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为何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是她的文章《三八节有感》惹的祸吗？

丁玲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女性，她曾经在陕北得到毛泽东的最高礼遇，却因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险些打落尘埃。她曾和毛泽东过从甚密，却又最终失去信任。

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坚守信仰还是放飞自我，是献身事业还是拥抱爱情，是特立独行还是融入环境，每一种选择都不容易，每一次选择的成本和代价都很昂贵。

丁玲这一生，跌宕起伏，颇为传奇，特别是她和毛泽东的交往，从极热到极冷，从友爱到敌视，历史对她的精神打磨尤为深刻，尤为彻底。

青年丁玲

1936年10月，当丁玲来到陕北保安时，她身上至少贴着这么几个标签；1、国统区大名鼎鼎的左翼女作家；2、鲁迅的得意门生；3、第一个踏入陕北的知名女作家；4、毛泽东的湖南小老乡；5、杨开慧的同班同学。

这几个标签，也是毛泽东对未曾谋面的丁玲之初步印象。

而丁玲和许多朝圣陕北的知识分子一样，早就怀了一颗崇敬乃至崇拜的心，把陕北当做自由和光明的代名词，特别是对毛泽东，更是基于外界神话般的传说，在心中早就顶礼膜拜了。

两人都无从知晓，他们见面之后会发生什么。丁玲绝对不会想到，她可以和毛泽东走得那么近。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因为一篇文章，被推得那么远。

历史的洪流中，泥沙俱下。个人的命运，真如一滴水、一叶萍，沉浮回转，总令人唏嘘。

丁玲在陕北

丁玲初到保安的待遇，可以说是“国家级最高礼仪”。丁玲的到来，对刚刚结束长征不久，急待提振士气，对外强化宣传的红军，的确意义非凡。

当年，王明从莫斯科空降回国时，毛泽东曾用“喜从天降”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欢迎，不过，多少有一些言不由衷。

但这次丁玲的加盟，毛泽东真是喜出望外，从心里透着高兴。当天毛泽东专门去理发店仔细刮了刮脸。由于时间问题，没有来得及理发。他挑了整洁的衣服，精心打扮了一番，才去接见丁玲。这在毛泽东的卫士们看来，也是极不寻常的。

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让丁玲终生难忘。丁玲始终认为，那次会面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毛泽东

很多情况下，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如此，初见即是高潮，即是高峰。否则纳兰性德的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就不会那么深入人心了。

丁玲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洛普、凯丰等一众顶级头面人物的共同接见，陕北的窑洞里，这场特殊的欢迎会，让丁玲倍感荣耀。

欢迎会上，毛泽东和丁玲一见如故，亲切交谈。毛泽东知道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就开玩笑地说:“是叫你冰之呢？还是叫你丁玲呢？”丁玲也俏皮地回答:“主席，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毛泽东也诙谐说:“我还有个名字叫润之，你也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众人听了大笑。毛泽东平易近人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第二天, 丁玲就像串门走亲戚一样, 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等领导人住的窑洞去拜访。毛泽东问丁玲:“你大老远来到这里, 打算做什么呀?”丁玲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还赶得上, 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 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但是，对丁玲的到来，以及在苏区应该给她怎样的位置，毛泽东应该是早有准备的，那就是让丁玲挑起文艺宣传的重担，以笔为枪，为革命斗争鼓与呼。

丁玲（右三）在陕北

上前线没那么现成，毛泽东还是按照既定的思路，在丁玲到陕北仅仅一周的时候, 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由丁玲担纲主任，这显然是量身定做，虚位以待。

丁玲和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交往，外人看着，有点儿像父女。但毛泽东自己对丁玲说——你比我小11岁，就当是我的小妹吧！

从后期两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兄妹之喻，更加贴切。

除去政治上的考量，丁玲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意外地给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带来一束光芒，让毛泽东在繁重的事务之余，得以有一个轻松的交流对象，哪怕是向丁玲这样，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讨论，对毛泽东来说也弥足珍贵。

丁玲是湖南的辣妹子，在国统区时就显示了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特别是作为觉醒的女性，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和无情批判，也经常为她的言行自觉，深入骨髓而化于笔端。

她撰写了大量揭批对女性压迫的文章，得到了鲁迅的青睐，遂招募至左翼联盟，成为一名风头劲爆的女旗手。

而且她和杨开慧，曾经同在南华女中就读，同样的年纪，相仿的性格，熟悉的乡音，毛泽东一见之下，怎么能不想起杨开慧？

杨开慧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伤痛，毛泽东曾说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和杨开慧

