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如果说，最近有什么消息能够让百姓们的“民族自豪感”瞬间膨胀，发出“厉害了我的国”的感叹，那无疑是神州十二号发射成功，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位宇航员进驻空间站。

但无论是由于媒体宣传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近年来我们的“航天事业”似乎比以前“安静”了许多。

而最近的一次关于航天的新闻，则是一个月前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无论是美国、前苏联还是欧洲，他们都对探索太空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且他们的航天史也比中国更长，很多技术也较为成熟。

对此，新中国自然不甘落后，始终保持着“追赶”的态势。

那么，中国的航天事业都历经了怎样的曲折发展？国家间对太空领域的探索、开发和竞争，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意义？

为什么说神州十二号发射对我们意义重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航天的崛起。

二十世纪五年代初，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使全世界都处在一极度紧张的状态。

作为东方阵营一员的新中国在刚刚完成民族独立和建国，就被迫与联合国军打了一场长达三年的“热战”，国家安全形势遭受了严峻考验。

另外，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国际上还没有任何地位，要想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大国身份出现，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是不行的。

因此，尽管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还在恢复过程中，并打赢了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但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是作出了一系列率先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的决定。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这是中国“两弹一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所以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

1955年10月，爱国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党中央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符合国情的实施方案。

1956年春季，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数百名科技专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科技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五十七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由钱学森主持编制了其中的一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该项规划提出了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预期任务、预期结果、基本途径、大致进度以及建立相应机构等内容。

在中央作出发展导弹武器的战略决策后，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人任院长，并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建院方针。

从此，中国航天发展战略有了实施主体，战略目标的落地有了坚实的基础。

组织机构建立了，人才也找好了，接下来就是引进和研发技术了。

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处在蜜月期，因此，接受苏联援助，通过仿制工作快速了解并掌握导弹研制生产的相关知识、技能与方法，并建立起成体系的技术队伍，之后及时向自力更生的方向努力，显然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根据中苏友好合作协议，苏联提供了2枚P-1导弹、2枚P-2导弹供中方研究学习。

从1958年开始，国防部五院全力投入代号为“1059”的P-2导弹仿制任务中，并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试射第一枚“1059”导弹。

但在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设计研发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

这次失败让中国的研发人员意识到，导弹研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项目，必须搞清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科学地统筹安排和计划，否则就永远只能照搬别人的东西。

在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良的“东风”二号发射成功。

同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而“两弹”能否成功结合便成为下一步重要的技术难关。

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两弹”的成功结合奠定了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一直是在说导弹技术的研究，但实际上，正是靠着这些“先进武器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其实早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毛主席就感到“这东西”非比寻常，认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4年12月，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并于1965年5月正式启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1968年2月，周恩来总理宣布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以便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确保科研生产照常进行，以保证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顺利开展。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首颗自主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开创了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新纪元，拉开了中国人民探索宇宙的序幕。

1985年，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向中央提出将载人航天作为中国下一步航天发展方向的建议，一年后载人航天被列入863计划。1992年1月，中央批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代号为“ 921工程”。根据规划中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以及步步衔接的总体构想。

第一步是指：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建设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是在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如轨道舱）的交会对接技术，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并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是建造载人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而在后来“天宫一号”成功发射后，国家又补充了一些对未来的畅想，如“在2020年左右建立自己的空间站”。

结果在2021年，我们果然实现了！

中国人向来讲究诚信为本，对别人讲诚信，对自己更讲诚信。就在三步走战略提出之后，我们的神州一号、神州二号、神州三号、神舟四号、神州五号分别于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后两个均是03年发射的）圆满完成了飞行任务，神舟五号更是实现了中国的“载人航天”梦，其意义无论怎样“吹捧”都不为过。

因为从神舟五号开始，我们的载人航天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中国也从那一年开始成为了毫无争议的“航天大国”。

加之从2004年开始，我们继“神州”系列后又开创了“嫦娥探月工程”，大大加快了我国探索月球的步伐。

当今日神州十二号的“喜讯”传遍世界后，美国、俄罗斯、欧航局都向中国发来了祝贺。

特别是这次神州十二号“上天”，其重点不在于神州十二号本身，而是三位宇航员进驻“空间站”。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空间站的“常住民”是苏联人，九十年代是美国人，二十一世纪以后是美俄欧混杂。

而今天，中国人首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这一点绝对值得所有国人为之骄傲。因为我们是“航天大国”的事实，再也无法被任何外界势力抹杀和否定。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本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表现。成为“航天大国”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强国”。

因为每一次航天器以及载人航天飞船的发射都是经过一年甚至几年的研究建造形成的，由于还可能出现失败的后果，其耗费的金钱、时间以及人力设备都是非常巨大的。

据官方数据统计，仅2017年全年发射的人造卫星以及运载火箭、航天飞船的基础设备成本就达到了两百亿元。

人力资源、场地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也超过了八十亿元人民币。这些巨大额度的资金都是由国家做支撑提供的，而这些资源来源则是由国家税收以及国家产业建设而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进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设发展，就是得益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

但我们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为了“称霸”和“掠夺”，而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家园和捍卫和平大业。

特别是当人类面对地球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时，将目光转向未知且神秘的“太空”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而这种“探索”，又往往会呈现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已经在谴责五百年前的祖先轻视海洋了，难道我们还要让几百年后我们的后辈，谴责我们放弃太空吗？更何况发展航天事业这件事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逼迫我们“更上一层楼”。

即使没能在短时间内在地球之外，为人类找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但“航天科技”的发展依然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载人航天的意义和社会效果分析》王景泉

《浅谈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的重要意义》何明聪

《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与展望》孙家栋

《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起步》马沈

《战略管理视野下中国航天事业的五大里程碑》潘坚 郭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