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抗战时期的黑与白（下）

上回说到洪门在抗日时期的组织划分，这回继续跟进国共第三次战争的洪门。

国共第三次战争背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中，付出了将近8:1倍（中国伤亡3500万以上，日军伤亡130余万）的代价才将日寇彻底赶出中国！共国两党的威望也空前上升，双方于1949年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议》。

然而，潜伏的危机也悄然而至。日本在侵略期间，大肆剥夺沦陷区的财富和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国民政府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局面视而不见，四大官僚蒋宋孔陈家族长期把持国家的财政大权，加上恶意的通货膨胀，侵蚀了尚存的经济活力。例如：著名的孔二小姐利用独特身份大发战争财，死后，她的财产继承人长姐孔令仪缴纳1.5亿元的遗产税。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撕毁《双十协议》，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对共产党的第三次战争，掀起大规模内战，企图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在此情况下，洪门组织也逐渐分化。

中国民主共进党的组党及夭折

日寇投降后，各地洪门组织的个别首领，幻想能在中国组建合法政党，通过议会选举，实现多党参政体制。1946年秋，担任国民党中将军官的洪门首领樊崧甫与军界中的洪门人物樊光，共同商议组建“中国民生共进党”，企图成为第二个陈果父、陈立父。樊崧甫匿名在《中央日报》上登报，敦促蒋中正“开放政权”，随带将四大家族抨击一番。暗地里怂恿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脱离国民党，加入由帮会构成的新党。方觉慧惧怕蒋介石权威加上帮会性质复杂，便回绝。樊崧甫不死心的以国民党“军风纪视察团主任”的身份，前往西安，联合当地帮会成立“民生共进党”。

在西安成立筹委会，以青红两帮为骨干，樊崧甫自封“党主”。宗旨为

团结青红汉札白各帮及回教教胞，努力工商业之发展，以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打倒国民党之贪官污吏，反对共产党之武力攫取政权。

该党标榜走中间路线，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此，在西安发展很快。樊崧甫一面招收洪门弟兄，一面扩张西安的地方筹备会，并改称“西北执行部筹委会”。为了在宋孔家族手下分一条经济羹。樊崧甫在河南各地发展组织，并利用陇海、京汉铁路沿线洪门的关系，在西安成立“同德运输企业公司”、在郑州成立“五伦企业运输公司”。正当樊崧甫欣喜若狂地扩展周边势力时,蒋介石突然下令军事委员会给刘峙、胡宗南发出密电，让他们将民生共进党取缔，并逮捕了该党的主要成员。“中国民生共进党”就此夭折。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洪门民治党

1945年3月12日，司徒美堂在纽约举行“全美洲恳亲大会”，有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魯、牙买加等9国的洪门致公堂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美洲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担任全美总部的主席，党内设有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由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五洲公报》，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会场仍然挂着“五祖神位”和洪门旗帜。

1946年4月，上海虹口的洪门头子杨文道、华北地区的帮会头子张书诚、段剑青与上海滩的帮会头子吴纪舜等30余人，曾商谈过召开“全球供门恳亲大会”，争取“青洪合流”，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之前因杜月笙的反对，暂定此计划，因得知司徒美堂即日到达上海，便打算重启此计划。1946年7月25日,“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湖社礼堂举行，到会者有300余人。其中不仅有国内洪门人士参加，其中有大批中统特务也进入其中。

会场门前贴有对联:“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会场内正中高悬绿、白、紫、红、黑的洪门五色旗帜,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巨幅横幅额上书写“洪门是我们的家庭，要情同骨肉,亲如兄弟”，“我们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司徒美堂和杜月笙皆称并未参加开幕式，大会由主席团主席程壮致开幕辞，赵昱报告洪门历史，杨天孚报告美洲洪门的情况。秘书长姜豪提出以下议案

1、建立洪门先烈雕像;2、筹办洪光中学3、上海设立洪门通信处二处:海外在华山路476号致公总堂(五祖祠); 国内在威海卫路207号洪兴协会。

此大会向蒋介石致敬，用娱乐方式筹募洪门福利基金。

“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后来又搬到丽都花园举行，由于中统特务事先布置了力量，最后闭幕时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强行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坚决反对，认为致公党的名称不能改，否则是出卖祖宗，但是此抗议被无视。就这样，大会召开了“中国洪门民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政纲和宣言。表面上是自由政党，其本质已被国民党控制司徒美堂知道上当后，遂于1946年9月对各报发表声明：

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

1947年7月14日，蒋介石下达“戡乱”总动员令，正式挑起内战。司徒美堂令其子司徒健庭起草了一个“脱离民治党声明”，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内容是:“本人对民治党年来所作所为，不表费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司徒美堂退出后,民治党由赵昱继续领导。

中国致公党的新身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企图拉拢致公党对抗共产党。然而，致公党早就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辛亥革命时期的不道义行为和国内内战的反动本质让致公党明确认识到能把中国引向光明、能让中华崛起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1946年初，致公党成员陈其尤、黄鼎臣与香港致公党党员陈演生、严锡煊，提出整顿党务并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陈演生利用原致公党党部的档案室开展对外联络活动，美洲、南洋等地的洪门组织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于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修改党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任命李济深为中央主席，选举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李济深等九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致公党在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下，逐渐摆脱旧式帮会组织的性质，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取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