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工商文化中“习业”现象探究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崛起，“习业”之风兴盛于江南，成为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一种文化符号，而江南工商实业家几乎都是通过学徒习业而非科考之路走向成功的特色现象，更具有研究的价值。

南宋理学家朱熹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所谓“习业”，即指近代学徒实地训练工商或其他技艺提高行为能力，如习艺、习商、习医、习官等，以此作为谋生或成才之路。

一、近代习业现象与传统艺徒制

习业源自传统的艺徒制。相比较“习业”，艺徒制更多表现为“习艺”的意义，如木工、鞋匠、中医等，因为手艺简单，学徒不需要太多的知识，边看边习即可掌握。另外，传统艺徒制中，学徒的过程就是为东家创造价值的过程，徒弟所赚全归师傅所有，师傅把技艺全交给徒弟，师徒利益完全一致，所以，师徒关系犹如父子，故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师傅”亦称“师父”。

近代习业制，是工商业发展之后艺徒制的制度化，即把学徒行为纳入行会、工厂或家族的管理制度中来实施，师徒间原本私人的亲密关系转化成个体与厂商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有了利益的冲突性，但体现了责、权、利分明的管理先进性。

1563年，英国最早颁布实施了《工匠学徒法》，之后欧洲各国相续出台了相关法令，以法的形式保护厂商与学徒双方利益。民国17年(1928年)12月8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出台了《上海特别市学徒暂行规则》，但基本没有执行。民国18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将学徒制度与用工制度合并，形成《工厂法》。

根据上海《工厂法》，学徒要忠实、勤勉、服从教导，在学徒期内不得中途离厂；发现学徒反抗正当教导，犯有偷窃行为屡戒不悛者，工厂可终止契约；对学徒其他违纪行为，可处以一定罚金；对导致重大事故、暴力妨害厂务、损毁器物、胁迫他人罢工等行为，送官依法惩办。

《工厂法》对工厂行为也有规定，严禁工厂将招收的学徒作为廉价劳动力；要求工厂必须尽力传授学徒职业技术，并规定学习年限。学徒期限基本为3年制，视技术需要可以4-5年，最短为2年，因事、病、伤而停工的，一律要补足学徒期，甚至因业务清淡而停工的也要补工。其实，很多工厂在学徒期满后，还规定继续为本厂服务年限，俗称学3年帮3年，之后才允许离开工厂。

《工厂法》中对学徒习业的制度要求，加上中国传统艺徒制根深蒂固的师门仪规，合力将江南习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江南工商实业家的“习业”起家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崛起，行业分工和机器的大量使用，突显了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缺失，传统艺徒制变成了更高层次的习业教育，习业学徒工成为各行各业人才的主要来源。

由于地缘情感深厚，也由于成长空间大，江南人家习惯将子女送到上海习业做学徒。史料记载，上海滩无锡籍七大工商巨贾，无一例外都是赴沪学徒习业出身，最终成就功名的。

民族资本家荣敬宗于1887年到上海源豫钱庄习业，3年后，弟弟荣德生进上海通顺钱庄习业，而他们的父亲荣熙泰早年更是奉父命入上海铁肆习业，最终成就了荣氏商业帝国。上海滩煤铁大王周舜卿、电气大王祝大椿、呢绒大王陈梅芳、桐油大王沈瑞洲、电池大王丁熊和上海商界奇才王禹卿，无不是年少家贫，离开无锡赴上海做学徒而起步人生。

除了无锡，祖籍苏州洞庭东山的穆藕初，出生在上海，13岁进入棉花行学徒，发明了“七七纺棉机”，成为中国棉纱大王；常州人刘国钧13岁到槽坊做学徒，15岁随同邻居到常州西门外奔牛镇杂货店学徒，后来开了常州最大的布厂，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著名的爱国民族工商业者。