如今有一个和杨开慧熟识而又极相似的人，来到面前，毛泽东把她当做杨开慧的妹妹对待，也是极其自然的。多年来，对杨开慧的愧疚，也许隐隐约约能有一点点弥补和代偿。

不管丁玲有没有体察到其中的微妙，作为一个率真自我的湖南辣妹，她成为极少数可以不经预约通报，就能直接进入毛泽东窑洞的特殊人物。

两人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文学。和学识渊博的毛泽东相比，丁玲大多时候只是倾听者。她听毛泽东谈李白、韩愈、李商隐，讲《红楼梦》，讲《水浒传》，讲中国的古典文学。毛泽东通常在谈论这些的时候，精神是最放松的。他可以暂时放一放军国大事，让头脑稍作休息。这种状态，像极了和陈毅在一起谈论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丁玲回忆说——他同我谈话, 有几次都是一边谈, 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 或者他喜欢的词送给我, 至今还珍藏着。

丁玲（右一）和萧红（左一）

丁玲在不经意间，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减压阀和开心果。

但毛泽东不会忘记想让丁玲担负的使命，聊文学之余，还是循循善诱，引导丁玲转变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深入到工农兵中去，用革命的作品，去宣传革命，助力革命。

上了前线的丁玲，还是拿起了笔，开始了全新的创作，写出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优秀的战地散文。密切关注着丁玲的毛泽东,看到丁玲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十分欣慰。

百忙之中，毛泽东专门为丁玲填了一首《临江仙》，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十分形象地褒奖了丁玲的转型。而且，这首词是通过军事电报的形式，发给在前线的丁玲，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足见毛泽东对她的偏爱。

可惜，丁玲随军辗转，并未在第一时间看到。1937年1月, 丁玲陪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来到延安。得知丁玲没有看到电报，毛泽东立即铺开纸笔，现场又写了一遍。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丁玲随看随读，被毛泽东的推崇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份墨宝，丁玲怕再次遗失，就寄给了远方的好友胡风保存，遂得以流传后世。

这首词，凝固了丁玲最意气风发的瞬间，也是丁玲和毛泽东友谊的历史见证。

毛泽东对在丁玲在延安的成长，仍就是全程关注。每次毛泽东去红军大学讲课时，都要让警卫员专门通知丁玲参加。

毛泽东还会经常去丁玲的住处登门造访，约她一起散步聊天，观察丁玲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丁玲泼辣的风格挺对毛泽东的脾气，两人的聊天几乎毫无禁忌，开玩笑地说到“小朝廷”、“文武百官”，甚至“东宫西宫”。

毛泽东还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随后又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政治上的栽培意图十分明显。丁玲担心自己应付不了，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谈心和动员，才打消了丁玲的顾虑。这里边，多少有点儿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在“西战团”，丁玲又开始学习话剧表演，毛泽东曾经几次悄悄观摩，对丁玲满是湖南音的表演很感兴趣，鼓励丁玲说——节目不错，就这样搞下去。

丁玲（前排左三）和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合影

1937年9月22日，丁玲带领“西战团”从延安出发, 经16个省市县、60多个村庄, 辗转4000多里，历时8个多月，为抗日战争做宣传。丁玲也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外新闻界，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到影响。忙碌的毛泽东没有闲暇与丁玲谈天论地了。

而且，1938年之后, 大量知识分子涌入延安, 其中不乏像丁玲这样的声名卓著者。 她渐渐失去了像初到延安时那样，自由地出入毛泽东的窑洞的特权，两人的交往开始降温。

更令毛泽东皱眉的是，她的创作渐渐偏离了毛泽东所引导的方向，文笔由热情、欢快变得凝重、尖刻，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他一再强调:“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 对人民要鼓励”,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 不要冷眼旁观, 要热讽。”

毛泽东在陕北

但丁玲骨子里毕竟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早些年她还曾经还说过——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党的决议和束缚，我是不愿意接受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刚刚加入共产党。这恰恰证明了丁玲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骨子里那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跑出来。

毛泽东的劝诫未能引起丁玲的重视, 她依然我行我素, 没能及时接受毛泽东的批评。

1942年三八节前夕，几个延安女青年聚在丁玲的窑洞里。对当时延安的妇女状态进行了讨论，认为还存在很多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怂恿丁玲趁三八节写一篇文章，反映一下。

英武的丁玲

丁玲不知深浅地答应了，一夜工夫，文章就成了。这篇《三八节有感》，现在读起来似乎并无特别尖锐出奇的地方。但是，读文章是要看时代背景的，在几十年前的延安，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王震、贺龙、康生等人反应强烈，对毛泽东说——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竟然有人骂党，有人骂老帅！

一生阅人无数、阅文无数的毛泽东，也敏锐地觉察到，这篇文章存在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问题，丁玲走得有点儿远了！

