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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轶群:国际通信网是如何构建与运用的——从近代中国与电报的相遇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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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变”的时代。西方“声光化电”之学的传入,更增添了这种“变”的激烈性与复杂性。随着研究深入与观念转变,学者愈来愈认识到物质技术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程度与深层影响。可以说,物质技术史的兴起是当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趋向之一。

2022年10月2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3期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次读书班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轶群副研究员分享其新著《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建构与运用(1870-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首先由薛轶群作题为《国际通信网是如何构建与运用的——从近代中国与电报的相遇谈起》的报告,随后由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宪阁、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齐小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吉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张文洋进行评议。四位评议人近期研究方向分别为近代新闻与传播、中共无线通信技术、近代中日关系、晚清电报技术,得益于专业相邻与视角的针对性,评议不仅深化了既有议题的讨论,更指出未来研究中值得留意的若干面向。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及部分听众问答。


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书影

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和各位讨论拙著,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我大概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一)研究缘起

关于电报的研究缘起,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硕士论文。因为是写近代中国的抵制外货运动,最初关注到各地商人、学生团体,他们经常使用电报相互联络,并将自身的主张以通电的形式广为宣传。报纸也会及时报道相关动向,这样一个网络甚至可以延伸到海外。因此,像最早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以及之后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海内外相互支援的声势都非常浩大。在其中,我认为电报传递的迅捷性,对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高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我就想探讨西方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产生的影响。最终仍选择电报作为切入点,除了上面的因缘,主要还有以下两个考虑。

首先,电报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都有着密切关联。电报通讯网构建的原动力,是经济贸易的客观要求。随着应用日益广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看不见的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亦被重视,与政治关联自然更深。这一点同样表现在电报进入近代中国的过程当中。自1860年代以来,列强如英、法、美、俄,其实都提出要在中国架设电线。但清政府犹疑不定,多次拒绝了这些请求。一方面是对电报会带来的商业利益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信息流动控制权的担忧。直到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80年曾纪泽赴俄谈判,清政府在处理边疆危机时因讯息迟缓陷入被动后,重新认识到电报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经李鸿章上奏请办,终于决定开办电报。当然,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已向海外派遣驻外公使,虽然其时尚未允准开办电报,但是驻外使臣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内的联系,逐渐开始运用电报,这方面的经验同样作了一些铺垫。概括的说,电报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大致遵循着一种政治优先的逻辑。从开办后清政府的关注点也能看出这一逻辑的延续性,军国大计相关文件在发电中的优先级远超经济事务。政府之间的电报即官电,被放在第一等,一般商业或民用电报只能后排。

第二是中国与国际电信网的关系。在既往研究中,国内外关于电报其实都有很多的积累。一方面是电信通史类的研究;再是主管电信事业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的研究;还有就是关于国际关系、对外交涉方面的研究。近年关于电信的研究,在知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硕、博论文。相关成果其实不少,但是,涉及中国与国际通信网关系方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薄弱,其实有很多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一方面因为最初中国是被动卷入,以往我们比较强调列强侵略、利权丧失的面向,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通信网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用的过程中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都无法完全排除外国的因素,还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共存”关系。当时中国政府也会利用相关企业、国家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从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构想与尝试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但都体现出一定的主体性。而其中的努力与挫折,正是融入全球通信秩序艰辛历程的反映,在认识近代中国如何走向世界的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的反思借鉴作用。