江南习业学徒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勤劳吃苦的精神。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旧上海学徒工作非常辛苦，一般每日工作10—13小时，一些小厂小店甚至长达18—19小时；学徒不仅要习业内之技术，还要做各种杂活和家务，遭受打骂和体罚之事常有，江南学徒们都能忍之。二是精细诚信的品格。这一品格，一方面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与机器的精密性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为其融入银行等诚信度要求高的商业提供了信誉保障。三是地域同乡的携助。根据上海《工厂法》，凡进厂习业做学徒都需要寻觅保证人，订立《徒工保证书》，保证人通常是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担当。大量无锡籍14-16岁孩童能够进上海工厂或商行做学徒，与同乡的提携有着重要的关系。四是良好的教育基础。习业制对学徒工的健康状况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得益于江南家族义庄所提供的免费教育，即使家境贫穷的孩童，也都有基本的识字能力和智力基础，使习业学徒之路更加顺畅。

三、江南习业兴盛的要素支撑

近代习业现象兴盛于江南，有着伦理价值观先发、宗族义庄支持和习业教育推动等要素造就。

1.“四业皆本”的新理念前提

江南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

明代中期，发端于江南无锡的东林学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形成一种实学思潮。而与东林学派遥相应的在朝官员赵南星、李应升等人就发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之呼声，无锡东林书院与朝廷进步力量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舆论场，为国家发展工商业而辩护。其后，东林学者黄尊素之子黄宗羲更是明确提出“工商皆本”思想，其因挑战传统重农抑商思想、顺因工商业发展，具有时代启蒙意义。

清代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幕僚、无锡籍思想家薛福成的“工为商基，振兴百工”理论，则奠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战略模式，而与其差不多时代的洋务运动核心人物常州人盛宣怀，则把薛福成的理论落地变成了现实，兴办工厂、煤矿和银行，成为“中国实业之父”。

工商潮流聚集之下，恰遇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激发了国人变革图强、兴办实业之决心。于是，无锡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业勤纱厂。一夜间，工业的种子四处发芽，众多工厂起步成长，江南各城市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变化,城市工业的背景开始萌芽。

工商亦本，工业兴起，造就了许多新经济要素，如机器、管理、技术、人才、创新、惠工等理念兴起，其中，关乎人才要素的便是技术工人和操作工人的培养，一时间，工厂、商行开始兴办各种习业场所以培训工人，普通人家为了生计也纷纷做学徒、习百业，习业风大盛。

2.家族义庄的经济文化支持

江南义庄作为宗族内救济组织，从经济和观念上给予人们习业行为最直接的支持。

近代江南习业学徒除了苦力和勤力，还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如上海的不少工厂就规定，学徒工进厂须缴纳押金。而习业学徒大部分都是来自乡下穷人家庭，无论是路费和学费，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应付的，支撑江南习业正常运行的经济要素是江南义庄文化。

江南家族义庄不仅资助考学之子，同时也补贴习业之学徒，各义庄资助名目不一、多少不等，大概包括行李费、路费、学费、生活补贴等。有清代“苏州第一望族”之称的长洲县彭氏谊庄规定，族内子弟的习业资助费包括：铺程钱4千文，关书钱10千文，习成4千文（长洲《彭氏宗谱》卷12）；无锡杨氏道南书塾规定的习业资助费是：三年习成钱3千文（无锡《江陂杨氏宗谱》卷1）。除此之外，汪氏耕荫义庄、潘氏松麟义庄、唯亭顾氏义庄、元和杨氏弘农义庄、叶氏义庄等，赡族规条中皆有对习业资助的具体事项。由此可以看出，江南各大小宗族对族内那些应举无望子女在习业谋生方面的支持和资助，满足了“人人皆可习业做学徒”的经济条件。

除了宗族内经济支持，自南宋开始，江南许多大家族的家训也在传统重视齐家教子的内容上，增加了许多涉及工商本业的训诫，经世致用的新思想就这样通过家庭文化而落地。

无锡《荣氏家训十二条》中就有“职业当勤。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为本职”的表述。常州菱溪钱氏族谱有“士农工商，各有职业。诚各按本分，各勤己业，则上之可以光前裕后，次之亦可饱食暖衣”的教导。苏州潘家松鳞义庄规条则有“习业谋生足以自立，与读书无异，亦应推广成就”和“读书……宜留心经济，读有用之书” 的家训。

