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消灭“地主阶级”？

“土豪”，在近百年前代表的意义和人群与今时今日截然不同。那时的“土豪”不是用来羡慕的，而是用来“打”的，不为别的，只为他们手里掌控着的足以决定亿万百姓填饱肚子还是疲劳饿死的田地。

在那之前，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传统已经沿袭千年，与当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顽固而稳定。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决心消灭地主阶级，是怎样的时局与机缘促成中国走上彻底的土地改革之路呢？这要从上世纪的时代交错和社会大碰撞中寻找答案。

古代土豪形象

中国土地资源的特殊性

“中国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这是中国耕地与人口的现状。中国疆域西南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西北又多沙漠荒地，可耕作面积一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东部。

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口一直不少，如何以有限的土地养活庞大的人口是中国面对了千年的难题。为了应对土地匮乏带来的粮食危机，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储备粮、屯粮的制度。

相比之下，西方地广人稀，许多国家可耕地大大超出人口所需，可以发展大农场出口小麦、大豆等规模作物，闲置的土地也不在少数。

就连与我们人口相近的印度，人均耕地也在我们的1.3倍左右，且他们的23.5亿亩可耕地大多数都是优质土地，而我们的17.8亿亩土地品质分级严重，14亿人口人均耕地不足1.3亩，土地资源匮乏尤其严重。中国这种土地资源的特殊性使得“地主”这种存在变成了一种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

“地主”对中国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倾轧哲学

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个理论：我们的老祖宗起初只养了一只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又换来了羊，羊养大就变成了牛，祖父将家里的一百亩地变成了两百亩地。

这是大地主徐家的发家史，也蕴藏着地主的扩张哲学：没钱的平民攒钱买一亩地，经过耕耘和积累就能赚来两亩，几代后就变成一百亩。

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不必再辛劳，只要找贫苦的农民做工就可安享富贵，一百亩很快变两百亩土地，两百亩更快变成四百亩。

只要政府政策稳定，地主们通过雇长工、租地给佃农等方式就可以维护和增长家产，只要不像“徐富贵”那样吃喝嫖赌去败家，财富就可以代代相传。

面对中国地少人多的特性，少数人占有多数土地就意味着其余的多数穷人要面对饿肚子的生存困境。历史上，一些地主仁德，常常施舍做慈善，救助穷苦百姓，与雇工关系也融洽；一些地主跋扈，凭资产霸凌一方，甚至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或扩张权势私自培养武装力量，发动军事对抗。

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在一个土地资源不足的国家，地主只要占有大量土地，无论其人仁德还是暴虐，都无形中倾轧穷苦的农民，侵占集体资源，拖累社会发展。

地主——工业革命前中国剥削阶级的大代表

如果说工业时代最大的剥削阶级无疑是资本家，那么农耕社会的最大剥削阶级无疑就是地主。清末的闭关锁国和之后的百年动荡导致中国工业革命起步很晚，长久处于落后的农耕状态。

混乱的战时和战后时期，人们想不到发展和致富，而是生存，而这种生存就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独占大多数土地的地主就成了剥削阶级的最大代表，注定要被视为全民公敌。

在革命爆发前，中国人受传统皇权和儒家文化洗礼，没有分明的民主、人权观，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并不迫切。清覆灭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某民主义，“民族”可以看做对封建统治和外部侵略的反抗，“民权”和“民生”则对内的大团结。

虽然某民主义最终未能实现，但平民权利和平均地权的倡议成为土地革命的先导，启迪了后来革命领导者，让最广大的贫困民众看到了希望之光，也使得地主这个群体的危害更广泛地暴露出来。

地主家庭

1927年，南昌起义为农民武装抗争打开局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纲领将农民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关键环节，“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带来了一场变革。

根据地的分地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土豪”开始成为众矢之的，在全国轰轰烈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上不断被打压、清算。

建国后，中国积贫积弱，政治领袖们意识到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释放最广大的农民生产力，农民的阶级敌人——地主就成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阻碍，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

为此，全国推广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几年间对地主阶级发动了几波血洗，1956年，风光千年的地主终于从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

“地主”在世界各国的现状与困境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上世纪后半叶消失得很彻底，现在仍维持着农业人口人均分地模式。此时地球的另一边，美国、欧洲、南美等国家还有很多仍采取土地私有模式，这一方面因为这些地区地广人稀，人均用地面积大，不存在耕地积压的状况，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给广大人民造成生存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欧美等国家工业早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扩大，吸纳了大量的人口，务农的人越来越少，私有化更能实现土地效能最大化。

随着中国农业改革，未来从事农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不排除国内某一天还会推广少数人承包大片土地的农场模式，但农场主不太可能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做“租户”地主。

从各国现状来看，土地私有的模式弊病正在凸显。人生来有自利和防御本能，地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侵占、破坏自己的土地，这在国际上引发了普遍性难题，比如各国都想建成中国这样完善庞大的基建系统，但那些土地私有的国家想建一条高铁，征地、选线这样的初步计划都常常二十年悬而不决；

一些政府想减少贫困，给底层人一碗饭吃，但伤及地主利益的政策从来无法推行；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失业了可以继续回农村种地维生，西方没有土地的民众却不得不领政府救济，无法维生的甚至参与暴乱抢砸。

这些尴尬的情况无疑在拖国家和人类发展的后腿，成为挡在底层人脱离底层的障碍，唯有彻底的土地革命才能解决。但在这个文明和免战的时代，需要大量流血才能实现的革命还能开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土地私有制消失后还可以有土地公有制，地主消失后还可以有生产合作社、土地承包制。没了地主，社会照常运行，但广大民众痛苦，国家就注定动荡坎坷。

中国消灭地主阶级是当时的时势使然，也切实换来了全民生存，全民生产力解放和全民发展，虽然尚未实现“天下大同”的究极共产主义，但让穷苦百姓都有一块耕地赖以生存，悲戚饿死许多人的年代一去不返，就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实现了最基础的人权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