薛軼群:《近代中国の電信建設と対外交渉》,勁草書房2016年

(二)三个分析角度

全书的写作,大概基于三个角度展开。首先是通讯技术的革新与通信专利权的关系。最早进入中国的电报公司有两家,分别是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他们凭借在有线时代,包括水线和陆线敷设的先行优势,在国际通信网上确立了垄断性地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又发明了无线通信技术。两次通讯技术的革新深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自然概莫能外,这就关联到近代中国的通信专利权问题。专利权包括很多方面,大体上有水线的敷设权、水线的登陆权、国际通信的垄断权等,围绕专利权的多重要素而制定的相关条款,也是历次对外交涉的焦点。技术的革新如何影响既有的通信秩序,中国政府对此又是如何考量与应对的,其实践的成效与局限,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角度,是从多边框架审视中国与各方的博弈,主要包括企业与国家两方面。因为涉及交涉的对象,既有大北、大东、美国太平洋商务水线等外商电报公司,也包括日本、英国、美国政府等。无论是清末大北、大东公司的垄断体制,还是北京政府时期的无线电合同纠纷,都受到多边框架的制约。中国作为自始至终的交涉的主体,必须直面各方迥异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因此经常可能处于被动状态。但并非对手提出要求,就一味听之任之,亦试图利用这个列强之间的制衡关系,努力达成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存在不同部门间的意见分歧,包括晚清时期主管电信事业的中国电报总局、主管电信事业的邮传部。进入民国,又演变成海军、陆军、交通部之间的纠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围绕着无线电管辖权,建设委员会和交通部亦起冲突。

这些不同层级、部门间的纠纷,又关系到第三个角度,中国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内部各主体间有何意见分歧,是否达成共识,导致了中国采取何种因应措施,这也是一个分析的重点。

下面是1903年全球水线通信网略图,可以较直观地看出国际通信网的分布情况。用红笔圈出的就是远东地区,当时有两条主要通信线路。一条称之为北线,由大北电报公司经营,从上海连接长崎再连接海参崴,然后经过俄国的陆线,通往欧洲。还有一条从香港通往印度,再经地中海水线,与英国本土相连,由大东公司经理。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的线路,由大北和大东公司共同经理。可以看到,当时的线路其实还是以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为主体,这也是通讯的中心所在。另外,在1903年,美国的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已经跨越太平洋,敷设了连接檀香山—中途岛—关岛一马尼拉—上海的水线,之后又自关岛敷设支线至小笠原群岛实现与日本的连接。这是基本的国际通信网概况。


接下来是一张清末的国内电信概略图,出自《大清帝国全图》。蓝线由我标出,五角星是北京。可以看到,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已有线路连接。当然,边疆地区交通不便,应该仅接到大城市,下级的信息传递,仍要依靠驿站或邮局等手段。但在东南沿海,已经是星罗棋布。我们知道在东南互保时期,北方线路基本中断的情况下,清朝是靠着东南督抚相互之间的联络,才度过这样一个危局。总体上看,在中国的主要省份,干线已经基本覆盖。


(三)具体写作体会

具体内容书里都有详述,在此就在此不再展开。我想分享一些写作过程里印象较深,或是以往关注较少的地方。一方面涉及人物,有几位是中层人物。海斌兄用过“中等人物”这样一个概念,我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这样的人物,非常有共鸣。在对外交涉中,有些人不是那么位高权重,但具备专业知识,受到首脑的信任,在决策时起到智囊作用。这些人物的活动往往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其实有更大的讨论空间。


张德彝,1847-1918

这边列举的第一个,就是我称之为中文电码本先驱的张德彝,他在法国人威基谒(Septime Auguste Viguier)的电码本基础上改良,大概于1871年编辑完成了《电信新法》。此人履历非常有趣,同文馆出身,1866年跟随斌椿使团游历欧洲,第二年又随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到1870年,因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他随着崇厚出使法国。在出使过程中,编成了这样一个中文电码本。他先后八次出使外国,留下了《航海述奇》八部,总字数超过200万字,在日记里,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电报的记载,尤其是详细记录了《电信新法》的编辑过程。还值得一提的是,无线电发明之后,1899年马可尼进行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通报实验,当时张德彝正好在驻英公使馆任参赞,所以也留下了记录,预测无线电的发展前景广阔。这也可成为我们反观清政府的一个视点。从1860到1880年代,清政府一直拒绝引进电报。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线电报甫一出现,清政府即有所意识,袁世凯编练新军,已经开始引入无线电,同时聘请意大利的技师。到1909年,清政府还制定了管理无线电报的条例,与此同时邮传部在交通传习所开设无线电速成班,致力培养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相较于有线电报时期,此时清政府对无线电报的应用,认识上已经有了转变。


