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街坊邻里那些事

“嘿，吃了吗”

中国传统社会的街坊邻里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见邻里关系之密切，但邻里之间也有纠纷和冲突。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很特殊的，值得我们加以思考。前文讲街道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街道有时候也体现着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来看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

丰子恺漫画《英雄故事》，反映出邻里关系。来源/小蝉编著《丰子恺》

住在城市街道两旁的人们，遇到事情可以请邻居帮忙，邻里之间一般的日常用品也可以借进借出。觉得无聊的人，还可以找邻居串门聊天，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进出方便，朝向街道的门总是开着的。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信息也是易于传播的。哪家哪户有任何事发生，无论好坏，瞬间便可以传遍整个街区。

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居民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共用一个院子的水井时，人们一边洗东西，一边聊天闲谈。家长有事出门，可以放心地把小孩交给邻居看管；上班的人经常把钥匙交给邻居，便于家人回来进门。

在成都，市民吃水要靠专业的挑夫挑。对于挑夫来说，挑水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与邻里联系的途径。一位老成都人写道，他认识的一个挑水夫负责自己家附近的几十个家庭，总计一百多人的用水。

每挑一桶水，他便在主人家的水缸上画一笔，挑满五桶就是一个“正”字。到月底时，主人家按“正”字的数量付费。挑水夫和几十个家庭互相信任，从没有在支付问题上出现过混乱，可见邻里关系中的信任。

此外，邻里关系中隐私的缺失，经常把家庭问题延伸为公众事务。

正是因为邻里之间没有隐私，很多家庭的纠纷经常延伸到街头巷尾，从而把私人问题变成了公众事务。例如，一位被丈夫打骂的妻子跑到街上求助，邻居或路人就会参与调停。在众人的围观下，她就会讲述她的不幸，以求得邻居和路人的同情和支持。街坊邻居对事件的参与和道德评价，在维持家庭和邻里和谐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成都，一个住在东辕门的凶悍妇女，经常辱骂她的婆婆，还与丈夫打架。邻居们同情她婆婆，群起为她婆婆打抱不平，强迫该妇女打扫街头卫生，以示惩罚。

邻里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亲密的，没有隐私更容易引起摩擦和纠纷。

同样是在成都，邻居们经常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不仅没有隐私，而且容易引起摩擦。堆在屋外的杂物妨碍别人过路，或者对别人说三道四，都可能引起争吵甚至暴力斗殴。

在农村，相邻家庭之间的争吵经常是由孩子们的口角引起的。当两个家庭因为孩子发生争吵时，母亲们会在街上互相谩骂，她们的丈夫可能会打一架，然后一切就结束了。第二天，他们的孩子仍会像往常一样一起玩，大人之间可能会十多天不说话，但仍会像往常那样做自己的事情，渐渐就把冲突忘了。

但有时候，小事也会发展成非常严重的事情。比如，邻里之间有人为了一文钱而动手打架，其中一人用罐子砸了另一个人的头，等等。还有更极端的状况发生：有一天早晨，两个人吵架，邻居都认为这不过是一次争吵，而第二天却发现一家的家长被人杀死了。可见，营造良好的邻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街坊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是主流。

街坊邻里之间，有喜事要请邻居吃喜酒，生了孩子要给邻居送红蛋，有丧事还要请邻居来帮忙入殓、抬棺材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亲密的邻里关系甚至超过了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

对于邻里来说，相互帮助是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体现。比如，在山东的台头村，结婚时，新郎家在邻里之间分发小麦粉做的花卷宣布结婚，并把发花卷当作参加婚礼的邀请。相应地，邻居也要送来礼物，主要是婚礼所需要的食品。

在葬礼上，邻居帮助建坟、抬棺材，或者在死者亲属哀痛时帮忙照料家事。邻居会把前来吊丧的客人分成几组，每个家庭用自己的费用招待其中一组。这些帮助都是自发形成的，同时也在邻里的互助中形成了家庭之间的特殊关系。

不仅是婚丧礼仪，其他活动邻居也是要出席的。例如小孩出生时，同一街坊的所有家庭都要送礼。小孩父母要记录下这些礼物，以便以后回礼。农村家庭在农忙时节需要帮手时，邻居也会来帮忙；在搬运、犁地、播种、收获、打谷等农业生活的各个方面，邻里之间也会相互帮助。在发生一些紧急情况，例如发生火灾、盗窃或突然生病时，邻居比住在远处的亲戚或朋友更有用，再一次展现了俗语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

同一街坊的邻居之间，每个居民都期许着关系融洽、和谐的氛围。

相邻家庭的妇女会在门前闲谈，尤其是在夏天，女人们喜欢到树下呼吸新鲜空气。这种情形也非常像石羊场的杜家，杜二嫂和她的女儿、婆婆经常与邻居周大娘一起，在夏天的晚饭后到门前的草地上闲聊天，权当放松。

这些街坊的闲聊、聚会对小孩的影响很大，古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点。“孟母三迁”讲的就是在孟子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给他选择正派的邻居，而不得不三次搬家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孟母迁居的第一个地方，多数邻居在葬礼中当鼓乐的吹打手，孟子也跟着邻居学，但吹打手是个低贱的职业，孟母不得不搬走；他们迁居的第二个地方，邻居是屠夫，孟子和其他男孩便学会了玩屠宰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比第一个更坏，只能再次搬家。不得不承认，邻居对孩子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邻里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血缘关系之外人们非常强调的地缘关系的体现。邻里关系的亲密性使附近居民彼此熟悉、信任，但同时邻里关系中缺少隐私的特征，使得家庭事务延伸成为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造成邻里之间的摩擦、冲突。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社会期待建设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从邻里之间获得正面、有益的影响，并且在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完成人生中的大事。

