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十大商帮中没有湘商

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状态下出门做生意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那些离乡背井的生意人往往需要靠和同乡同姓的帮扶才能立足。在这种背景下就自发形成了一系列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商帮。到了清代已出现按乡土地域划分的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细心的人可能已发现十大商帮中并没“湘商”。

事实上古代湖南地区是缺乏商业氛围、商业环境的。商业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有一些共同点：古代的商业都会一般都是水路或陆路四通八达之地，因为这样的地方人员物资流动方便。这样的地方往往汇聚着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所以商人在这里获取资讯比较方便。知晓哪里物资奇缺、哪里物产丰富卖不出去等信息恰恰是决定商业活动成败的关键所在。

湖南恰恰不具备这样的环境：地处内陆的湖南既不处于长江文明的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以来湖南就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湖南地处内陆且多崇山峻岭，因此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因此自古以来湖南的商业氛围就一直不太浓厚。

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

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湖南在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凹陷地区：这里距离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都有一定距离，所以黄河流域、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难以带动湖南。长期以来湖南的经济文化发展甚至也滞后于与自己仅仅隔着长江和洞庭湖的湖北。

历史上湖南和湖北曾长期是一个省。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所管辖的地域就是从现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往南一直延伸至两湖（湖北、湖南）全境。湖南、湖北同属一省这种格局从汉末三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初期。湖南在元代、明代以及清初一直是和湖北一同组成湖广行省。由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组成的湖广行省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然是一个大省。

然而也正因为湖广行省的面积实在是太过于庞大，所以导致省会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很难带动全省。长期以来湖广行省以长江、洞庭湖一线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发展不均衡现象：湖广行省的北部（今天的湖北省）开发相对较早，所以三国时期的隆中对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今天的湖北境内；相比之下湖广行省的南部（今天的湖南省）在当时发展得就要相对滞后一些。

直到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实行南北分治，从此湖南、湖北分别独立建省。分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仍滞后于湖北。当时湖南甚至不具备举办科举考试的能力，以致于湖南建省之后湖南举子仍需前往湖北武昌参加考试。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才终于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乡试。这时距离湖南建省已过去了整整60年。

经济发展的滞后、交通环境的闭塞都导致古代湖南缺乏必要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们不适合经商。经商首先需要具备的一点性格就是精明——要对经济利益有强烈动机，而湖南人的性格特点中最欠缺的就是这点。如今的湖南、湖北两省在先秦时期曾是楚国的疆域，也正是当年的楚国人奠定了今天湖南人性格特征最初的底色。

楚国是中华人文鼻祖黄帝之孙颛顼是后裔。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指的就是楚人是颛顼的后代（颛顼是姬姓高阳氏）。作为黄帝直系后裔的楚人说起来是根正苗红，也曾在武王伐纣之时为周王室立下功勋。然而楚人长期与南方山林中的蛮族杂居，所以中原诸侯一度颇为鄙视地称楚人为南蛮。正是这种长期被人鄙视的屈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楚人知耻后勇砥砺前行。

楚人立国之初不过弹丸之地、国穷民弱、饱受歧视，然而一代又一代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使楚国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七雄之中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时楚国的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如今整个长江流域几乎都是由楚人进行了最早的开拓。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在诸侯列国中率先开了称王的先河。当时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而诸侯国君一般只能称公侯。春秋五霸中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都只是称公，只有楚庄王公然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称王。楚武王在兼并权国后就将其故地设为权县。在此之前周天子分封诸侯，而诸侯列国又在国内分封贵族大夫。楚国在诸侯列国中率先变分封制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楚庄王还给后世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楚国在战国七雄中对塑造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影响之大可能仅次于秦国。即使当楚国被秦国所灭之后楚人仍没低下他们不服输的头颅，所以后世才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后来灭秦的项羽、刘邦果然就是楚人。从楚人这一系列事迹中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而楚人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来湖南人的性格特征。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中包含以下几方面：质朴——务实而不务虚；倔强——头撞南墙而不回；傲岸——不拘细行琐德；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自信；好学、任侠、特立独行、舍身忘死......湖南人的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湖南不易出巨商，而易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革命家……

古代中国素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古代中国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士”就是读书做官排在第一位，而商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地位最低下的。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湖南人一直认为人生正路就该是“耕读传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来没正眼看过经商之路。无论是在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在现代的高考中出类拔萃者从来都不乏湖南人的身影。

清朝考中进士的人中光是湖南长沙府就有238人。如今湖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往往是是全国最高的。湖南人教育孩子的榜样从来都是王阳明、曾国藩、岳飞、杨家将、郑成功这类的学者、英雄，从来不会让小孩去学什么乔致庸或胡雪岩。关于这一点在湖南的抓阄风俗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家里的大人们会将钱币和笔墨纸砚放在盘子里让婴儿随意抓取。

抓到钱币预示着小孩将来能挣钱，但不会读书走不了仕途；抓到笔墨纸砚预示着小孩能读书走仕途，然而却不适合经商。如果婴儿抓到了笔，那么大人就会很高兴；如果婴儿抓到了钱币，那么大人们就会很沮丧。湖南近代的历史再次证明湖南人的性格特征的确更适合治学、从政、从军而不是经商。在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就涌现出以陶澍、贺长龄、唐鉴、李星沅、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人才。

这些人有的活跃于鸦片战争前夕，有的活跃于鸦片战争之后，他们都明确感知到国家命运正处于沉沦状态，他们为国计民生率先开始思考和探索。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邵阳隆回金潭人（今隆回县司门前镇）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主张的魏源用世界地图第一次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湖南又涌现出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湘军大佬。

这些人中有以识人见长的曾国藩，有收复新疆、兴办洋务的左宗棠，有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有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彭玉麟......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涌现出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维新志士。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涌现出了 黄兴、宋教仁、杜心五、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道一、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志士。当然还有人所共知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也是湖南人。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中湖南籍有4人（毛泽东、何督衡、李达、周佛海）。在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3名早期党员中湖南籍的有20余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9.2%）。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人民解放军的10位大将中湖南人有6位；在57名上将中湖南人有19位；在100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

近代湖南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可唯独就是没出过什么知名的实业家。不过如今湖南人不经商的传统正在迅速改变。如今的湖南早已不再是古代那种交通闭塞的环境了。1900年从广东广州到湖北武昌的粤汉铁路开始动工，直到1936年全长1059.6公里的粤汉铁路才全线通车。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1957年10月15日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于胜利建成通车。从此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连成了一体的京广铁路。这条铁路使得古代交通闭塞的湖南得以回归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当湖南的交通环境改变之时湖南人的思想意识也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现在国家太平了、人们的生活稳定了，也不再有古代那种重农抑商思想了，所以越来越多的湖南人也开始投身商海。

湖南人在战争年代曾为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湖南人照样可以通过经商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湖南的商业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是湖南邵阳人；快手创始人宿华是湖南湘西人；陌陌创始人唐岩是湖南娄底人；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是湖南益阳人；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是湖南常德人；映客直播创始人秦佑生是湖南永州人.......

做手机屏幕玻璃起家的湖南湘乡人周群飞在2015年的身价是460亿，这超过了房地产大佬碧桂园老板杨惠妍。参与过智利矿难大救援、日本核泄漏危机、建迪拜高楼、广州塔的巨型起重设备的制造商三一重工背后老板是湖南涟源人梁稳根。“湘商”并没缺席互联网时代，只不过他们太低调而已：往往公司名气很大，而自己却寂寂无名。这大概是湖南人低调务实的性格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