张德彝编《电信新法》,以四位数字表示汉字,奠定了以后中文电码本的基础

接下来是一位丹麦人顾问,德连陞(Frederik Michael Nicolai Dresing),他在晚清担任过中国电报总局的洋总管,1912年在北京病逝。简单地看,他在1884年进入大北公司,先后被派驻到欧洲和中国,在中国起先于上海电报高等学堂但任总教习,1905年出任中国电报总局洋总管。德连陞在技术上有很多改良提议,还多次代表清政府参与电信方面的对外交涉,出席国际电政的会议。我在日方档案中发现,虽然是作为中国代表,但他还多次发密电给日本外务省。这些密电的落款都以代号表示,通过分析密电内容,可以猜到发电者原来就是德连陞。除了中日关于东三省电信条约的交涉,在日俄战争时,他也将中国的政情及其它秘密报告,发给日本。留意到他身份与行为的出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能多深入一层。另外,既然他与日本有频繁的联系,那么他是否会将相关信息同时向原雇主大北公司报告?这还需要从大北公司的档案中去追寻,也是以后值得关注的方面。


Jesper Jespersen Bahnson,1875-1962

前两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层人物。第三位是大北电报公司远东地区的总经理彭生(Jesper Jespersen Bahnson),主要负责中国与日本方面的事务。彭生原来是军人,在进入大北公司后调往上海,担任远东地区的总经理近三十年,于1935年离任。他在上海的丹麦人商团当中是领袖人物,作为中国的交涉对手,以谈判时难缠的作风而广为人知。书中第六章运用大北公司档案,谈到过他的谈判策略。因为彭生还主管日本地区,日方档案馆也有很多与他交涉的史料。在丹麦国家档案馆里还有一些他的个人日记与工作记录,有待进一步解读。在丹麦的国家档案馆、皇家图书馆里,其实有许多丹麦籍技师、顾问的个人资料,因为大北公司很早就进入东亚地区,这些资料对研究中、日相关史事都有助益,值得发掘。

(四)中国融入国际通信网的日本因素、密电的编译与破译

与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书中我用了许多日方档案。在中国融入国际通信网的过程当中,日本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日本和中国同时被纳入全球通信网,上海至长崎再至海参崴的线路于1871年正式开通。清政府当时并未承认这一线路的合法性,但仍不免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则直接承认了这一线路,也就是说,他们已有意识地运用电报与全球相联系。

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同样赋予了大北公司的国际通信专利权。背景是因为日方希望与朝鲜半岛建立联系,委托大北公司敷设长崎至釜山的水线。1880年,大北公司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获得日方二十年国际通信的垄断权,到1900年,延期十年。因此直到明治结束,日本才在名义上摆脱了大北的垄断。因为中国的国际通信同样被大北垄断,中日之间的通信其实长时期受到束缚。日本一方面有摆脱大北公司垄断的诉求,另一方面更有在东北亚扩张通信利权的野心。从1880年代到甲午战争,中日围绕在朝鲜半岛敷设电线,进行过激烈竞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三省,主要是南满地区,试图扩张,清政府也有过反制。到北京政府时期中、日、美无线电合同的纠纷,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日无线电台的联络,包括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日本强行接收一度托管给美方的上海国际电台,这方面我在书里也有阐述。从长程来看,日本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需要把它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予以关注。

下面这个问题与通信网的运用有关,就是密电编译与破译。密电本,包括密电的运用,其实是研究政治外交史的一把钥匙。我们现在看到的著名政治人物,比方说李鸿章、张之洞的全集里,其实就有收入数量相当多的电报,盛宣怀档案里更是如此。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电报,已经是编译完的文本,最初的发电稿或者收电稿只有去查原档还有机会看到。而与编译这一行为相关的密电码、密电本,对人物关系、政治事件、中外交涉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尤其是史料形成过程中的几个要素需要注意,如收发电的时间、经手人。因为电报拍发会有突发情况,像当时水线不太稳定,存在故障或延迟,有可能出现先发后到或后发先到的现象,所以分析必须注意时间。同样,关涉到机密程度较高的电报,在译电时就不会假手一般电局的译报生,如《中俄密约》谈判时,与李鸿章的往来电报就只由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张荫桓经手,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措施。总之,需要以动态的视野观察电报的形成。

