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大厂富士康：进入大陆34年，年轻人第一次集体逃离

P8们曾语带调侃又颇有优越感地称阿里、字节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为大厂，其实在一线打工人眼中，真正的大厂属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

五险一金、班车、食堂，“打螺丝”也有保障。

但是现在，年轻人也要逃离大厂富士康了，不是因为给苹果打螺丝不香了，而是大厂也有局限性。

算起来，今年是富士康进入中国大陆的第34个年头，与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相伴而生近四十载，富士康第一次遇到业务经营之外的员工管理危机，而原本这正是它所擅长的绝对领域。

中国内地开拓往事

1988年，在宝安西乡的简陋厂房开始落脚；

1992年，搬到深圳黄田的新工厂；

1996年，富士康工业园区在龙华荒地上拔地而起。

据说在龙华选址时，站在长满野草的荒地上，郭台铭以一种成吉思汗般的气魄，振臂一划，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园区的建成是富士康一个全新起点，“这不再是一个帐篷了，而是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郭台铭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漂泊感，一个从郭台铭口中说出的90年代深圳的词汇，想不到在2022年的郑州富士康的年轻打工人身上又重演了。

确切地说，1988年的深圳对于富士康的渴求度不会低于今天的郑州。

从香港新界朝北望去，矗立起的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之墙，勾画出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城市的天际线苍穹。

而在刚刚起步的岁月，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一样廉价的土地这里什么都没有，对资本和工业的渴望积攒在每一个热切的目光之中。

在中国台湾打磨了十年之久的郭台铭和他的鸿海，此时员工人数已经达千人，营业收入也已超过2.5亿元人民币。

但是对于节节升高的土地成本和超过内地5倍的用工成本，与大多数台商一样鸿海选择来大陆开厂，继而参与到四十多年的“淘金热潮”。

也是这一年，鸿海第一次设立打造“世界级企业”的目标，为了方便进行国际营销，“FOXCONN”品牌诞生，中文音译为“富士康”。

深圳站稳脚跟后，富士康又开始了北上步伐，于1993年设立江苏昆山科技园厂。到1999年，祖籍山西的郭台铭，又将富士康开驻进山西晋城，晋城科技园开工建设。

在内地圈地办厂的同时，郭台铭没有忘记其“代工之王”的身份定位，于是同时在美国市场锁定PC大厂客户，戴尔、康柏、英特尔一个不落。

传闻早年间跑遍美国时，郭台铭住的是一天只收12美元的小旅馆，自己开车跑了美国52个州的32个，拿下了大量PC订单。据说，最高峰时，全球每5台电脑就有一台装有鸿海产品，PC时代的富士康不可小觑。

尔后，富士康又从乔布斯手上拿到苹果代工订单，更加巩固其代工之王的地位。

为此，富士康也加速在大陆的开厂进程。

从最早发迹的深圳龙华厂，后来山西太原、山东烟台、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再到四川、重庆、贵州，最高峰时，富士康一年建了7家工厂。

根据2019年外贸500强排名，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别位居十强榜单第1、第4和第5。其中，2019年，郑州富士康以31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居全国之首，是当年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

数据显示，富士康的出口额在郑州、太原、衡阳、成都、南宁的占比超过30%，郑州更是以82%的超高占比位居第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落户，一是看中了郑州作为中部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河南1亿户籍人口的基本盘。

想不到三十多年过去了，富士康最看重的还是土地与人口，这与其当年从海峡对岸搬厂过来，背后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而近些年，富士康又在印度、东南亚等投资建厂，试图寻找更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与苹果的合作关系，但离不开的仍然是完整的中国供应链体系。

谋变下南洋，印度富士康倒玩不转

早在2007年，越南加入WTO之际，郭台铭曾亲自走了一遍从深圳龙华工厂到越南河内的跨国运输路线，并且像当年深圳一样，大手一挥，一口气在越南北宁买下400多公顷的土地。

“前进越南”，彼时郭台铭曾向外界宣告，鸿海拟投资50亿美元在越南，40亿用于“造镇”，10亿用于建设电子产品制造产线。

而当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尚有百万员工，越南地位并不显眼。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鸿海明显加大越南等地布局。

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时，富士康在当地营收规模已达60亿美元，较前一年翻了一倍。富士康高层人士表态称，未来3-5年内，推动年营业收入提高至400亿美元。

实际上，富士康下南洋也有背后“金主”苹果的推手作用。

一向以来，苹果都有通过操盘和驾驭全球产业链来攫取高额利润的策略。

当智能硬件集成的元器件越来越多，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涨，苹果的盈利能力自然也遭受巨大考验，比如iPhone硬件的毛利率就曾从最高峰时的74%，一路下滑至60%左右。