“你大姨家的姑娘的婶子家的侄媳妇”

跟你是什么关系？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时，用了“差序格局”来表述。他形容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水面上会出现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在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距离中心的远近，就是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距离。

在关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亲属关系。

从生育和婚姻连接成的网络，可以推出大量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也就是我们俗语说的“七大姑八大姨”。网络中曾用“你大姨家的姑娘的婶子家的侄媳妇”这样复杂的关系来戏称中国亲戚波及之远。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一个成年男子最重要的亲属关系便是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等，其次是由父母的亲属、妻子的亲属等构成的亲属关系中稍远的“波纹”，而这种波纹也会根据父母与其亲属的亲疏关系、妻子与其亲属的亲疏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举个例子，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林黛玉说，他俩的关系是特殊的，跟他与薛宝钗的关系不同。这种特殊的感情，当然一方面来自作家的渲染，一方面还因为男权社会中的亲疏关系不同，林黛玉是“贾家”本家的亲戚，这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亲属关系，而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娘家亲戚，甚至还算不上是“王家”人，这之中当然“亲疏有别”了。

宝黛钗初会荣庆堂。来源/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传统社会的亲属关系与儒家所强调的伦理是一致的，“君臣”“父子”“夫妻”等都为亲属关系的远近或“先后”做了规定。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大多数家信都是以“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或者“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为抬头的，几乎没有直接写给自己妻子的信，可见在人伦关系之中，父子、母子关系是远远重于夫妻关系的，而在父子、母子关系中，又以前者为首。

当然这样的关系也是有变动的，根据阎云翔的人类学调查，随着家庭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长辈的地位不再比夫妻关系更重要。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婆婆与媳妇谁更重要”这样的难题上，许多男性背上了“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之名”。

这反映了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也颠覆了费孝通认为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轴”的结论。年轻的夫妻开始追求小家庭的独立性，父母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这也解释了现代社会中婆媳问题成为家庭中常见矛盾之所在。

除了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也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

“婆婆好，阿姨好”。来源/小蝉编著《丰子恺》

在传统的社会中，每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也可以画出一个圈子，当我们把地缘关系的波纹一步步推远的话，可以看到地缘的范围包括邻里、社区、村落以及同乡关系。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描述了为东北流亡学生组建的中山中学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从北平迁移到南京，再迁移到湖南的故事。在国家前途未卜的危难时刻，东北流亡学生的地缘关系使他们更能对彼此的遭际感同身受。

在湖南的农家祠堂避难时，恰逢元宵节的夜晚，他们燃起篝火，想到国破家亡，哭声弥漫，国文老师带领大家唱起《松花江上》，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这样一种由地缘关系加上特殊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特殊的思乡之情，正印证了传统中国非常注重地缘人际关系的文化基因。

在朋友关系中，传统中国人一直崇尚阮籍、嵇康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式的境界。其实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很多是无法准确定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亲属，不算老师，不是朋友，但似乎又超越了所有，产生了特殊的人际关系。老舍先生在散文《宗月大师》中，便描述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老舍少时家贫，无法读书，有一位“刘大叔”乐善好施，带着老舍进了学堂，为他解决了上学的问题。他们都住在西直门，只不过一个家富，产业占了半条街，一个家贫，上不起学。这个刘大叔改变了老舍的一生，他的乐善好施、善良的精神始终影响着老舍。

没有血缘关系的养育也能产生浓厚的感情，进而形成特殊的感情联结。

在艾青的著名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他描写的“大堰河”就是自己的乳母，这首诗展现了旧社会对贫穷妇女的压榨，言辞间无不流淌着对乳母的回忆与思念。

这种特殊的关系也出现在康熙与他幼年时的保姆孙氏身上，而孙氏正是曹寅的母亲，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上三旗包衣，按理来说属于皇帝的家仆，但正是孙氏对幼年皇子玄烨的常年照料，使得玄烨与孙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玄烨在成为皇帝以后，顾念旧情，给予孙氏许多特殊的照料，甚至当她的丈夫去世时，康熙皇帝亲自登门悼念，可谓是极大的殊荣。

此后，康熙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时，还专门召见孙氏，并且在正式场合称呼她为“此吾家老人也”，可见两者之间非同一般的情感。康熙对孙氏的情感，使得他对曹家有特别的“礼遇”，在江宁织造府生活的曹家在康雍两朝经历了家族的极端繁荣和迅速衰败，这样的特殊体验也促使曹雪芹后来完成了经典之作《红楼梦》。

康熙南巡图（局部）。来源/沈阳故宫博物院

有乐于交际的人，自然也有不乐于交际的人。

在有些农村，不喜结交关系的人往往被略带贬义地称为“死门子”，这个词语中的“门”与“走后门”中的“门”一样，就是专指私人的联系或关系。

这些被认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不会做人”的。“死门子”象征着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也代表了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为人处世的无知。

“死”这样的修饰词，与“活”相对立，“活”代表着在人际关系网络构建方面的积极和能干，有灵活、活泼、朝气蓬勃的意思。“死”和“活”分别代表着死板与灵活、无能与能干，在社会交往方面的二元对立。从对“死”“活”等修饰词的应用中，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构建的评断，在传统社会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受到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