另一方面是密电破译。这在政治、外交的研究中深受关注,较著名的如甲午战争时的电报泄密,吉辰老师有很好的研究。我的书里也提到,早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日本就已破译了中国的外交密电。换言之,日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国内电信事业的建设,包括驻日使馆和其本国之间的联络。日方很早具备这样的经验,而且解密手段很多,除了破译密电本,还有收买电局译报生等等。讨论电报保密制度,除了相关规章的变迁外,也不能忽视贯穿其中的个人因素。

总之,我的研究大概是一个初步尝试,其实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比如技术与政治的互动,清末到民国通电现象的出现,对政治生态有何影响?以及技术在军队通信中的应用,这方面齐小林老师有专门研究,我很期待听到他的高见。另外是通信技术与现代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的关系,可以立足于通信网进行研究。还有,就是电报的运用带来了对政治体系的新的统合。我个人感觉,清政府的传统奏折制度是一种皇帝与高级官员纵向的信息往来,当然各地督抚通过在京的坐探、朋友,会有一些交流中枢机密的隐性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往返较为费时。电报出现之后,通信效率大大提高,不仅出现“电奏”“电旨”,各地督抚之间横向联络的广度与密度都比以往大为扩展。尤其面对如东南互保一类的重大决策,相互之间可以协商,以联名上奏的形式,获得一定活动空间。总体来看,可深入讨论的问题点还有很多,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投入进来,提高研究水平。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清朝《电报档》,光绪十年(1884)

齐小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其实我很早读到薛老师这本专著。这本书出版评议的时候,刚好是我写的评议书。我细细读过,有两个明显感觉。一是本书的研究时段跨越了晚清、民国,且运用多国史料,把相关面相丰富地展现出来,从我们做研究的角度来讲,能帮助补充很多必要的背景性知识。事实上我读完之后,就顺着它的资料去吸收了一些成果,非常受益。这本书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性著作。

另外一点是,我感到薛老师在书里想贯彻一种新的视角。在描述国与国的交涉时,薛老师更侧重的其实是双方之间的妥协,尤其是围绕整个技术应用的合作来讲。事实上,一项新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如果没有各个国家之间适度的妥协与调适,它是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的。这样一个角度非常有意义,我们现在讲全球化,应该去突出这样一个视角,当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不容忽视。所谓的妥协与调试,必然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完成的。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我自己研究当中的困惑。我在研究中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足。我特别想写一篇关于中共密码的文章,但发现自己的数学知识或者关于密码本身的知识是不够的,只能描述事件本身,如果要将其中很精巧的那部分呈现出来,还没有那样的知识储备。就是说,任何一个技术史的研究,适度具备技术背景,比单纯的历史角度,要更好一些。当然,如果只具备专业技术的知识,不具备历史学的训练,研究也难以完成,毕竟历史学者关注的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

再有,就是薛老师最后说到和其他问题的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对此我也深有体会。现有的专题研究怎样同我们所关注的论题有机结合,对电报也好或者其他技术也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比如我能够把中共电报应用的状态呈现出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将这种状态与中共的政治运行、战役战斗等结合起来。如果能够通过某一个事件也好,通过某一次战役也好,真正地把这样一种专题性的研究和军事、政治融合起来,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我自己也想往这方面走一走,但挑战是严峻的。现在也有一些老师试图将电报、媒体、传播、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研究,可经典性的、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仍没有出现。这可能是以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最后,我想说的是,近代史领域也好,中共革命史领域也好,此前我们所忽略的技术的研究,已经逐渐兴起,大家开始关注到物质技术变革在近代中国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虽然目前还不能真正地把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关联比较精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但任何一种研究总需要去开拓。只有先把专题性的研究一点点做好,才能可能跨过这个阶段去做出更精细的东西。技术史和物质史的研究,值得大力提倡和呼吁。