为缩减成本，苹果则相机给出“授意”，要求代工厂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区转移。

2017年，富士康印度工厂开始为苹果生产iPhone SE；此后，苹果还将4个旗舰机的订单交给印度富士康，毛利率回血至65%以上。

在接受采访时，郭台铭自己也承认，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而红利期终有一天会消失，富士康必须在那之前为自己找到新的廉价劳动力。

小试牛刀，苹果与富士康或许都认为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将是其离开中国内地后的首选。

曾有报道称，当时郭台铭计划，要在2020年前印度本土建起12座富士康工厂，员工数达到100万。

孰料，2020年第一季度后，疫情开始大规模扩散了，留在印度当地的富士康工厂也未能幸免，产能急剧萎缩。

此外，由于观念差异、基础设施落后、供应链欠完整等多种因素，开工半年后，富士康印度工厂产能下降一半，而苹果公司的最新产品马上要在秋季上市，富士康焦头烂额之下，只好转回国内加紧生产余下的产品。

印度富士康只是一个例子，背后其实说明了短期内富士康离不开中国的现实，但富士康作为一家代工厂，其意志更多需要考量“果链”顶端的决策。

据说，2009年8月，富士康的一个小零件的成本控制没能达到要求，苹果一通电话就直接打给了郭台铭，连带让郭台铭钦定的接班人蒋浩良，贬为董事长室特助。

由此可见，即便跻身世界500强第20位，富士康仍然不敢有“违拗”甲方的想法。而这种逻辑，其实也存在于当下的郑州，太多的声音表示郑州离不开富士康，背后的理由既有外贸依存度，也有解决就业和税收考量，但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富士康就能离开得了郑州吗？无非是无数次计算过后的成本最优选择而已。

富士康郑州就有包括本次出事的航空港厂区在内的三家厂区，占据着富士康在大陆的半壁江山，郑州厂区是生产iPhone的主要制造基地，有超过90条生产线，约30万名工人。

在2022年新发布的iPhone14系列产品序列中，富士康更是拿到了热销机型iPhone14Pro版本的独供名额。

10月31日就有消息人士出来表示，受疫情影响，富士康郑州园区11月iPhone出货量或将减少30%。

对此，鸿海集团的回应则是，集团也会协调其他园区产能备援，以降低可能影响。据称目前富士康正在加紧提高深圳厂区的iPhone产量。

所以，郑州也好、深圳也罢，内地富士康工厂的“代工能力”，这才是郭台铭跟苹果说话的本钱。

能用劳动力卡美国人的脖子，郭台铭会轻易放弃？

美国人曾敲锣打鼓“欢迎”富士康

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铁锈州”威斯康星州的东南角小镇，一个曾被寄予厚望边陲之地，甚至有着和中国大多数招商引资所在地相同的起名哲学：

“山谷科技园”

一切只因为五年前富士康的一句承诺，投资上百亿美金在此建造一座10.5代线的液晶面板厂，并将当地打造成高科技制造中心。

这本来是一个“一把手项目”，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现身项目奠基仪式，并用他那一贯的语言风格称之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看到Boos这么说，威斯康星州前任州长也非常有信心，表示相信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将会对当地带来巨大的变革，那效果：

就像当年的硅谷改变了旧金山湾区一样。

然而，五年多过去了，美国人最终发现，自己被富士康放了“鸽子”。

在特朗普亲自参加动工仪式，挥舞着金色铲子的奠基场地上，面板工厂连影子都没有。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这家iPhone代工厂承诺偿还的3亿美元基础设施债务——当地官员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吸引其他制造商，他们指望富士康能继续为这些改造项目买单。

当年为了吸引郭台铭和富士康投资，威斯康星州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政府曾经出台了一项15年内给予富士康48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奖励政策。根据《财富》的报道，普莱森特以及所在县政府，共同举债10亿美元，负担其为富士康的奖励计划。

富士康所给予的承诺是，出资100亿美元在威州建设制造工厂，并逐步提供1.3万个工作机会。

而2019年初，富士康宣布因为劳动力成本原因，放弃了在美国建设LCD产线的计划。

100亿美元的投资也缩水到了6亿多美元，工作岗位从1万多个减少到了1454个，这还是3年之后的承诺。

消息传出后，特朗普曾大为光火，一通电话打给郭台铭，质问其为何“背叛”。要知道对大统领来说，最讨厌的就是被人背叛。

可是特朗普遇到了语言艺术的顶级玩家，据称郭台铭给出的解释是，您上任以来，威斯康星州失业率从5%至6%，降到2%多，我根本招不到人啊！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逻辑鬼才。

再后来，随着特朗普离任，富士康美国建厂的计划更加遥遥无期了。

无论是东南亚，还是美国，富士康的海外建厂之路并不顺利，反而是中国大陆厂区给富士康提供了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和代工能力，如果这一次能挺过郑州厂区风波，富士康更应该坚定留在内地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帮到你的一定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