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鲜：49岁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曾主政辽宁，官至副国级

一个平常的傍晚，李贵鲜来到菜市场，他要买一些家里没有种的蔬菜回去做饭。退休后，李贵鲜就在自家门前的小院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茄子、辣椒和西红柿等等。

这样平静自得的生活在别人眼里或许稍显无聊，但在李贵鲜眼里却是丰富多彩。虽然他早已经退休多年，但对于金融的兴趣依然不减。

平日里，不管是去百货商场，还是超市和农贸市场，他都乐得了解每种商品的价格，分析物价的变动。

多年浸淫在金融行业里，使得他早就成为了一个有“钱”的专家；现在，这个专家从银行里走了出来，走到了大街小巷里，走到了田间菜地里。

踏实的干部

李贵鲜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他降生时正值日军全面侵华，东北三省早已陷入了动荡之中。

李贵鲜家里并不富裕，从小他就不得不过上四处漂泊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最能够磨砺一个人的心性，李贵鲜就是这样一步步学会了吃苦耐劳。

李贵鲜在逃难的日子里逐渐萌发了爱国的意识，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在飘零的日子里依旧不忘认真学习。

李贵鲜是很聪明的，他读小学时就连续跳级，从一年级跳到了三年级，又从三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别人要花五六年才能读完的功课，他只花了三年就读完了。后来，他又奋发图强，考入了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

在那个时代，穷孩子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并不容易，但读书就是一条可以实现的出路。李贵鲜知道，是共产党为自己提供了读书的机会，而这机会也来之不易。

他在被保送到苏联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学习后，愈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感恩之情。在那里，他暗自立誓，一定要认真学习，报答党的恩情。

李贵鲜从大学毕业后，作为新中国花费力气培养出来的留学生，他知道自己肩负着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重任。

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无时不刻怀揣着十二万分的热情，恨不得下一秒就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李贵鲜起初被组织上分配到了公安部十二局研究所工作，只过了2年，他又被调入了国营七七七厂。

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李贵鲜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基层工作，他先是从最低级的技术员做起。

按照道理，李贵鲜是“留过洋”的大学生，是高级知识人才，让他和一群普通工人们一起做最低级的工作，显然是有些“委屈”他的。

但是李贵鲜对此毫不在意，他反而认为组织应该这样安排。做技术员，正好可以将自己所学习的知识和劳动实际结合起来，在实际中检验理论。

李贵鲜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工友们非常热情大方，丝毫没有“留学生”的架子。他常常和其他工人们打成一片，还给予他们理论上的指导。

就这样，李贵鲜的职位越来越高，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做到了副厂长、总工程师，乃至党委副书记。虽然他接连晋升，厂里却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对这个勤劳踏实的工友非常敬佩。

务实的领导

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组织看到了李贵鲜在领导上的才干，将他调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

彼时，李贵鲜只有44岁，正是青壮年的年纪。他是全国省级人民政府中最年轻的省长，许多人担心他的资历不够，不能很好胜任自己的职位。

李贵鲜的名声早就在外流传，当时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都有所耳闻，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既务实，能力又不错。任仲夷、郭峰以及班子成员更是大力提携他，也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他主持工作。

在辽宁任职的时候，李贵鲜致力于改革那些老工业基地，以进一步振兴和发展工业。辽宁省自建国之初，就是一个重工业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大刀阔斧改革工业结构、发展城市，是异常艰难的。

但是，李贵鲜并没有因此而畏惧，他一来就呼吁“振兴老工业基地”，后来更是以此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进而主持相关工作。

李贵鲜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是根据自己的臆想和猜测，而是实打实考虑到辽宁省的现实情况。

在他的主持之下，有“神州第一路”之称的沈大高速公路只花费了六年就被建成了。这段公路连接着沈阳至大连两个辽宁省内举足轻重的城市，极大地提升了两地之间的畅通程度。

道路的铸成，使得公路周围的城市也获得了一定的“红利”，人们来往变得更加方便，交通运输更加迅速高效；渐渐地，这条公路带领了许多城市摆脱了贫困。

除了着力于改造基础设施，李贵鲜还针对“科研、生产两层皮”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他时刻向人们强调：科技和生产不能分家，只有把两者联合起来，才能显著提升工业生产力。

李贵鲜在省委常委开会时，多次提到自己在工厂时积累的经验，他深感科技理论和实际生产结合非常重要，因此一直提倡搞技术教育、继续教育。

后来，他提出的“科技生产联合体”形成了一股新形势，被中央视为模范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