1937年9月26日,朱德、彭德怀关于115师平型关大捷的电报

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我不像小林兄与文洋兄专门研究电报,不过对电报也比较感兴趣。阅读本书有几点体会。第一是资料非常丰富,全书249页,不算很厚,但是参考文献目录有20多页,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搜集资料所下的功夫。特别是书中运用了很多稀见史料,如日本递信综合博物馆、丹麦国家档案馆藏资料,比较起来“国史馆”、FO档案都不算“稀见”了。如果要说在此基础上还要拓展,我能想到的主要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档案室藏大北公司档案,但我相信轶群兄一定知道这个档案。

第二点是这本书写得非常硬核,在技术层面用力相当深,特别是第二章讲电码本和第四章讲无线电技术的部分。小林兄和文洋兄的研究,也都有同样的优点。

第三点是关于本书的主旨,应该说主要是围绕着利权展开。以往学界在电报利权方面总体观点是揭露列强对利权的侵夺和中国政府利权的丧失,不能说不对,但不够全面。本书显示出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这方面并不是软弱无能的,在列强的夹缝中间有相当的作为。这让我想到唐启华老师对北京政府外交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以往外交官在非常极端条件下做出的努力,试图重新做一种历史还原。

第四点轶群兄在刚才的报告中提到了,就是书中和电报相关的一些“中层人物”,这个用词让我想到海斌老师关注的晚清政治中的“中等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德连陞。这个人地位不算特别高,在电报利权交涉中很关键,还有点间谍的意味。由此我就想到另外一些中层人物,就是中国的电报局官员。之所以想到这些人,是因为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册光绪十七年一位清朝官员致各处的年节贺信底稿,当事人应该是东三省的电报分局总办,估计也就是候补知府或候补知县这种程度,但他写信的对象从东三省的将军到知县级官员都有,这样人脉的广度有点超乎意外。我想,这些官员从事电报业务,对于他们的政治生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们能利用的材料可能比较有限,但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思考的点。

第五点就是电报的建设初衷往往在军事,比方说东三省,刚才报告也提到了电报的军事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太够,我觉得可以结合近年开放或者出版的一些资料来进行个案研究。还有就是在军事场合当中使用的密电,有待深入的地方也不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场合往往因为行动机密,会启用新的密码。比如这本书指出壬午兵变期间清政府一开始使用《电报新编》,但是后来改用比较少见的《电报简编》。另外,我在日本看到过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和叶志超往来电报的抄本,里面提到叶志超驻扎山海关准备出兵的时候,收到袁世凯电报,却翻译不出,因为来电用了比较新的新法密码(新新法),山海关电报局都没有,所以请求李鸿章赶紧派人送一份。这也体现出当时清军使用密码电报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还有一些比较题外的思考。这本书讲的主要是国际电报网,但是除了官方之外,在中国民间,对于普通人来说,电报的意义是什么?从宏观上看,我们知道民用电报的使用量比较大,但微观层面,老百姓到底怎样用电报,这方面就显得很模糊。据我了解,大概一方面是处理比较紧急的家庭事务。比方说我在张之洞档案里就看到了很多关于其家事的电报,当然这肯定不能算是真正的民用电报,因为是用官费报销的。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进京当大学士不久,留在湖北的儿子们打电报报告他们的母亲病危。张之洞回电传话,表示这位姨太太进门十八年,性情和顺,作风俭朴,张之洞很敬重她,现在人要过世了,觉得很歉然,叮嘱要把话带到,甚至要求儿子买留声机把遗言录下来,还几次发电报询问病情与提出用药意见。再比如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个情节是主人公接到家乡打来的电报,第一反应是吃惊,因为一般来说电报讲的都不是好事,他自己拿《电报新编》翻译出来,结果是“母病危速归”。其实是家乡的亲戚骗他,希望他能回家。这是一个反映普通人使用电报的生动例子。

