见面时间比父亲更少，我四岁时她去了西藏，后来她回来过一次，我因为不认识就叫她阿姨。

后来，1968年西藏又发生第二次局部武装叛乱，局势动荡她又回不来，直到1972年已经时隔8年后我才再次见到自己的母亲，那时她因身体原因内调回宁波，大概一个星期后送我参军，所以母亲老说象放电影一样，一个蒙太奇镜头一切换，一下子看到女儿已经是大姑娘了。隔了5年，我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回来，又隔一个5年我回到宁波已经要出嫁结婚了，母亲老遗憾我在家都没住过几天。我母亲是特别能吃苦的一个人，她和爸爸在部队不一样，她在地方要直接和藏族老百姓打交道，做群众工作，很不容易，同样也很艰苦，母亲能够和她们完全象亲兄弟姐妹一样打成一片，这确实是老一辈党员普遍具备的真诚朴实的感情在起作用。

父母在我们还很年幼的时候就离开我们，而且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多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要经过很多感情煎熬的。我听奶奶讲过妈妈离开时的情景，因为弟弟太小，才两岁不到，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而且弟弟是早产的，生下来只有4斤2两，母亲真是很舍不得，是看着弟弟睡着了，亲一亲，抹一下眼泪，亲一亲，抹一下眼泪，真是依依不舍。

我们现在都当了父母，更能体会到爸爸妈妈当年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多么不容易。我父母亲在西藏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把钱寄回来让我们有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同时也是补偿他们感情上对孩子的负疚。六十年代的时候，父母亲给我们姐弟俩和奶奶的每月生活费是人均20元，那个时候30元的月工资就已经很可以了，因此我们可以吃穿不愁。但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总会有些困难。

我曾两次重病，一次差点丧命。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得了脑膜炎，发高烧，不停地呕吐，医生误诊为是重感冒，爷爷奶奶又不太懂，但那时我的班主任唐老师非常负责，她看我一天没去上课，放学后就来家访，一看我这个病灶，脖子都硬了，就提醒会不会是脑膜炎，叔叔连夜把我背到医院，爷爷奶奶害怕得不行，哭死了，怕有万一就没法向我父母交代了，医生也说再送晚点就完了。还有一次我得了肾炎，大半年还没好，父母非常着急，怕我转成慢性肾炎，那一生就麻烦了，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母亲回不来，后来父亲请假回来带我到上海看病，在火车上，他怕我累，因为医生一直要求我卧床休息，他自己就坐在椅子的一个角落上，让我躺在椅子上，请假总有时限，我病没好他就回去了，不过父亲在我身边的时候把我管得很严，无微不至地关心，后来我东吃药西吃药也不知怎么病竟然全好了。

父母亲远在相隔千山万水的西藏，为祖国而奉献，把我们幼小的姐弟俩留在了宁波，这份亲生骨肉之间的思念和牵挂之情，这种感情上的漫长煎熬，是每一个作过父母亲的人都不难体会的。在年幼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亲远隔万里没有办法照顾，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感情牺牲。

父亲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更不爱表露自己。但却很坚韧，有主见，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很看淡名和利，为人真诚、平实、平和，乐观豁达。对党对同志的感情很朴素。平叛的时候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腰摔伤了，也没好好治过，落下病根，天不好就痛，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腰痛，晚年时他重病经常要卧床，时间长了腰痛得厉害，就让我们帮他轻轻揉揉，我们不能体会其实他是忍受了多大痛苦，他离休好几年后我才看到他的腰伤还有个部队发的甲级三等的残废证，一直压在箱底的，父亲从来没对子女说过。父亲很重同志感情和对子女的教育，有件事我印象一直很深。

在西藏，他曾两次带我去烈士陵园，第一次是我十五、六岁刚当兵到西藏，我是1972年12月26日穿军装的，那时天非常冷，父亲单独带我去了山南烈士陵园，他告诉我这是他当分区组织科长时具体负责设计修建的，是西藏第一个烈士陵园，他很看重他做的这件事。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烈士陵园围墙上那四个很大很大的字“浩气长存”，当时我感觉很震撼。在陈列室爸爸给我讲了一些牺牲的人，有战斗牺牲的，有修路牺牲的，有被叛匪暗杀的，有病死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很熟悉的战友。

在西藏工作确实有比其它地方存在更多的风险。我记得有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大概牺牲时是18岁，是父亲的通信员，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那双纯朴的眼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牺牲时比我儿子现在还小好几岁。第二次是父亲离开西藏转业回宁波时，他到拉萨来看我，要我陪他到拉萨烈士陵园，他说他去向他们告个别。在陵园里他几乎没怎么说过话，心情很沉重，依依不舍。父亲两次带我去的用意我是理解的。他去世后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会想起他对子女培养教育的很多往事，心里很难过。父亲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发到一床美国军毯，上面还有好多的子弹眼，他给我了，我当兵后一直带着。

父亲经历过严酷的战斗和生活的磨炼，也许更看重生命本质意义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在对我们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上，是不是也融进了他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有意无意也会融进他的人生痕迹。

我父亲去世后，按照父母亲的愿望，将骨灰全撒到宁波镇海口外的大海里去了，那里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地方，更是他愿意回归的故乡——宁波的怀抱，父亲在外面那么多年，他心里始终觉得故乡宁波是最好的。母亲认为，大海是这样辽阔，看着让人心情舒畅，人总是要彻底回归自然的，海的辽阔和山的雄伟一样，是人的心灵回归的最好地方，让父亲象大海的浪花一样生生不息吧。

在父母老了以后我们曾经常在一起闲谈，我曾经好多次问过他们，从现在来看，杭州生活多舒适呀，当时你们自愿去西藏，放弃那么好的生活条件，把杭州的房子退给组织，妈妈大学没毕业，外婆把户口从杭州迁到农村，奶奶辞掉不错的工作给你们带小孩，我们两个小孩那么小就没和父母在一起，最要紧的是在西藏那么多年，身体要受到很大伤害，你们放弃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太不划算了，而且也没什么特别照顾，不象现在去西藏工作一、二年还有很多很好的待遇和照顾，你们后不后悔，父母都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说那个时候个人的利益是考虑得少一点，很多老同志都是自觉那样做的。回想起来，父母他们这辈人是值得尊敬的，不是他们傻，是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决定的。

现在父母亲都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流失的岁月和父母的音容笑貌却挥之不去。正如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歌“青藏高原”所唱：那是一首无言的歌，是一种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张志红：1957年出生，1972年12月入伍，曾任西藏军区通信总站电报中队报务员，七营二连副指导员，82年起任东海舰队航空兵通信站三中队副指导员，东航俱乐部干事，主任。97年转业至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201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