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夜一个少妇偷“金杯”的背后，是一个盛世王朝的兴衰梦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中国古代又叫上元节、元夜、灯节。

据传永平年间，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于是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里“燃灯表佛”。至南北朝时，元宵张灯渐渐成为一种绵延至民间的风气。唐时更是因佛教大兴，特意从十四日放假到十六日，让元宵夜时张灯成为君民同乐的“法定节假日”。

到了最鼎盛的宋朝时，官方又把这个假期追加了两天，于是长达五天的长假，成为超越一家团圆的除夕、元日（春节），君民同乐，百姓玩得最野的节日，大有玩成“狂欢节”的意味。

有多疯狂？

看看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话说宋徽宗某个上元夜时，一个少妇听闻京城的上元灯会十分热闹，于是与夫携手出门去逛花灯，而等到尽兴而归时，却已是月牙夜深。

正待他们往端门回家时，她却因好奇，尝了一杯圣上御赐的金瓯酒，一杯酒下肚，却一时心生妙计，趁着酒兴就想顺手牵羊，把这“金杯”带回家。

不料，才转身就被禁军发现，抓了个正着，而正好宋徽宗在城楼观灯，与民同乐，见此情形，就遣内宦让禁军带其过来问个一二。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进傸。天渐晓，感皇恩，传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也赐金杯作照凭。’

许是酒气上头，那少妇竟也不怕，当即以一词《鹧鸪天》回答：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观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进傸。
天渐晓，感皇恩，传赐酒，脸生春。
归家只恐翁姑责，愿赐金杯作照凭。

这回答，正中文思尤胜的宋徽宗之心，一件因贪玩怕被公婆责骂而欲偷个“金杯”的小事，由少妇答来就十分有趣。（宋时词，可相当与现在的诗歌或歌词，词牌一出，就有音律之美。）

大喜之下，宋徽宗就把“金杯”赐予那少妇不止，还遣了一禁军护送她回家。

故事很短，却不可小觑。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不过是一个有点不寻常的“元宵节奇遇”。

可这事是发生在宋时，一个女子在深夜偷皇宫“金杯”被抓，却可以用一首词，哄得皇帝赐下“金杯”，还得以被护送回家，这一系列的奇遇，纵观历朝历代，也只有在最鼎盛的宋朝，和一年当中最特别的上元夜才能出现。

为什么？

因为宋时只有上元夜的假期时，古人们才得以解禁，可以尝试“夜生活”。

平时晚上都要宵禁的，其中缘由，既有为了稳定，而防止夜间不好控制“有心人”的活动，也有因为当时物资不丰富，百姓多夜盲的原因。

但人就是这样，一年到头被管得死死的，一旦有那么几天夜晚可以自由，还不玩疯？

尤其在宋徽宗的“领导”下，宋人不分男女婚否，除了传统的逛街、看花灯之外，更多的还有游船、放灯、看杂戏.....还有难得的大醉一场。

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青”天子，还真会实实在在的与民同乐。

在端门赐金瓯酒，在城楼观灯，亦或混迹其中来个微服私访也尚未可知。

所以这则看似夸张，带着点奇幻（离谱）意味的故事，以宋徽宗的性情，还真有可能发生，要知道这位天子极为好艺，不止鉴赏能力非凡，自身能力也不差，一手自创的廋金体更是传承至今。

而端门赐御酒“金瓯酒”与百姓同乐一事，更是被载入史册。

至于第二日，正月十六日固定的城楼“亮相”，更是宋人一年中唯一一次可“仰瞻天表”的日子，要知道古时是专制统治，天子更是至高无上的代表，平时也只有那么些高官才得以在大朝会时，远远瞻仰。

而天子在上元节的“亮相”与民同乐，才真正让上元节成为一年当中最特别的节日。

宋徽宗时，在正月十五日当天，开封府尹更是会亲自手持布袋，开展“派利钱”的活动，一般商人们为讨个好彩头，都会纷纷来“抢”，就图个自家店在此后开市，能生意兴隆。

而故事里最“奇”的部分，还在于主角居然是个少妇。

要知道古时女子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宋时虽民风开放，但女子在白天出门的机会不多，夜晚更是绝无可能，嫁了人之后的少妇，在一般节日时，更是需要在家中料理，不太可能与夫出游。

而此少妇，虽因好奇与夫分散，却不害怕，竟还可以贪杯，玩出“偷金杯”的花样，不可谓不疯狂。

也是，上元节在古时，其实还有个“情人节”的美称。

欧阳修云：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青年男女，一年之中大概唯有此时能突破男女大防，自由地在花灯摇曳，夜色朦胧中，走出家门，各自寻觅，相识相交，尽情玩乐。

正如学者陈熙远所说的：

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

比如那流传千古的《青玉案》，写尽上元夜之乐，之情，之梦：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故事里还有一个关键，是那少妇最后是以一首词而免除罪责，得赐“金杯”。

有宋一朝，恐怕只有在宋徽宗时，这个故事的内情才显得尤为真实。

众所周知，大宋鼎盛，文风尤奇盛行，上至天子，下到贩夫走卒，都不免以此为乐，而这位天子更是个中翘楚。

本来听闻此事就图个好奇，不料“小偷”竟会以词回答（取巧），这可让宋徽宗乐得不行，觉得在他治下，民风如此高雅，何其乐哉。

于是一高兴就又是赐“金杯”，又是遣人送回。

可问题就在这里，一寻常少妇，竟然可以出口成词，可见宋徽宗一朝文风盛行成什么样了！

都说宋朝“偏治”，虽看似经济发达，国力达到历代鼎盛，但实则因重文轻武，高捧文人，让朝中少大将，国防亦脆弱不堪。

为了粉饰太平，稳定民心，历代宋帝皆遵循太宗之训：

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
帝王用心，常需谨此。

极尽“安内之道”，而闭塞“攘外之门”，尽力以各种“和平”的方式去维持这种所谓的太平盛世，其中尤以大办与民同乐的上元夜为重。

让平时时有担忧的百姓们，有个统一且无顾忌的发泄渠道，尽情欢乐，无限狂欢，在如此鼎盛的盛世之貌下，活得安慰自在。

可惜，一切不过“月遮眼”。

后来，“靖康耻”就这么发生了。

盛世如泡影，南渡才得以残存，往昔上元夜盛况，终究如一场梦：

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
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