常州武进盛宣怀家族的龙溪盛氏家训，非常强调经营谋生的“治生”之道，要求子孙“能远虑，能耐烦，能吃苦，晏眠早起，则勤矣；勿使气，勿求胜，勿轻称贷，量入为出，则俭矣。务本业，惜福命，保身家，胥是道也”。所以，龙溪盛氏从十一世盛洪仁和盛洪林开始便从业商界，族人养成务实、能干、精明之个性，盛宣怀深受家族家训影响，一生都致力于有用之学，最终成就了晚清民族工商界的一代领袖。

苏州吴县叶氏家族叶梦得的著名家训《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则是一篇谋生专论。家训首先提出治生的重要：“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然后解释何为治生：“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又提出四种治生之方法：要勤、要俭、要耐久、要和气。同时，家训中还表达了一些不同流俗的观点，如反对“为仁不富”的传统偏见，赞同取财有道的利己致富，提倡节俭但反对吝啬等。

江南家族四业皆本和实学实用的价值趋向及价值行为，是江南习业兴盛的直接贡献力。

3.实业家创办实训教育的推动

近代江南地区工厂群起、商行林立，带来对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于是，一批实业家开始热衷创办习业类实训学校，或提供习业养成所等学习场所，培育所需人才和技术工人。

实业家的积极参与，给江南习业提供了最终的可能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荣氏家族。这个起步于习业学徒、发家于习业成才的家族，成功之后也不忘办学校或习业场所，以利学徒的成长，习业教育成为荣氏家族创办新式企业的重要内容。

1919年，荣德生兄弟出资10万银元购地约40亩，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这是一所专门供少年学技习艺之用的职业类学校，1923年更名无锡公益商业学校，是我国较早的习业实训学校，荣毅仁、钱伟长、孙冶方、厉无咎等人都曾在此学校就读过。公益商业学校设工、商二科，工科内设锻工场、精制工场、翻砂工场、木工场四个实训工场，以备工本科学生之实习；商科设立银行、商店等，以备商本科学生之实习，课程形式为边学边训。学校为家族企业在最需要的时候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很多优秀毕业生被派往上海总公司，一般人才则留在工厂或商行任职员。

相比较正规实训学校培养中高端人才，普通工人的习业大多是由工厂办“养成所”类的职员训练班来完成，这些学徒大多来自农村和城镇贫寒家庭。如荣家汉口申新四厂养成所就有规定，学徒“第一月授课三小时,工作九小时；第二月授课二小时，工作十小时；第三月授课一小时，工作十一小时”。

不论是正规学校还是工厂养成所，学徒习业的内容不外两类：一为工人的基本素质，一为工厂所需专业知识技能。基本素质包括守时的习惯、合作的精神、遵守的纲纪、坚定的恒心等，正如荣德生所说：“欲劳其形者，必安其心；欲乐其业者，必一其志；欲用其力者，必健其身；欲改其恶者，必修其德。”专业知识技能由基本知识和实训操作两部分组成，普通工人还有识字和算术课程，高层次人才则要学绘图或机械原理。

总之，近代江南盛行的习业之风，对后世有着无形的影响，留给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习业使江南人能够在失去正式学习机会下获得技术，找到读书外的另外一条谋生甚至成功之道；习业的工学结合、实学实用教学方式，培养了人们重技尚能的务实理念和办厂能力；习业在技艺身传中，培育了师徒双方对技艺的专注钻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习业对学徒近乎苛刻的纪律要求，养成人们刻苦勤勉和遵规守纪之作风；习业所形成的“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至今还在产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延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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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菊如,陈林荣.荣氏家族无锡创业史料[M].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2003:471-476.

[3]蒋明宏.近代无锡家族习业活动的起源及兴盛[J].档案与建设,2018(10).

（作者李湘云，系中共无锡市委党校教授；来源：江南论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