于是毛泽东让人组织了一次对《三八节有感》的批评活动，同时上榜的还有王石味的《野百合花》。丁玲虽然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但是心里并没有完全转过弯来。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诉苦，问他:“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 人家服气, 我写文章批评, 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耐心地对丁玲说:“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 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 要肯定嘛。缺点, 有几分就说几分, 要恳切, 不要刻薄。你要进行批评, 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 说他怎样艰苦, 怎样打胜仗, 怎样有功劳……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 还有封建残余, 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 受歧视, 人家就受不了啦。”丁玲听了似懂非懂。

秀气的丁玲

其实丁玲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到了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把自己正确的思想，输送给别人，特别是那些原来反对你的人。

丁玲也许并没有认真去研究过毛泽东，去理解毛泽东。她还没有看到，毛泽东自立志救国以来，就在不断地寻找真理，并且千方百计让周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真理。丁玲不知道，很多曾经站在毛泽东对立面的人，都在毛泽东耐心细致地劝导下，一点点扭转错误思想，最终和毛泽东站到了一起，比如张闻天、王稼祥等等都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本人已是“批评大师”。丁玲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学得到呢？

康生在这个时候，又提出丁玲在南京软禁期间的“变节自首”问题，这可是要命的。组织上经过调查认为传说不足信，毛泽东亲自在调查报告上加了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最终，毛泽东的信任，让丁玲这篇捅了娄子的文章和历史问题都过了关。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毛泽东左边为丁玲

两个月后，延安召开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对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两种文风，毛泽东明确表态:“歌颂呢, 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 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 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 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 应该是使他们团结, 使他们进步, 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 去掉落后的东西, 发扬革命的东西, 而决不是相反。”

毛泽东的讲话对丁玲影响深远。随后, 丁玲写出了《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 毛泽东就派人送来一封信, 请丁玲去吃饭，为丁玲“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倍受鼓舞的丁玲，又以战士般的姿态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毛泽东盛赞丁玲是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的好作家，并表示他愿意读丁玲的文章。两人的互动，似乎越来越良好。

可是，谁又能想到1955年，风波卷土重来。丁玲蒙难的原因很复杂，有时代风潮的因素、有丁玲个性的因素，有胡风案牵连的因素，更有她曾经的同事周扬揪住不放的因素，诸多因素纠合在一起，让丁玲最终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年轻时的周扬

周扬曾经是丁玲的上司，周扬的入党介绍人是冯雪峰，冯雪峰和周扬没有因此成为亲密战友，反而成了死对头。而冯雪峰又是丁玲崇拜的人，丁玲从南京逃离也是冯雪峰一手操办的。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难免会影响到丁玲，爱屋及乌嘛。

毛泽东曾经和丁玲有一次似乎很无意地聊起了周扬，问丁玲对周扬有什么看法。丁玲忘记了毛泽东曾经教他怎么批评人，一股脑地说了周扬一大堆的毛病，而没有肯定一句。

当毛泽东沉默片刻，说——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比如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点点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的。

丁玲忽然醒悟，可是已经迟了，她感受到了毛泽东对她深深地失望。

丁玲崇拜的冯雪峰

性格决定命运，尽管在毛泽东的教育引导下，丁玲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的艰难蜕变。但她骨子里性格上有些东西，并不能随着信仰而完全改变。

和周扬的矛盾，最终导致周扬抓住路线斗争的契机，再次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翻出来，从批评升级为批判。而且重新对丁玲的那段软禁历史进行调查，推翻当时定论，确定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时，已经向国民党变节自首，说她隐瞒历史骗取党的信任，再次把丁玲定性为反革命。

高傲的丁玲并未亲自向毛泽东申诉，而毛泽东看到历史问题被重新坐实，也是十分震惊的。遗憾的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相信周扬，丁玲则彻底失掉了信任。在《再批判》中，毛泽东再次亲自对丁玲写下判词——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毛泽东的内心应该是复杂的，他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应该是同一级别的。回想几十年前陕北那些欢欣的日子，兄妹般融洽的感觉，倾心尽力地帮助和教导，却换来是彻底的欺骗。仿佛高楼被抽去底座，瞬间崩塌。

晚年丁玲

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丁玲，又在用残酷的现实检验着他的改造成果。丁玲始终对毛泽东保持着那份崇敬之情，不管被冤屈、被批斗、被羞辱，她都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而且凭着湖南人的那种韧劲儿，她支撑到了平反昭雪的最后时刻，可那时候，毛泽东已经过世八年了，两个人最终错过了互相谅解。

毛泽东

又到三八节了，丁玲如果健在，是否还会重写一篇《三八节有感》呢？人的命运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随波逐流，难以自我掌控。脱开历史背景去判定对错，对历史不公平，对历史人物也不公平。丁玲的“上天落地”和毛泽东密密不可分，两人的友谊经过波峰波谷而不能走向圆满，是他们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