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种角度来看，春秋时期“风雅精神”的内涵

“风雅”原指《诗经》中“风”和“雅”。《风》是有周一代各个地区的诗歌，具有一定地域特色；而《雅》则是周人的正声雅乐。汉代的著名诗学论著《毛诗序》对《诗经》的“风雅”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毛诗序》将《诗经》中的“风雅”与国家、社会、政治、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了《风》《雅》的社会功用。

因《诗经》中《风》《雅》多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以政治生活为讽谏对象，关注现实生活，所以后世把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干预现实政治的精神称之为“风雅”精神，这也就是狭义的文学意义上的“风雅”精神。

广义文化层面上的“风雅精神”则是把春秋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有周一代的礼乐文明都囊括在它的体系之内。

从文化角度理解，可以把春秋时代的“风雅精神”，看作是春秋时代贵族阶级社会生活的艺术化。春秋时代诗、礼、乐杂糅一体，作为礼乐文明的衍生品，“风雅精神”是春秋诗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代的“风雅精神”从广义的角度出发，是文化层面上的“风雅精神”。关于春秋时期“风雅精神”这一概念，清人劳孝舆在其作品《春秋诗话》中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国执政赵武自宋国莅弭兵之会而归，过郑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郑国七子宴饮赋诗，以劳赵武。此次赋诗，蔚为大观，劳孝舆《春秋诗话》云：“垂陇一享，七子赋诗，春秋一大风雅场也。”

劳孝舆将郑国七君子赋诗断章，喻为风雅场。郑国七子与六卿在赋诗活动中均体现了春秋时代的风雅气象。

郑国七子所赋之诗选自《小雅》《召南》《鄘风》《郑风》《唐风》，范围十分广阔，且用《诗》极为精准。双方熟谙《诗》礼与赋诗之道，一方赋诗断章，另一方则是根据理解断章取义，心领神会。

从垂陇赋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双方良好的文化修养及君子风度，就连贵族的人格气度也可在文雅浪漫的赋诗活动中得以展现，在赋诗与答赋之中一彼一此，气蕴神流，从而形成了一个“风雅场”。又劳孝舆《春秋诗话》云：“自垂陇七子赋诗后……孰谓诗人无益人家国哉？”

郑国为孱弱小国，全赖国内诸君子尽心国事，勉强维持。劳孝舆这里所谓“风雅之气”，在前文提到的赋诗断章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为国尽心尽力，公忠体国的意义。

另外，冯李骅在《春秋左绣》中说到：“子产为<春秋>后半部第一流人物……风雅如‘隰桑’‘羔裘’，应变如立朝毁庙。”子产为《左传》中着墨颇多的风流人物，他知礼守礼，尽心为国，博学多识，被晋平公誉为“博物君子”。

此处冯李骅提到的“风雅”，是赞美子产作为郑国“博物君子”，深谙赋诗之道，尽显风流文雅。除此之外，毛庆藩在其《左传》文学评论作品《古文学馀》一书中也言及“风雅”，其言曰：“子罕可谓知礼矣，与君言仁，与民言敬，务实德而避虚誉，有大臣之风焉。左氏传其嘉言懿行，亦风雅遗音也。”

此处的“风雅遗音”是指宋国子罕忠于国家、忠于君主，不贪虚名的美好品质。又毛庆藩《古文学馀》云：“赋诗言志，春秋士大夫之风雅也。”

在此，毛庆藩将春秋时代的赋诗活动，称之为春秋士大夫们之间的风雅。劳孝舆把贵族君子们气蕴神流的赋诗活动看作“风雅”，冯李骅则将博物君子视为“风雅”，毛庆藩把贵族君子高雅的品质称为“风雅”，三人分别从赋诗、学识、德行三个方面丰富了春秋“风雅精神”的内涵。

现代学者傅道彬先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并明确了春秋“风雅精神”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他们举手投足讲求礼仪，气度从容，赋诗言志，唇齿留香，显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风雅精神和君子气韵。”

在此，傅道彬先生将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分为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即“讲求礼仪”，外在方面即“气度从容”与“赋诗言志”。

综上所述，春秋“风雅精神”为具有高雅脱俗的道德品质、举手投足中的贵族之风、文雅的君子气质、优雅的外在风度，并且对于《诗》熟稔于心，善于赋诗达意的春秋贵族之风。

那一时期的贵族们在道德品质方面保持有高雅脱俗的贵族精神，于外在风度上则注重威仪与良好的仪容举止；另外，于燕享、会盟、交游之际赋诗断章，这些正是春秋时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特殊标志，这一标志使得“风雅不仅是一种文学分类，更是一种精神气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春秋“风雅精神”作为春秋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较为复杂且多元化的特征。

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氏族、不同个体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于同一国家不同社会阶层而言，不同的文化氛围、生活现实，也会导致不同阶层中的个体价值观的不同；

于同一阶层而言，不同的个体也是有差别的。其次，于贵族品质而言，与尊礼、重信、忠俭、谦让等品质相背离的贵族们不在少数；

于外在风度而言，不重威仪、容止，僭越服章制度的现象也层出不穷。但春秋时期一般价值观念对这些行为及现象是持批评与讥讽态度的，而当时主流社会文化对于高雅脱俗的贵族品质、优雅从容的外在风度是高度赞扬的，是充分肯定的，因此我们仍可以说，春秋“风雅精神”是占据当时主流价值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