家事之外,民用电报的另一功能就是传递商业信息。我今年初看到对一篇英文论文的介绍,是几位做量化研究的学者写的,主要结论是晚清电报网的建设平抑了各地粮价的差异,促进了粮食市场的整合。初看很有新意,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对比电报建设的发展与粮价的变化,似乎没有扎实的证据链和鲜活的个案。我也听到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批评说商人了解粮价不需要打电报,因为粮价不像股价那样瞬息万变,电报性价比太低,写信就足够,这方面应该研究当时的民信局。不过商人肯定也是会用电报的,那么哪个行业的商人在什么场合使用电报、频率如何,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难度也比较大。


晚清电报局内部

张文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就是以晚清电报为中心的讨论,不过我是把它分成电线、电码本和电报局三个角度展开的。薛老师的书也是很早成为我需要参考的先行研究,我在这里说一些学习体会。

首先薛老师这本书的题目非常有趣,尤其是主标题“万里关山一线通”。一开始引起了我的一些误解,仔细读完全书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自己冒昧地做一点阐发。“万里关山”直观上是一个地理或者基建意义上的东西,也是电报系统的基础与结构。同时,其中又有文化的观念因素,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天下和世界。随着技术革新,观念也在其中转变。这些关联到书中关心和讨论的沿海水线问题,陆线接线、水线问题引出的东北亚区域问题等。从这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电报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关山”的国内、陆地的意义。水线、海线、长波无线电、短波无线电,这些在江河湖海、山峰天空中的信息技术与方式,向着一线通的终极理想完善和发展。“一线通”最初的认识大概是有形的陆路电线或海底电缆,不过在技术理想状态下反而是无线电更能达致背后点对点的直接沟通、联通的目的。不过,薛老师的书里也谈到几乎每一个以不同方式进入中国的强权国家,都想分得中国的电报利权,其实都追求在这片土地上以及与本国实现“一线通”。因此会涉及到不同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背后不同国家、公司、部门的博弈。这种群体性的交错与各个主体追求的“一线”相结合,就形成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信息技术环境。关于“通”的部分,薛老师书中不仅讨论了硬件的建设,实际上更具体到一份电报怎样去收发、解码、破译的过程,“通”的背后关联到从硬件到软件的变迁。这是我通读全书之后,整体上的理解。

全书有几个突出的贡献点。一是跨越了晚清和民国,现在的研究基本分裂成两个部分,但实际上晚清的很多材料或问题都是指向民国的,中间难以割裂。二是涉及到特别重要的无线电,尤其提到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短波电线技术的转折,这还可以深入讨论。三是不同国家、机构间交涉的具体展现,如何争执、协调与让步。


威基谒(S.A.Viguer)编纂《电报新书》,同治十一年(1872)

然后谈一些我具体阅读的收获或是想法。

一是薛老师谈到了大东、大北公司在1880年代所签合同,有二十年的期限,而近二十年后刚好又迎来了无线技术的突破,我会去想这背后是否会有电报公司角度技术上的考量,有我们平时没有观察到的脉络存在?

二是其中涉及很多国家、机构间的复杂对立,把握这种对抗和共存关系的微妙,比我们片面地理解谁输谁赢可能会更有启发。

三是虽然说以电报为依托形成了“国际通信网”,但不同国家的视野和视角是完全不同的,东北是一个较典型的观察点,中国与日本的东北认识就严重冲突,不能强行在全球的概念中加以理解,这其中有不同区域、地理范围意义上的层次。

四是关于电报和铁路或是电报和报纸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并不特别具有针对性,这两种媒介交错产生的能量,还没有很好地挖掘或讨论,值得延伸。

五是刚才吉辰兄谈到具体电码本在政治或军事中的变化,我自己读盛宣怀档案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有趣的例子。甲午战争时期,盛宣怀发电时,电码要用旧本而非新本,因为新本有发报员不熟悉,很多地方也没有收到新本等客观因素,这对于我们理解电报实际操作可以提供很好的例子。

