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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王近山病逝,南京军区打去报告,邓公:人都没了还要瞎搞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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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我不听工作汇报,要听王近山的病情”

建国后,因为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官司,王近山受到了组织的惩罚,被免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的职务,同时也被下放到了河南的一个农场参加劳动,他的军衔也由中将降成了大校。

可以说,在王近山的后半生里,他遭遇了不小的挫折和变故,但同时,他也积极进行着思想上的反思和改正。

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提到了王近山,他对毛主席说道:“主席,战争时期,曾有几个人很能打仗,但现在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主席笑着问道。

许世友严肃地回答道:“一个叫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这俩人虽然都有错,但处理得太重了,应该恢复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很干脆地说道:“行,那就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吧。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俩呢?”

许世友十分高兴,率先举手说道:“我,我要了。”

没过多久,中央军委便下达了命令,王近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7月的一天深夜,由郑州开来的一辆火车停在了南京。这时,从车厢里走出来一对夫妇,他们身穿褪色的军装,男人一只手里拎着行李箱,一只手拎着三只老母鸡,女人双手抱着孩子,胳膊上还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地瓜等吃食。

他们一下火车,便看到了三位曾经的老战友: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他们早早地便在车站等候着这对夫妇的到来,这对夫妇就是王近山将军和他的爱人。

尽管相比于他战争年代显赫的个人履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个职位显得有些偏低,但幸运的是,王近山终于回到了他钟爱的军队体系中。

好不容易恢复了工作的王近山,原本以为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但好景不长,1974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虽然已经接受了治疗,但仍然无力改变癌细胞扩散的残酷现实。

第二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曾专门到南京看望了自己曾经的老部下。原本是想重用他,但却赶上了他身患癌症接受治疗的当口。

当时,南京军区首长已经准备好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了,不料,邓小平却开口阻止了他,说道:“我不是来听你汇报工作的,我要听你们汇报王近山的病情。”此后一段时间里,王近山的病情汇报每天都会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在南京逝世,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深感悲痛,他说道:“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后事一定得办好,他的悼词我要看。”

关于王近山的悼词,这让南京军区的领导犯了难,讣告上王近山的职务为军区的副参谋长,但对于这一位战绩卓越的名将而言,着实有些不匹配。

想到此处,南京军区便给邓小平打去了报告,说明了希望能够临时给王近山追加职务,如大军区的副司令或是参谋长,以成全将军一生的名节。

南京军区的报告送给邓小平审阅后,邓小平却显得很不高兴,他说道:“人都已经没了,还要搞这些假名堂,真是瞎搞。”于是,这个请求便被驳回。

几天后,王近山的悼词被送到了北京,悼词上在写到王近山的历任职务时,写着: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军区副参谋长。

邓小平看着悼词,手里不断摸索着这份悼词,思来想去,心里还是十分不舍。他再次仔细地看起了南京军区送上来的报告,斟酌了半天后,拿起笔来将“副参谋长”四个字划掉,写上了两个大字:顾问。这意味着,讣告上称呼王近山将军为南京军区顾问。

“顾问”这两个字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大有学问。顾问一职可能并没有承担多少实际的工作和责任,但是,能够担任顾问的人,往往都是军中地位很高、资历深厚的老干部。这也是邓小平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既维护了老战友的功绩和名节,也符合现实情况。

在邓小平的关照和指示下,王近山的丧事按照大军区领导的待遇办理,有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等人都送去了花圈。

1992年3月,《回忆王近山文集》出版,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书名——“一代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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