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记录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很关注纪录片《尘默呼吸》。

这部纪录片由重庆青年导演李维拍摄，聚焦西南山区一个尘肺病家庭的故事，在不少影展都得到很不错的评价。

虽然很多朋友暂时还无缘得见这部电影。但我们真的很好奇这部电影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了现居中国台湾的选凝来写这篇文章，一起看一看《尘默呼吸》和它背后的故事。

以下为选凝文章。

《尘默呼吸》是今年金马奖入围名单里来自中国大陆的唯一长片。

这部出自90后纪录片创作者李维的作品，此前已在2022年中国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再见真实奖”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评审认为该片“极具悲悯情怀”“以诚意和尊重展现静谧的力量”，也在生命趋向尽头的死亡现场尝试探问：

“纪录片和纪录片创作者能扮演何种角色？”

《尘默呼吸》的拍摄对象大章是晚期尘肺病患者。

创作者记录下了大章卧病在床的生命最后阶段，以及他与家人的日常相处。

“尘肺病人”的群体叙事通常指向与索赔抗争相关的诉求，或是职业伤害的结构困境，但该片却聚焦在具体的生活状态，用微观视角去呈现一个普通尘肺病家庭所承受的艰难“后果”。

大章喘息吃力、肢体肿胀，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终点，而他身后即将失去唯一男性劳动力的农村家庭里，妻子早已不知所踪，留下三个稚嫩子女和老迈双亲，在极为贫瘠的乡野环境中过活。

年幼孩童跑进跑出嬉闹尚不知死亡为何物，与垂死父亲日渐衰弱的病躯形成残酷映照。

眼睁睁看着死亡降临却无能为力的极端压抑感受，会让人看完该片后久久回不过神。而与死亡相伴的重压，是这个家庭令人窒息的贫困处境。比悲哀更悲哀的事实是，片尾字幕告诉我们，中国有600万个这样的尘肺农民家庭。

大章的生命结束在2018年夏天。

在官方叙事里，尘肺病防治“减增量”自2019年起已卓有成效。某地级市卫健委职业病科的负责人说，病因溯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打工的那批农民工过世之后，尘肺在中国可能就会成为历史名词。

个体的苦难就像一粒尘，在不被看见的角落里轻轻抹去，而这更突显出了近距离凝视私人场域的必要性。

导演李维提供的是一种控诉与维权视角之外的尘肺病记录。

那些更宏大的追问在新闻特稿中早已出现过，但病人真正日常的痛苦、每一次的艰难呼吸，却只有影像能耐心地长时间捕捉。

多数时间里，镜头前的大张都是沉默的，讲话对他来说是极耗费体力且困难的事情，导演也不愿更不忍从他口中去求得任何“答案”，摄影机记录下的一切已经是答案本身。

尘肺病的背景脉络，诸如缺乏劳动保护、赔偿制度的不健全、救济管道的缺失，乃至经济发展神话对底层农民工的无情吸血，我们根本不必透过该片去补课。

纪录片不是调查报道，所以创作者并非浅尝辄止不肯追问深挖，而是“沉默”本身就是影像所独有的强大力量。这无形中又和尘肺农民作为现实中“失语”的一群人的无奈隐忍状况相合。

让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声音设计。

葬礼结束后的突然消音，恰到好处地让情绪戛然而止在最悲恸时刻。大音希声，有观众评价那个片段“全场只听到呼吸”，却让人“感到难以呼吸”。

其次是镜头的冷静克制。

介入拍摄对象私生活的纪录片创作，和人类学研究一样要面对伦理的拿捏权衡，而导演在记录这场慢性死亡的过程中，甚至本能地一直在“后退”，他回避了所有最沉重刺痛（但煽情有效）的场景，也“悬置”了与大章的交流，而是更多去和孩子们互动，并从包括大章父母、村民、志工等旁人的交流中完成基本叙事。

你明显能感受到创作者是把他的拍摄对象当成“人”，而不是“特稿主角”，所以该片既有恪守人性温度的冷静，也不会为了所谓“客观”去假装摄影机不存在，当小女孩让导演拉她一下时，导演就伸手了，细微之处也能看到悲悯。

《尘默呼吸》更充分体现了纪录片最动人也最伤感的本质：在记录见证的同时，被拍摄者的生命也消逝而去。

那纪录片创作者又能从中扮演何种角色？

导演选择的立场其实是静静陪伴。他出现在大章昏暗的房间里，听着彼此的呼吸声，陪大章走完最后的半年时光。

反而房间之外，在手持摄影里调皮玩耍不知人世悲凉的姐弟，更牵动观众内心，孩子们未来能否摆脱贫困的循环其实茫然无解，但至少这部纪录片为他们留存下了与生命将尽的父亲最后的相处时刻。

归根结底，这是献给大章一家人的作品，但这样的记录却值得被所有人看见。

作者简介：选凝，影评人，文化评论人，前中国香港媒体人，台大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现居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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