六是我前几年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查资料,看到好几张1930年代的电报地图,上面会具体说明电台往某地发电。所以,方向性或者线路问题在无线电中也是存在,而且也很重要。电报不是随便地发;反过来,既然有方向性,也就可以去追踪方向和位置,这是我们在无线电使用时代的政治、战争中经常看到的侦查、泄露等问题,这是值得留意的。

七是在具体技术应用中,有很多具体而深入的面向。如齐小林老师无线电研究呈现的,不同电报员甚至有自己的发报手法。我们也知道不同的电报机器都有自己的一套用法,除了密码外,无线电也涉及到呼号、频率等等问题。当我们去讨论具体事件时,这种情境是非常历史化的,不仅仅是面上的技术,也具体到某一个人,他也有自己的使用习惯,如何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回到历史情境中去,是相关研究的难点。

八是人的问题,比如晚清我们知道留学学生以广东、上海、江浙为大宗,民国时期的交通部里其实有一大群人是巴黎毕业,他们其实有一个团体,也有去引进法国的一些技术。这种群体性因素会有哪些表现与影响,也很有意思。除了官僚技术人员,我们还可以看到工会、商人群体隐约的影响,这些群体的活动与影响会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线索。

刘宪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最初关注电报是因为上课。比如新闻传播史课程,会讲到作为中国电信历史重要象征的北京电报大楼在2017年夏天停业;后来上思想史课程,也涉及马克思对电报这种闪电式传播方式的看法,特别是和铁路、轮船等基础设施一样,作为新式媒介带来的“以时间换空间”等传播效应。这些都让我认识到电报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刚才文洋兄对这本书的标题作了很精妙的解读,我也想谈一点想法。海斌兄提到新闻传播界孙藜老师的著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其实他原来的博士论文的主标题也是很文艺的,叫作“飞线苦驰万里天”。相对而言,“万里关山一线通”偏轻松,甚至带有某种技术进步主义的乐观期许;而“飞线苦驰万里天”则如题名之“苦”,透露出更加多元、复杂甚至情感的维度。为何会有这种倾向的差别?这是饶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讨论中大家注意到电报除了有线,还有无线的部分。后者让人想起那部很有名的革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我感兴趣的是:电波显然是无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都会去讲有形的“线”?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谈到电报时,也是放在online即在线背景下(这甚至令人想到有名的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换言之,明明知道电波有无线甚至无形的状况,那为什么去强调线/line这样的物质性表现或意象?我感觉这其实涉及怎么去理解它。类似的,包括电报、电话的电(电子),和我们说的电灯、电车的电(电力),显然不是一个意义上的“电”。再联想古代中国的电(闪电)涵义,为什么近代中国人翻译的时候,会以“电报”来对译?这里面可能有一连串的问题。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

书的副标题为“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建构与运用”。整体读下来,关于如何通过外交努力实现国际通信网的建构讲得相对较多。而运用的部分,包括军事、政治、商业乃至新闻传播等领域的运用,则表现得不是特别多。通读全书,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点就是薛老师的表述相当克制。特别是在这么长的时段中,谈到若干具体事件时,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用了一些如“可能”“或许”之类的用语,让人感受到史学的严谨和分寸感。

薛老师介绍研究缘起时说是因为抵制外货运动等逐步关联到电报及民族主义。这里面就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是书中经常用到“利权”概念,我很想知道这个“利权”究竟指什么?当然书中引了周永明的一段话做了宏观说明,后面阐述具体交涉过程中也谈到双方在电报费用上的分配问题,那么对当事人来说,“利”是指经济上的利益,还是也可以指其它的东西?与此相关,“权”是什么?我们看到书里引了不少材料,但是时人到底如何认识“权”的观念, 是国权、主权还是别的概念?从书中论述的国民党时期的情况看,这种“权”可能也包括了“国际宣传”,特别是考虑到1920年代以后有关外国通讯社对华“新闻侵略”等诸种论述,事实上电报话题已经涉及电信主权甚至信息主权。我个人感觉,从清末到1930年代前后,“权”的意味可能已经有所变化、调整和拓展。不知道薛老师在阅读史料和写作过程中怎样去看这个问题。