离开辽宁后，李贵鲜来到安徽，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一职。初至安徽，李贵鲜就专注于两个重点：干部队伍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想要解决这两个目前存在的问题，必须经过大量的调查，进行具体的分析。

李贵鲜并没有一上任就颁布种种条令，而是来到基层和田地里，深入了解人民的情况。在经过大半年的调研后，他对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怎样解决已然有了一番见解。

在调研期间，李贵鲜发现安徽地区的干部作风很有问题，必须尽快整治。但是，整治干部作风是一件苦差事。

在外人看来，李贵鲜只是在搞形式主义；而那些被整治的干部们，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约束，又有可能对李贵鲜怀恨在心。

但是李贵鲜丝毫不惧可能到来的敌意，他开会时通知大家，“改变干部的作风是重点中的首要工作”。

讲到激动时，他一拍桌子，干脆的声音振聋发聩，让那些本来轻视他的人再也不敢发出半句怨言。

临危受命的能人

1988年，李贵鲜出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他是那时候国务院最年轻的国务委员，在很多人看来可谓风光无限。

但其实，李贵鲜面临的困难，不比他出任辽宁副省长和安徽省委书记时遇到的少，甚至还比他们更加“凶险”。

1988年，是我国经济形势面临巨大挑战的一年。国内经济过热、供求关系紧张、银行资金周转困难，这些情况本就已经不容乐观了；而逐渐露出端倪的通货膨胀，让李贵鲜即将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李贵鲜在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很多银行业务，为了尽快熟悉工作，他开始像学生时期一样，刻苦学习银行知识。

他曾经坦言道：“我感到知识远远不够，就下功夫晚上苦读，白天找一些人来讨论、座谈。”银行的业务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而是内容丰富，专业性很强的。

李贵鲜不单要熟悉银行业务，还要学习经济和金融的知识；而且，光学习理论是不够的，还得把各个领域的知识互相穿插起来，加以利用。

此时李贵鲜已经年过半百，每天挑灯夜读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他从未对此抱怨过一点一滴。

李贵鲜知道自己临危受命，是因为党组织对自己非常信任，自己只能以不懈地努力，来回报这样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因为自己并不是金融和银行领域的专家，李贵鲜便组建了专门攻克业务难题的攻关小组。

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的利益，他首先主持了一项关于保值方案的研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需要集结众人的智慧。

在小组里，不但有硕士博士，还有一些老同志，他们或锐意进取，或经验丰富。在李贵鲜的带领下，众人日夜工作，终于找到了用于计算保值率的“保值储蓄公式”。

彼时，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保护人民币的币值，制止通货膨胀，李贵鲜和金融专家们深入调查，向各个银行部门了解情况。

为了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多次与专家和技术骨干们召开研究讨论会，在会上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个个方案，制定策略。

李贵鲜下令控制货币的发行和信贷的规模、调高了货款利率，为人民开办了保值储蓄。他还积极组织货币回笼，对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一定规模的清理和整顿。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成功扭转了中国那时候糟糕的经济形势。

1998年起，李贵鲜正式晋升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虽然就此离开了投入大量心血的金融岗位，但李贵鲜没有忽视对金融和产业改革的重视。

在一次会议上，他直言：“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都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也是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要的粮食基地。这些地区都有着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不应在经济发展中受到冷落。”

李贵鲜看到了当时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认为东北地区之所以发展较为缓慢，是因为当地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出现了问题。

为了振兴东北这片老工业区，李贵鲜提出了五项方案：

一是要求企业转变自身的发展观念和机制，不要执拗于过去老一套的模式，要建立新式体系；
二是政府要敢于改革创新，鼓励当地群众走出东北，欢迎外部企业进入东北；
三是要广泛学习兄弟省市发展致富的经验；
四是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把“服务”人民放在第一位；
五是要有效利用资本手段和金融市场来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

李贵鲜曾多次接受《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每一次他都非常低调，很少谈论自己的生活，更多地是和记者闲聊金融方面的工作。

在他出任政协副主席时，曾一度拒绝记者采访，每次究其原因，他总是用真诚的语气说：“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成绩也只能归功于党和国家，我个人不值得一提。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

也正是本着这样务实负责的态度，李贵鲜在退休后一直保持着积极接触和学习新事物的习惯。在他眼里，他已经不是“金融的权威”了，但这不代表他就落后于时代，他永远有一颗积极进取的赤诚之心。