第二是电报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我想到一本书,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印刷机或者说印刷资本主义出现之后,印出了不同民族语言的圣经、小说甚至报刊等出版物,因而在阅读同样语言的出版品时,产生了我们都是德国人、我们都是法国人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感觉。如果说印刷媒介跟民族想象确有关联,那么今天的电视、网络等媒介,跟民族主义是否也可以产生某种相关的逻辑?乃至现在讨论的电报,是否也可以挪用类似的观察角度和论述逻辑。刚才小林兄谈到物的、技术的研究,其实当下传播学也在关注物质性,包括铁路、互联网等类似于基础设施意义上的媒介。因而,如果我们从近代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去考虑电报媒介与民族想象,再把一些带有思想史意味的东西放进来,那延续本书的话题,我想后面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与此相关,就是如何去理解传播、沟通亦即英文副标题里的communication。薛老师书里多次提到晚清民国的邮政、邮传、交通部,今天还有交通银行。这里的交通,包括《中西交通史》等名作里的交通,更多可能指跨文化的或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传播性交流,而非今天意义上的铁路运输之类。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现代理解/表达与晚清时人接触的西式观念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联?不知道薛老师是否注意过相关史料。

各位老师都讨论到电报的使用,从媒介使用或者社会史角度来看也很有意思。比如书中提到电奏。传统时代大臣写奏折,可能很严肃,甚至沐浴更衣,想象着面对皇帝写作,态度很恭谨。但在通过电报发送奏折的时代,进行沟通的双方之外,还会有一批发电、收电、译电等中介技术人员,他们负责将文字翻译成电码、再从电码解读成文,那么这些人还会以写信或是写奏折那样的态度对待吗?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的电报使用,也有些饶有趣味的话题。比如19世纪上半叶欧洲、美国那些报纸的信息传播周期,与轮船航班相关。受此启发,有学者专门研究过上海近代报纸和轮船业之间的关联。如果说早期新闻的生产依托于另一种时间和空间,那么电报产生之后,这种时间—空间感也变了。书中多次谈到地理意义上中国内部很近,但在信息沟通上没采用电报之前反而媒介距离可能远不如中国与日本甚至欧洲那般近。电报出现后改变了这种时空,也带动了新闻生产等变化。因而下一步去探讨电报跟新闻传播的关联,这都是比较可行的角度。

还可注意的是这种新的媒介使用,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参照收听广播改变了近代国人演戏和看戏的行为习惯,我们可以设想:相对于此前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交往方式,电报出现之后,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特别是与世界的沟通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有了新的变化?


上海电信博物馆

评议结束,有部分听众也加入讨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生生王艺朝认为,电报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涉及其本身建设、中外交涉、相关人物研究等多种取向,论题分散,薛老师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可参照的论述框架,既能统合起各个论题,又突出重点;之前评议人谈到群体性因素,其实从中国电报局的人员构成来看,这一点同样存在,留美幼童在电报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他们本身技术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在电报业中有极强的稳定性,将技术因素考虑在内,可能有利于从群体角度把握他们的作用。王艺朝还补充介绍了上海电信档案馆藏大北公司档案的情况,这批档案目前已全部扫描成图片格式,附有摘要,可在该馆数据库中检索,值得研究者挖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徐佳贵向主讲人提问,他留意到有史料显示,五四前夕上海到烟台的水线、陆线同时断联,有学者怀疑或是中国政府所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薛轶群老师回答说,从上海到烟台中转再一直联结到大沽的水线,其实由大北、大东公司经营,并不在中国政府管辖权之内。水线断联,可能是因为线路故障,故障经常会有。陆线通讯,如果说是中国政府有意阻断,技术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控制电报局的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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